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静

(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116605)

“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深浅不同，也不是整齐划一，但表明了一种倾向，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区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1］显而易见，魏晋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过，民族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与延续性，因而胡、汉之间的融合只能经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晋书》“载记”部分留下了匈奴统治者刘氏一族学习汉文化的大量记载，本文在梳理这些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力图客观描述刘氏一族掌握汉文化的实际状况，并对他们在学习与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作些许说明。

一、研习经典，接受儒家观念

“汉-(前)赵”政权是公元4 世纪的头30 年间南匈奴和屠各联合起来，先后在山西和陕西两省建立的政权［2-3］。这个政权的建立者是刘渊。永兴元年(304 年)，刘渊自称汉王，建年号元熙。署置百官，国号为汉，史称汉赵、前赵。刘氏建立的汉赵政权，开启了十六国纷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推动并加快了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实现“变夷从夏”的历程［4］。赵翼说:“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5］万绳楠先生曾指出，魏晋时期匈奴上层的汉化程度已相当高了，并且在向封建士大夫转化，而这种转化，来源于他们对汉文化的企羡［6］。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是否实现“汉化”，这似乎已经成为衡量历史上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进步一种定向思维和模式。汉化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了中华文化的绝对魅力和领导权威，进入中原地区的各种不同人群，他们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便会迅速地消融在“汉化”的光环之中。在中国历史上，非汉人群接受甚至融入到汉文化的洪流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少数人群接受与掌握汉文化的过程与实际状况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从晋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匈奴刘氏一族的学习情况及其汉文化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汉赵皇族刘氏学习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汉赵政权的创立者是刘渊，从他的从祖刘宣开始，《晋书》有关刘氏一族学习经典的记载俯拾皆是。刘宣“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7］1605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7］1606刘渊的长子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然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7］1605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8］1606他的汉文学功底很深。刘渊的族子刘曜“幼而聪彗，有奇度。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尤好兵书，略皆暗诵。”［9］1623刘渊的第三代从小接受儒学传统的熏陶，他们仍然继续学习研究汉族经典文化。刘聪子“汉大将军，东平王约，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味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至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未尝不反覆诵之。聪大悦。”［10］上述记载无不表明，刘氏一族几代人自幼便研习以儒家为主的传统典籍，并受到汉人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

第二，他们能够引经据典并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刘聪即位后穷奢极欲，游猎无度，经常饮宴后宫，致使朝廷“阿谀日进，货贿公行”。中军王彰因劝谏刘聪“当思先帝创业之艰难”并“改往修来”而被命斩。刘聪的母亲因其刑怒苛严而三日不食，其弟刘乂、其子刘粲也一同切谏。刘聪却非常不以为然，并举出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为自己进行辩解:“吾岂桀、纣、幽厉乎!”［8］1609能够言出此语，当然是他精通经史的结果。类似事例在刘氏当中并不少见，西戎中最强大的权渠部归降刘曜后，他在东堂大宴群臣，发出了“《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感慨，对“济朕于艰窘之极”的君子们进行褒赠。刘曜在处理臣子谏议问题方面比刘聪明智得多，他指出“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并引用《诗经》“无言不酬，无德不报”之语，对阻止他营建寿陵的侍中乔豫、和苞加封为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同时他将此事布告于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并明确提出“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9］1627从上述刘氏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熟习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人物，而且能够以史为鉴，并以此规范自身行为。

第三，刘氏接受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习俗。匈奴旧俗，父死，妻其后母。这种收继婚制度在北方游牧民族当中比较盛行。刘聪即位后，“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单氏之子刘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8］1607单氏为刘渊之妻，然刘聪非其所出。刘义“屡以为言”以示不满，单氏竟“惭恚而死”。显然，这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相戒的结果。《晋书》还记载了关于刘聪“同姓不婚“一事，史称刘聪的太后呼延氏死后，刘聪想纳其太保刘殷之女为贵嫔，他便更访太宰刘延年、大傅刘景，因得知“太保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而大悦;他从大鸿胪李弘处得知“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而又大悦。刘聪纳妃前后的种种做法表明他已经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得知当代大儒也有同姓相婚之事情，刘聪也就不再为他的举动而不安，而且还给他提供这一建议的李弘赏赐黄金六十斤［8］1608。

第四，“善属文”表明刘氏一族的汉文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层次。在《晋书》当中，记载刘氏“善属文”者仅有其二，一是刘聪，“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8］1606，一是刘曜“善属文，工草隶”［9］1623。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们长于诗文，但文章却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知其大略而不得其详。

二、皇族倡导，发展中华文化

匈奴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拥有了“密迩华夷，分民接境”的地域优势。以刘氏为首的统治者率先学习并推广汉文化，由上文可知，他们在应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还缺乏进一步的实践，但是，无论从行为举止还是思想观念来看，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影响确实相当深刻了。

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和调适性，当它进入另一种文化系统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其原有的文化特质必然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匈奴内迁后，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特别是刘氏当中的一些人在西晋的政治中心洛阳生活过，刘聪“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8］1606《资治通鉴》卷85 也有类似的记载:“(刘)渊子聪……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刘曜也是“弱冠游于洛阳”。由于汉族儒者的引领，匈奴刘氏洞悉了西晋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所以，当他们继位后，才能大刀阔斧地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以致汉文化因素渗透到其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学、史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11］。

可以说，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代向自己顶礼膜拜的夷族帝王。他们把对汉文化的向往，付诸于不同程度的洗面革新。在这方面，前赵统治者刘曜在国内推广汉族文化的做法颇为引人注目。他设置专门机构，教授生徒，“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9］1627《晋书·刘曜载记》还记载有:“汉赵国有博士张师”“博士祭酒台产”等。国子祭酒、博士、博士祭酒，皆为晋时太常所属国子学官员，专门教授生徒，学习汉文典籍。汉赵承此，亦设有这些官职。刘曜聘董景道为崇文祭酒，董景道为弘农人，“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9］1627。他还“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也就是从学生中选拔官吏。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刘曜对学习汉族文化之重视。

刘氏一族作为汉赵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内迁匈奴平民中也出现了一些谙熟汉族典章的饱学之士。如陈元达，其原为匈奴后部人，“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先后任汉赵国黄门郎、廷尉、左司隶、右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仪同三司等。史称其“在位忠謇，屡进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而知也”［8］1621-1622。又如卜珝，“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12］，为当世易学大师，所以《晋书》为其立传。

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曾斥责十六国时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是“乱华”，是“破坏文化”，使中国文化陷于停滞不前。但是，从以上汉赵刘氏学习汉文化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论断确有失公允。

三、胡汉分治，学习受到限制

《晋书·刘曜载记》后附唐代史臣所言:“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所云“兼其旧俗”是非常中肯的。其“旧俗”最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即实行严格的胡汉分治。汉赵统治者在文化上努力学习和推行以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支撑。但面对北方士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顽强心理抵抗，刘氏始终受到“晋人未必同我”［7］1602的困扰。他们试图通过政治体制的分治来严格夷夏之别。刘聪灭西晋后，在统治区内设置左右司隶专门管理汉人，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另外以其子刘桀为大单于，大单于下设左右辅，专管胡人事务。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8］1612。主管汉族事务的左右司隶只是丞相、大司马下的部门长官，主管胡族事务的大单于却是副主，刘聪即位前即为大单于，刘桀在任大单于后亦继刘聪为帝，仅从管理者的身份、地位衡量，胡汉之间的地位是非常悬殊的。而且，凡统领二千兵以上的前后左右、上下、辅国、寇军等大将军皆由皇族担任，军权和高位控制在少数族手中，汉人只能担任副贰、参佐之类官职，处理诸如起草诏令、考定律治、修撰国史之类文教或事务性工作。刘曜建立的前赵也实行胡汉分治，以左贤王刘胤为大司马，“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9］1634。

胡汉分治的体制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面对少数族政权的戒备、猜忌和贬抑，中原士大夫恪守着“戎狄豺狼，不可亲也”的祖训，与少数族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疏离感。即使如此，胡汉之间还是发生了各种摩擦与冲突，汉赵政权的史官都为汉族士大夫担任，刘聪因信谗言，恨公师彧所修国史对其父刘渊不敬，而杀之。而刘聪攻入长安，孝愍帝被俘后，许多沦为孤岛的州郡仍忠于晋室，以尽臣节。胡汉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与排斥使得刘氏在维护少数族利益上显得十分敏感，在学习汉文化上其主要着眼点只是为现实政治统治需要服务，这不能不限制其学习汉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八王之乱，“皇晋失统，神器南移”，匈奴贵族刘氏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13］。他们首先从先朝血胤上找到了夷族为帝的依据，声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7］1602他们捷足先登，担负起来建设中华文化的使命。由于严格的胡汉分治，他们在学习与推广汉文化方面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刘氏是五族大规模进入中华的开启者，他们“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为其现实服务，汉文化的习得与实践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刘氏一族的所作所为毕竟具有开启风气的重要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肯定。

［1］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108.

［2］王锺翰.中国民族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27.

［3］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142.

［4］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114:载记第一四苻坚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766.

［5］赵翼.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45 -146.

［6］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 合肥:黄山书社，1989:352 -362.

［7］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8］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102:载记第二刘聪［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9］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103:载记第三刘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10］太平御览:卷610:学部四·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1960:2747.

［11］周伟洲. 汉赵国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206 -210.

［12］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95:列传第六五艺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499.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2:惠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