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体的选择关乎语言、修辞、叙事模式的倾向，也暗含着作者自我认同意识的归属。丁玲在延安早期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带有“类报告文学”特征。文体模糊性与人物塑造的矛盾性都构成了小说意义指向的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的是丁玲在“知识人”与“革命者”之间摇摆的自我认同困境。

基金项目：广东省研究生教改项目“基于微课程的行动导向学习促进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研究”（项目编号：12JGXMMS42）。

收稿日期：2015-03-29

作者简介：黄曼旖，女，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乘着“五四”余韵发展的丁玲早期创作倾向于个人的挣扎与觉醒，后期则倒向了集体主义叙事的怀抱、更多地创作报告文学。她奔赴延安后的创作处于过渡阶段，体现了在两种话语体系间的摇摆。本文试图分析《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以下简称“霞村”） [1]的文体模糊性——小说与报告文学界限模糊，以反映丁玲在集体与个人两种话语逻辑之间的摇摆，从而映照出现代知识人在个人与家国为名的革命话语之间的挣扎直至最终的归顺或“失语”的心路历程。

一、模糊的文体：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

报告文学从翻译、进入中国之初便具有新闻、散文、小说的部分特征，概念外延并不清晰。1930年始概念的译介与确认的主要动力与政治功利密切相关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大体来说，丁玲的叙事文学创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1927 年-1942年为小说和散文，1943年-1978年主要为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