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华，闫 苗，禄 怡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091）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国家体系的基本法律单元和政治单元，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其根本特性是民族性，集中表现在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要求民族认同于国家并因此将国家当作自己的利益保障。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和塑造起来的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认同与国家的政治统一、稳定关系密切。我国的民族认同及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巩固和提升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

藏族历史悠久，唐代以后就与中原政权相交流，积极参与到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云南迪庆属于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重要交流通道的汇聚交融之地，是内地与边疆，滇、川、藏三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重要地理连接点，是进入藏核心区的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迪庆一直是中央政权与民族地方政治力量间博弈的主要区域之一；同时又是各种民族宗教意识相互争锋、对立、统一的重要地域，成为祖国西南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敏感区域。迪庆长期保持了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中央将迪庆建设成为“全国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示范区”。研究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探究增强和消解云南藏区藏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变量，国内外学者对国家认同研究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为笔者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文中所指云南藏区是指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共居住有25个民族，主要是藏、傈僳、汉、纳西、白、彝、回、布依、苗、怒、独龙族等，其中藏族是迪庆州的主体民族。截至2012年，全州藏族人口共计129 097 人，所占比例最大，占州总人口的35.8%（根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本文主要依据文献研究和课题组在迪庆所进行的446份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归纳和分析，这些调查数据已在另一篇论文《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1〕中呈现，这里不再赘述。

一、增强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变量

（一）历史因素是迪庆藏族认同中国的基础

藏族作为自在民族可上溯到石器时代，作为自为民族是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后，从此藏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吐蕃王朝的建立对青藏高原各民族的发展、对青藏高原周边民族政治格局以及西部边疆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松赞干布领导的吐蕃王朝以其出色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成就实现了藏族内部的凝聚整合，使诸部落从“对立式认同”发展为“聚合式认同”，对外加强了与唐朝的全面交流与对话，为藏族认同中国奠定重要基础。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管理体制，设立驿站，采取括户、征兵、征税等一系列政策与制度，充分实施了有效管理。元朝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更好地实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认同的互动。总之，西藏认同中国的历史过程是不断增强、持续发展的。

迪庆藏族认同中国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包含由“对立式认同”向“聚合式认同”，由“利益性认同”向“情感理性认同”转变的过程，最后发展至“价值观认同”“政治认同”。其认同是在政治交往、军事冲突、经济贸易往来、宗教文化联系中不断建构起来，方式上是先认同另一个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治理，最后认同中央王朝，其认同是逐渐增强、持续发展的。迪庆藏族对中华国家的认同并非与生俱来，其建构的过程有着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第一，迪庆藏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和独特性，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接触交往较早，在与“他者”的交往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谁”的民族根源性认同较为强烈。第二，迪庆藏族由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不少生活物资的天然缺乏，如茶、糖、生姜、铜器等，基于生存需要必然地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并有所依赖，甚至于在某些历史时段上一些交流互动是进攻性强制性的。在不断与周边其他民族交往之后，通过他们与汉文化的联系而逐渐形成并加深了对汉文化的认同。第三，迪庆藏族对中央政权、中华国家、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通过碰撞甚至敌对冲突的战争之后形成的，然后由“对立式认同”“利益性认同”转变为“聚合式认同”“情感理性认同”。当然对立和冲突是历史上汉藏关系的局部状态，交融互动、归附认同是汉藏关系的主流和常态。唐代吐蕃王朝建立之后，为解决高原相对匮乏的生存资源，不断南扩占领了迪庆地区，在维西塔城一带设“神川都督”。而唐太宗末年，唐朝势力已达洱海地区。吐蕃与唐朝不可避免地在洱海地区发生了冲突碰撞，敌对与战争时有发生，但战后的归附、交流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第四，迪庆藏族对中央政权、对中央国家的认同过程是通过归附或服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性政权或可说中央王朝在地方的代理者的政治治理而发生的。元代，云南行省建立，设临西县，中央王朝对迪庆政治统辖增强。纳西族、藏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自觉积极地加入到维护中国“大一统”的行动中，明代，在中央王朝的扶持和默许下，木氏土司控制了迪庆〔3〕155。土司是中央管辖下的民族地方政权的执掌者，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承担着安边守疆、保土卫民的政治责任。木氏土司励精图治，积极学习传播汉文化，其标榜的“忠君爱民”“诚信报国”思想对其治理下的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迪庆在木氏土司的经营下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也为木氏土司在迪庆藏族中赢得了美誉。迪庆藏族对木氏土司的亲近认可背后是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感。中甸在明代时被称为“忠甸”就是中央王朝对木氏管理下的迪庆政治忠诚的褒奖。然而，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世袭边吏，其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到边疆政治稳定，任其壮大又恐割据一方。这也是清初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中甸进行了改土归流。雍正五年，迪庆正式划归云南。雍正五年四月，清廷添设剑川州州判一员分驻中甸〔3〕157。

自此以后，中甸的流官一直由中央朝廷从外地委派汉官前来担任，每1～2年为一届。中甸成为祖国内地与西藏之间土流参设区，清政府让土官保留了下来，迪庆藏族地区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统辖。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性政权或中央王朝在地方的代理者对迪庆进行间接管辖，转至迪庆归滇，中央直接委派流官进行管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迪庆藏族的国家认同得到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迪庆藏族人民认同新生的共和国，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国家认同建构起来，发展至“价值观认同”“政治认同”，认同层次得到提升。

（二）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关系的和谐促进了迪庆藏族的国家认同

迪庆位于滇西北，属于藏、川、滇三省的交接地带，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藏族、白族、纳西族、汉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多民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形成聚居与交错杂居并存的民族格局，是著名的多民族走廊。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互补，文化习俗上相互渗透、相得益彰，政治上既冲突博弈又合作依靠，历史地形成各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关系。藏族作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和睦共处是历史以来迪庆民族关系发展的常态和主流。在和睦的民族关系中，其他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自然而然影响渗透着迪庆藏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其中尤以纳西族、汉族和白族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同对藏族影响最积极。白族在唐代天宝战争后一直归附、认同中原封建王朝国家，纳西族从汉代以来就始终倾慕、依附中央政权，认同历代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地方政府，主动参与到维护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活动中，有较高的政治忠诚。这些都带动和影响了迪庆藏族的国家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迪庆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互助、和谐，成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示范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增强了云南藏区藏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贯彻增强了迪庆藏族的国家认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云南藏区发挥出巨大的优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藏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增强了云南藏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云南藏区发展、保护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少数民族的教育优惠政策，扶持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发展的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的政策等都增强了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我们在2012年10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迪庆藏族群众对国家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持肯定态度的累计达91.5%〔1〕。在这一点上我们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云南民族大学王德强老师的课题小组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王德强和史冰清对云南藏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多向度地作了交叉分析，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政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受教育优惠政策这几项来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研究显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呈正相关。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没有强化民族意识，消解云南藏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反而巩固了民族关系的和睦，增强了云南藏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4〕。云南藏区藏族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持续增强，爱国情感升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加强了云南藏区藏族对国家的热爱和信心，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统一。我们认为，这是由利益认同而带来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

本课题组关于迪庆藏族群众对国家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同度的调查显示，446 位藏族受访者中认为“很好”的占49.3%，持肯定态度的累计达91.5%，认为“不好，效果不明显的”只占1.8%，表明迪庆藏族群众对国家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认可度较高，云南藏区对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执行较好，实现程度较高。我们在调查中深深感到，云南藏区藏族群众对现在所获得的各项现实利益满足感较高。云南藏区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提高。比如在教育方面，在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迪庆州总人口受教育程度已有显著提高〔1〕。针对迪庆州地广人稀，许多自然村分散，交通不便的状况，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校负责孩子的接送、住宿、饮食，并统一发放校服，我们调查的迪庆州和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的几所学校不仅修建得好，而且充分体现了藏族建筑的艺术风格。

（四）藏族政治精英与主流政治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发挥了示范效应

云南藏区的藏族政治精英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当地藏族群众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下，一批优秀的藏族干部被培养和选举出来，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中充分发挥才干，传播着主流政治文化，传递着正确的政治价值导向。州内的藏族干部作为当地政治精英代表，对迪庆州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调查中无论到哪一级政府，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公务员们的工作积极性、社会责任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迪庆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对当地民众的关怀，那是一种质朴而尊贵的态度与情感。调查中我们不断采集到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政府中的一些藏族干部致力于地方安定、民族团结、发展经济的感人故事。藏族干部们身体力行地带领藏族聚居区藏族群众发展特色经济，建设幸福生活，如迪庆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香格里拉县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德钦县的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业，酥油、青稞炒面、牦牛肉干及奶制品生产等等，无一不凝结着干部们的辛劳。藏族干部较高的政治认同和政策水平，积极能动的政策执行力，使国家的各项政策在云南藏区较好地贯彻落实，保证云南藏区藏族群众能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云南藏区的藏族政治精英们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自身对国家的较高认同意识、政治忠诚和认同行为，发挥了示范效应，增强了云南藏区藏族群众对国家的政治信赖和认同。

（五）藏传佛教上层僧侣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行为起着导向性的影响

历史上，迪庆藏区从宗教权威统辖的范围来划分属于班禅政教系统之下，不属于达赖政教权威的范围。班禅和达赖两大政教权威的政治认同取向完全不同，班禅活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积极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班禅活佛的政治认同及其爱国主义的政治行为对迪庆藏区僧侣以及普通藏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起了正确导向。

在云南藏区，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藏民的政治、社会生活、民俗渗透影响至深，基本实现信仰与民俗相统一。因此，藏传佛教上层僧侣（如喇嘛、活佛等）在藏民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我们在香格里拉县调查时遇到一位喇嘛，他是香格里拉县县政协委员，对当地宗教、文化的发展提出过许多积极建议，并致力于藏文化的传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身体力行地爱党、爱国、爱民、爱教，为其他教僧的良好榜样。迪庆地势险峻、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有些偏远山区藏民的孩子没有条件接受中小学教育，只有把孩子送到喇嘛教寺院学习，寺院僧侣一定程度上肩负着教育的职能，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孩子。我们了解到德钦县东竹林寺的两位喇嘛义务帮助一名藏族老师在乡村发展教育。在我们查阅的县志中也记载有许多杰出的爱国宗教人士（如悍浪·降初尼玛、夏那古瓦、鸠干吉、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更觉·扎巴降参、督噶等〔5〕1344-1364）在迪庆藏族群众认同中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六）经济建设尤其是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促进着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迪庆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形态，以农牧业为主，手工业发展程度很低。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后，“一个以国营经济贸易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体系已初步形成。“1957 年—1996年，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先后建成了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和主导的工业企业35 个，形成了采矿、建筑建材、木材采运与加工、冶炼与加工、电力生产、纸浆制造、制药、食品、酿造、纺织、缝纫、印刷、金属制品、交通运输等22 个工矿行业系列，初步建立了较为适合各族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有利于资源开发的地方工业结构”〔5〕9。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全州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迪庆藏族自治州坚持以“生态立州、文化兴州、产业强州、和谐安州”，1997年以来，在丽江及滇西北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带动下，迪庆州依靠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如雪山、高原草甸、高山湖泊等，以及藏族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实现了迪庆州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由于成功塑造了香格里拉品牌，围绕香格里拉品牌逐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旅游产业体系，较好地带动了农牧业、工商业、餐饮业、建筑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等联动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又很好地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使云南藏区藏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在经济和文化的对外开放中，增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

据统计，2012 年与建州之初相比，全州生产总值达1 136 218 万元，增长了893 倍。州内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比例由“九五计划”末的35：21：44 调整为“十二五规划”中的8.0：40.2：51.8，呈现出工业增长快速、服务业发展稳步的态势，农林牧渔总产值达147 599 万元，矿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超过38.7%，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增加值28 450 万元，旅游业总收入达95.85 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1 016.67 万人次（数据来源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http：//www.diqing.gov.cn/mldq/gmjj/）。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藏民的收入，藏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增长，促进了藏族群众对中央政府、云南省政府和迪庆州政府工作的肯定、支持和认同，增强了国家认同。云南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在一定范围内处于同步增强的状态。经济发展是构筑国家认同的物质根基，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打破了族际间的封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整合力。云南藏区藏族群众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能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国家的满意度上升，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必然地随之增强。

二、消解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变量

云南藏区从建国以来一直保持了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但由于国内外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仍然存在不断侵蚀和消解迪庆藏族国家认同的潜在因素。

（一）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

迪庆地处边疆，与印度、尼泊尔邻近。达赖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长期利用复杂的边境地势和宗教文化因素加强对境内藏民，尤其重点对藏族青少年进行渗透，因为他们对藏区历史和现实缺乏历史对比和政治辨别能力。达赖集团分子以到印度免费上学培训，享受西式生活方式，可以去海外旅游享乐，给予重金等手段拉拢利诱藏族青少年，多年培养后又让其潜回藏区。在迪庆州调查期间我们恰巧遇到一个从印度回来的藏族男孩，他回忆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人来村子里劝说他去印度读书，然后他在国内没读完小学就去了印度，一直在印度长至成人。他告诉我们，去那边读书不仅不用交费，还给他们许多钱用，他会使用汉语、藏语、印度语和英语。他们村子里还有别的像他这样去印度的青少年。他们从小被带出去接受印度的教育，对国内形势及家乡生活缺乏正确的认知，也无关注的热情。这种学校是达赖集团在印度办的，主要是为藏独的分裂活动培养人才。像这样的青年极易受到挑拨、唆使和利用。近几年在青海、甘孜、西藏等地发生多起经达赖集团培训后从印度潜回故乡，用“自焚”等极端手段煽动、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安定的藏独分子。这说明云南藏区也存在潜在的威胁，藏独分子对云南藏区也必定会伺机而动，有可能成为消解云南藏区藏族国家认同的潜在威胁因素。

（二）宗教文化为极端宗教分子的分裂活动提供了隐蔽性

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热烈容易产生狂热、盲目的宗教崇拜，信教群众极容易被达赖集团利用和控制。宗教从其产生开始，就易于与政治联袂，政治权力之间的角逐常常披上华丽的宗教面纱，这是特殊政治权力斗争的隐蔽性和神秘性所在。信众的宗教热情常被极端宗教上层为达至自身卑鄙的政治目的所利用，这是历史的规律。达赖宗教系统在整个藏区的宗教权威高于班禅系统，达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一些藏民信徒影响很大。但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鼓吹“藏独”的行径，并不能为藏区和藏民谋福利，也不是藏族信教群众的福音。只有国家稳定、发展，藏民生活越来越好才是“福报”。但这样的道理并不是所有藏民都清楚的。无辜的藏族信教群众一旦被蒙蔽，将会成为达赖集团实现政治阴谋的垫脚石。境外的极端宗教分子的频繁渗透活动，严重影响着藏区的政治稳定。云南藏区与其他藏区也存在各种联系，其他藏区的风吹草动或多或少会波及这里，只是云南藏区长期的爱国传统和政治稳定始终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绝大多数藏民都十分珍惜和维护这种安定。但某些不良影响依然需要我们警觉。

（三）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带来负面影响

就纵向比较看，建国前与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迪庆州确实发生了巨大变迁，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横向比较看，与东部中部发达省份以及云南的昆明、玉溪、曲靖、红河等发达地区相比，迪庆藏区经济发展又相对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迪庆地理上的封闭性和高海拔生态环境的特殊性给迪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的困难。就大多数藏族群众而言，传统意识浓厚，经商的观念不强，也影响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科技、传媒等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与外界交往的逐渐频繁，云南藏区藏族群众也必然地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感觉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成果并未很好地实现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共享。根据我们的访谈调查，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国新时期经济的强大实力表示认同和自豪，但也有一部分受访者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身经济状况并不满意，对“对迪庆藏区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略低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在迪庆一部分藏族群众的心理上产生不平衡感，一定程度上减弱迪庆藏族群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水平。

三、小结

根据文献材料和田野调查，并参考其他研究成果，对影响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变量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些核心变量起着增强或消解其国家认同的作用，影响其国家认同的程度。笔者将之归纳为：增强或消解迪庆藏族国家认同的双因素，一是增强迪庆藏族国家认同的因素，具体包含6点，属于建构性因素；二是消解迪庆藏区国家认同的因素，具体包含3点，属于解构性因素。怎样应对增强或消解迪庆藏族国家认同的双因素，则是迪庆藏区国家认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有待理论界、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进行通盘设计、统筹考虑并积极付诸实践。

〔1〕周俊华，纳夏，闫苗.云南藏区藏族的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4）：24-28.

〔2〕张云. 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6（1）：23-27.

〔3〕周俊华.纳西族传统政治文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王德强，史冰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J〕. 民族研究，2012（2）：13-22.

〔5〕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