张瑾燕，王玉琢

(1.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大连116605;2.内蒙古日报社鄂尔多斯分社，内蒙古鄂尔多斯017000)

守望相助，源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反映了孟子的一种社会理想:同处一地的人们要同呼吸共命运，友好和睦、彼此关心、相互帮助，同时也包含共御外侮之意。此后，守望相助便作为成语流传下来。从古至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传承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和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不断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绚丽篇章。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内蒙古考察时和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了守望相助、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深刻诠释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涵。笔者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及其成因。

一、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与本质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关系，既反映在政治层面，更体现在经济、文化及社会领域。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本质特征就是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充分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承、现实要求和未来趋向;守望相助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如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

首先，守望相助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守望相助，体现各民族的团结一心、共生互补和休戚与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的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各民族互帮互助、彼此关爱的必要性和主动性，主张各民族权益、义务和责任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各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交往是形式和基础，交流是内容和过程，交融是本质和目的。其中，“交融”指民族间的共同点和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从交往、交流上升到交融是关键所在。守望相助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始终，守望相助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价值取向，交往交流交融又构成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基本内涵。

古代各民族的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发生在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主要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

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中华各民族共同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生死存亡的问题，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各族人民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守望相助、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大大地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开始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各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二，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一致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是实现相互守望和交往交流的前提与基础;民族间的互助，是彼此守望的动力源泉与交往交流的必然结果;而民族间的交融与和谐，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其三，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56个民族都是从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以单一经济形态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并追求美好的生活。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农耕经济本身就有很强的互补性，人们需要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分工和商品交换。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分布上交错散居、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收并蓄和情感上相互亲近就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交往交流交融，导致了历史上民族间矛盾和积怨的化解，进而形成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对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华文明前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各个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的必然结果。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和方式也愈加丰富多样。

二、鄂尔多斯民族关系的历史传承

鄂尔多斯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一个地级市，该市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东南西与晋、陕、宁三省区毗邻，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北部和东北部与包头市及呼和浩特市隔河相望。全市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辖七旗一区，总人口近200万，其中蒙古族18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

鄂尔多斯具有悠久的历史。该地区以距今5万年前的萨拉乌苏文化和青铜文化著称于世，形成了古代“鄂尔多斯”文化(史称“河套人”文化)，表明该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明朝天顺年间，蒙古鄂尔多斯部在河套驻牧，该地区始称鄂尔多斯;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鄂尔多斯各旗在今达拉特旗的王爱召会盟，此后鄂尔多斯地区称之为伊克昭盟;2001年4月30日，伊克昭盟经国务院批准撤盟设市，正式更名为鄂尔多斯市。

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外考古学者对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进行了多次考察，发掘出属于“河套人”的大量石器和人类化石，中国考古学者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根据“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它与现代蒙古人种相近。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与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山西朔县峙峪文化、以及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的石器有诸多相同之处，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内地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杭锦旗、准格尔旗相继发现了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墓葬，随葬器物的各种动物纹饰表现出浓厚的草原畜牧业经济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既是北方林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党项、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活跃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长期管辖与经略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鄂尔多斯地区呈现出一幅幅政权更迭、民族迁徙、经济发展、文化多元的历史景象。

公元前306年，赵国打败林胡、楼烦，在鄂尔多斯东北部设置云中郡、九原郡。战国后期，鄂尔多斯东部地区一直为秦国所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鄂尔多斯设郡置县、修筑道路、迁徙人口、发展农业。西汉时期，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立上郡、西河郡、五原郡、朔方郡、云中郡，鄂尔多斯部分地区成为汉代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公元534年，北魏在鄂尔多斯南部设立夏州。隋朝先后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立榆林郡、朔方郡、五原郡、灵武郡和盐川郡。唐王朝将今鄂尔多斯地区划入关内道领属，先后设胜州、夏州、宥州、鲁州、丽州、契州、塞州、盐州、丰州和定襄、云中等多个都督府，既管辖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也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管理北方游牧民族。宋辽金元时期，特别是元朝形成的大一统局面，一方面促进了鄂尔多斯畜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解决游牧地区军民的粮食需求，也大力发展屯田农业和手工业，兴起了东胜等草原城镇。同时，元代鄂尔多斯地区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此后的明朝虽在鄂尔多斯南部设察罕脑儿卫，在东胜北部设东胜卫，但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北元政权的统治下，蒙古右翼的俺答汗与明朝建立了包括鄂尔多斯部分地域的11处互市市场，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朝于顺治六年将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分为6个扎萨克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原郡王旗)、左翼前旗(现准格尔旗)、左翼后旗(现达拉特旗)、右翼中旗(现鄂托克旗)、右翼前旗(现乌审旗)和右翼后旗(现杭锦旗)。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部被开垦的地区设东胜厅。

清代蒙古各部归清朝中央政府管辖，给蒙、汉、满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边疆和相互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康熙皇帝曾谕告蒙古王公、台吉和官兵“择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于耕种”。一些蒙古王公也主动请求清廷派汉民到蒙区和蒙民一起耕种。在此条件下，大批汉民进入蒙区开荒种地，鄂尔多斯七旗“开垦颇多，产粮亦盛”［1］731。与此同时，蒙古族与汉族的商品交换关系也日趋兴盛，来自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的汉族商帮深入蒙古地区互通有无，用茶、布和日用品交换畜产品。随着商业的发展，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小城镇，

蒙汉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清朝虽然从乾隆时制定了阻止汉民进入东北和蒙古垦地的封禁政策，但由于移动畜牧业与农业两种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需求，尤其是在内地人口锐增、自然灾害频繁和招垦与封禁政策反复无常的情况下，导致大量失地汉民冲破封禁进入蒙区开垦。“清中叶以后，在伊克昭盟境内，凡是近长城、黄河处，都有汉人进行耕种，渐成村落”［2］，汉民不断涌入蒙区的状况与日俱增，“走西口”就是当时汉族贫苦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至清末，伊克昭盟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在放垦后已变为纯农区，其他地方变为半农半牧区。随着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出现，鄂尔多斯地区改变了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形态，形成了多种经济并存的地区，不仅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加快了蒙汉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进程，在蒙古民族中也形成了庞大的农民队伍。

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统治，在鄂尔多斯地区大规模实行以开垦牧地为主要筹款措施的“移民实边”政策。这种强垦和搜刮押荒银的政策受到了蒙古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鄂尔多斯乌审旗、杭锦旗蒙古族人民以“独贵龙”形式组织起来进行抗垦斗争。“移民实边”的另一个客观结果是清朝政府改变了过去汉蒙隔绝的政策，使大批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间接地为蒙汉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条件，“使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得到进一步沟通和相互促进，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工商业也在农牧业生产的扩大和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得到发展”［1］833。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了蒙古族人口的数量，并逐渐形成了蒙古族与汉族交错杂居和交往交流更加紧密的状况。

在民主革命时期，鄂尔多斯成为紧邻陕北的一个革命老区，具有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该宣言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宣言反对国民党军阀对蒙古族人民的掠夺，主张民族平等，宣布将陕北军阀抢占鄂尔多斯的土地、盐池还给内蒙古人民，团结、帮助并联合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鄂尔多斯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和连接大青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伊盟工委，并在抗日武装蒙旗混成旅建立了党组织。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代中央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该提纲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了实现蒙古民族解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团结蒙古民族抗日;蒙古民族在政治上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实现蒙古民族一切必要的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实施抗战教育，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和革命传统;扶助蒙古族人民发展畜牧业、农业、手工业;改善蒙、回、藏、汉、维吾尔各民族间的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抗日;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该提纲是一部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献，不仅对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此后制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打下了初步的基础［3］288。在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明文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3］288。同年，从伊克昭盟投奔延安的蒙古族知名抗日人士那素滴勒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1943年7月31日，那素滴勒盖因病逝世，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在临终遗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3］28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伊克昭盟从蒙古王公上层到平民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蒙汉人民共御外侮，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从1939年8月到抗战末期，中共党组织输送了多批次蒙古族青年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途经伊克昭盟到延安进行学习，先后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和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培养的蒙古族学员达到200多人，其中随那素滴勒盖起义的30多名伊克昭盟蒙古族青年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其后在延安民族学院培养的蒙古族学员达到150多人。1945年3月，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内的城川办学，称为城川民族学院，并且很快招收了50多名蒙古族青年。这些经过系统培养和战争锻炼的少数民族学员，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鄂尔多斯开启了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新篇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工业化基础原本十分薄弱的鄂尔多斯依托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羊绒等自然资源，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先后被中央确定为全国改革开放30年十八个典型地区之一和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七个典型城市”之一，创造了为中国和世界瞩目的“鄂尔多斯奇迹”。2014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 162.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 422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3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4 983元和13 439元，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居全国前列。尽管鄂尔多斯近几年面临着工业经济转型、资源型产业延伸升级、非资源型产业规模化发展等艰巨任务，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鄂尔多斯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上的奇迹，除了自然资源富集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各民族亲如手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如果没有民族团结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鄂尔多斯奇迹”是不可能产生的。蒙、汉民族作为该地区民族关系的主体，不仅传承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而且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及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特有的地域环境、民族构成和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成为该地区各民族能够长期和睦相处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动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成为该地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保障。我们看到，在鄂尔多斯，无论蒙古族还是汉族，他们都以自己是“鄂尔多斯人”而感到自豪，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体现在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其自觉行动。仅2014年，鄂尔多斯市就有准格尔旗旗委、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有三人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东胜区、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单位”。

回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是鄂尔多斯民族关系发展中最鲜明的特征，该地区堪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

三、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特征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形成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良传统，正是自古以来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互相影响的结果，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长盛不衰，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如前所述，鄂尔多斯曾是匈奴、鲜卑、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同时又是晋、陕、蒙、宁数省区的交汇之处，不间断的经济往来和人口的频繁迁徙，使鄂尔多斯成为草原文化与中原黄河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鄂尔多斯文化也逐步从单一的草原游牧文化演变为集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于一体的多元文化，具有显著的文化复合性特征。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此和睦相处，多民族、多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特色的地方文化体系，大量历史遗存为这种独特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留下了实物见证，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别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得以传承至今，成为印证鄂尔多斯地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鄂尔多斯文化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草原文化、黄河文化、边塞文化和农耕文化在鄂尔多斯融合、积淀、传承，也造就了该地区各族人民共有的朴实、大气、包容、进取的性格特征。该地区农牧业并存和伴有移民色彩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蒙汉人民长期共处，创造了诸多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保存完整的蒙古族原生文化，成为鄂尔多斯文化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如蒙古族的传统礼仪、宫廷祭祀、民间祭祀、传统饮食、节庆和服饰等，其中“鄂尔多斯婚礼”和“成吉思汗祭祀”以其独特的魅力载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次是具有移民文化特征的传统艺术，成为蒙汉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喜爱的艺术形式。从清末民初以来，随着山西、陕西等地农民的大量迁入，“黄河流域汉族文化与鄂尔多斯的蒙古族文化相互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以共生文化为特征的复合文化。如具有山西民歌、戏曲特点的‘二人台’，具有蒙古族与陕北信天游特点的‘漫瀚调’在这一地区蒙、汉群众中广泛流行，即是一个生动的例证”［4］。其三是极具地区特色的方言、餐饮、音乐舞蹈、民间书画、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仰等，都构成了鄂尔多斯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鄂尔多斯本地方言，吸收了大量蒙古语的成分。其四是民族间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日益增多，这种血缘相亲和情感交融成为各民族守望相助的集中体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鄂尔多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空前广泛和深入，从而加快了该地区文化的现代转型。把鄂尔多斯建成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成为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把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承、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与鄂尔多斯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呼应，各族群众在旅游、经商、求学、务工等方面的跨地域流动和农牧区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显著增加，国内外在鄂尔多斯这方热土上投资的企业界人士也不断涌现，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鄂尔多斯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和与时俱进的，这是该地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根基。

［1］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1.

［3］郝维民.内蒙古革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潘照东，刘俊宝.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及其特点［C］∥胡匡敬.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