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勤，杨晓伟

（1.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江苏 无锡 214121；2.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314033）

邓小平的发展观涵盖了发展逻辑起点、发展伦理、发展路径、发展动力等关于发展的基本范畴。他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提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1 发展的逻辑出发点：从最大的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党90多年历史的经验性事实来看，什么时候党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地前进一步，什么时候违背了这一原则，党的事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就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来看，就是要正确、科学地界定中国搞社会主义所要直面并由此出发的中国实际。这种实际并不局限于一种孤立的、单向度的“事实”，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基本“事实”的一种综合性“事实”。改革开放之初，就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面临的政治实际来看，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比较单一、狭窄，政治参与的机制建设滞后，政治参与的习惯还远远没有养成，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技巧等政治参与综合素质尚有待提升。同时，政治权力集中比较突出，行政机构重叠较为严重。就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面临的经济实际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处于短缺状态。现代服务业也很不发达，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同时，政企不分，政治系统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处于系统抑制状态。就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面临的文化实际来看，社会主义文化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文化、科技、教育资源开发利用与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也很不适应。就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面临的生态实际来看，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很大程度上被人口众多的人口规模所稀释。

这就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综合事实。尽管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也指出了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可以不受西欧资本主义故乡的那种一般的、五个社会阶段依次更替的“五阶段论”的历史哲学严格制约，可以发挥自己民族的历史特殊性，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但是，这是从社会制度形态意义上来讲的。社会物质、技术形态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这需要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能实现科学的发展，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成为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逻辑出发点，任何忽视这个实际或超越这个实际的发展思想，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邓小平所讲，“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作为这种实际中最终起决定意义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讲，尽管人们自己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2 发展的基本伦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设必要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恩格斯在1894年的《致朱·卡内帕》信中，把这一论断看作是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这个公民找到的“所期望的题词”，除了这个判断，恩格斯认为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列宁也特别强调了这一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目标，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和任务是“保证每个人获得不受阻碍的发展，以使别的任何人都不能统治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发展而不断地努力奋斗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结论里就指出，“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战争废墟的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全国基本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起步的，所以，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当前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毕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不能空喊口号。所以，“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实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进而，改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成为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要解决的主要发展伦理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发展的目标在2005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得到重申和强调。之后，党延续了这一思路，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扩展到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的“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扩展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这都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设必要历史前提。

3 发展的基本路径：小步快走

就发展的基本路径来讲，毛泽东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模式，这种模式有它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它可以迅速地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完成除旧布新的历史任务，激发人的革命激情。但是，在党的主要历史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再沿用这种群众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相对来讲，理性、稳步前进的发展战略更加适合于中国这个超大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复杂性结构。

基于这样的历史辩证、理性思考，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和经济发展稳步“上台阶”思想。就前者来讲，这种战略是一种基于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现状的、渐进稳妥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对“小康”社会目标的设定，较之“大同社会”的目标更为现实，更能在经验意义上为人们所感受到，也更具有政策设计上的可操作性，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和认识水平，从而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就后者而言，这种思路在话语上的提出始于1991年8月20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中，这一思想再次被他重申，“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种台阶思想不仅仅囿于经济建设，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他的基本思路也是否定突击、越级提拔方式，“坚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认为这样“有利于干部扎扎实实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也有利于党组织对干部德才水平的考察了解”。

这种“上台阶”思路的着眼点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即稳定结合起来，在稳定中发展，以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有“小步快走”的形象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邓小平理论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摈弃了激进主义的发展战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较为理性、稳妥的系统发展战略。

4 发展动力的基本要素：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市场

在发展动力的考量上，毛泽东的逻辑是特别偏重于革命精神的激励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咸菜”，但 “这个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同时，特别强调政治挂帅，倚重于道德因素。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模式是“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著名论断，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文中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江泽民也对革命精神的巨大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重申了毛泽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的论述和邓小平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

由此可见，与其说邓小平的科学发展动力思想是对毛泽东科学发展动力思想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前者在继承后者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动力系统中加入了新诠释和新元素的结果，体现了一种历史延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这种新诠释的动力因素有革命精神的新时代意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科技、知识分子作用，新加入的元素有社会主义市场概念等。就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等因素来讲，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话语结构中的新提法，但是，其含义却有了新的变化。对于革命精神的理解，邓小平侧重于在经济建设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背景下，把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如他所讲，“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样讲，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大多数现实的人们的思想实际，把革命精神与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产生了调动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巨大动力；新的历史条件下就生产力来讲，邓小平更加强调了生产力的巨大历史客观制约力量和历史决定意义。他指出：革命不仅仅要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现在强调要以经济规律办事”，“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就科学技术来讲，适应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的世界发展趋势，邓小平极大加重了科学技术的评价分量，“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就知识分子来讲，邓小平更加强调了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九’提到第一”，通过落实政策，极大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思想邓小平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后来，共产党进一步把知识分子这种人才资源上升到发展的第一资源战略高度。如果说，以上因素是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动力系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话，关于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属性而只是经济发展手段的思想，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展思想。通过市场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及时、准确反映市场需求状况，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这就克服了计划经济中按照行政命令调配社会资源、生产与需求脱节等一系列弊病。市场机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动力机制中关键的一环，它与邓小平对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定位综合在一起，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系统。

综观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思想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结合不断变化的国情、党情、世情，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既有价值维度关怀，也有科学求真旨趣，是一种全面、系统、发展的整体思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邓小平科学发展的思想，对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415，415－416，368，375，275，275，27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73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4］ 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7.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大事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

［6］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94.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2.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146，311，314.

［9］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