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

（中国作家协会 创作研究部，北京 100013）

历史不可“戏说”但可以“报告”

报告文学大致有三种创作取向，一种是面向现实的社会报告，一种是面向历史的纪实，还有一种是注重思想阐释的政论策论体报告。现实的一切都已成为或将成为历史，而所有的历史又都指向现实指向当下。从广义上说，报告文学描写的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已然的”事情，亦即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只是因其所描写对象距今时间长短之不同，而区分出了现实报告与历史纪实。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既可以书写几十年前的事情，也可以追述上百上千年前的事情。王宏甲甚至计划撰写一部远古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名叫《万年前大转折》。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发展到了今天，不应再自我封闭，而应充分“打开”和开放，在坚守真实性底线的前提下不断拓展自己的外延。当下出现了很多难以定位的文学作品，我们也不要轻易地或者粗暴地给它强加上一个命名，比如武断地认定它是纪实文学，是非虚构作品而非报告文学。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态度。报告文学可以有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作品，也可以有像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百年潮·中国梦》这样的政论体作品，或者像任林举的《粮道》、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这样的学术体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书写形式或表现形态。报告文学最根本的一个审美特质或文体属性，是非虚构的、真实的，具有新闻性的这样一种文本。而所谓的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以前人们理解的新闻性几乎就等同于新闻，甚至就简单地等同于“新近发生的事情”。如此一来，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势必不具备这种新闻性。然而实际上，在旧事里头同样可以发现新闻和新的内容，这也是报告文学这种文本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新鲜的新颖的内容或资讯、信息。另一方面，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还体现在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角度、新的思想来解读历史或者现实，这种新的解读也能写出新意，也能赋予作品新闻性的价值。像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作者从瘟疫与人类历史相伴随这个全新视角切入，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探索和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年的“非典报告文学创作潮”中脱颖而出，作者亦因此蝉联了三届鲁迅文学奖。

历史纪实一枝独秀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品的市场销量和读者数量明显下降，报告文学阅读消费不容乐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报告文学市场普遍不景气的大氛围之中，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却一枝独俏，广受读者拥趸，不断创下阅读、销售新纪录。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脚印介绍，该社近年来陆续推出的王树增非虚构系列，包括“非虚构战争文学系列”的《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上下卷），以及“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的《1901》和《1911》，其图书总销量已超过150万册，成为该社仅次于引进版《哈利·波特》系列的巨型畅销书。其中，长篇纪实《长征》已印刷25次，销量40多万册；《朝鲜战争》销量20多万册；《解放战争》已经15次印刷，销量80多万册；《1901》和《1911》销量也分别超过了6万册和10万册。王树增系列作品为出版社创造的纯利润超过了2000万元。目前，王树增正在创作“战争文学系列”之长篇纪实《抗日战争》。而据华艺出版社副社长刘泰介绍，该社出版的金一南的历史纪实《苦难辉煌》销售了100多万册，创造了主旋律作品热销的新纪录。2011年，何建明（执笔）、厉华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出版（重庆出版社），至今三年时间销量已达40多万册。岳南的《南渡北归》系列自2011年首版至今，已经印刷了11次，不久前又推出了三卷六册的大字版本，总发行数20余万套。

需求影响生产。这种强烈的阅读需求带来了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史传著作的风行。一方面，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确实怀有较大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通常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特别是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发现的作品，更是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史志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历史纪实”、“名人伟人传记”等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创作者热捧，出现了历史题材占据报告文学市场的现象。

历史纪实具有独特价值

在当前图书市场、文学作品发行销售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依旧保持着较好的市场反应，这与普通读者渴望了解历史、探秘往事、以史为鉴的阅读心理需求密不可分。所有的历史都指向现实，所有的传记都指向个人和读者。

历史纪实具备实录、史志、史传以及史鉴价值，在阅读市场上颇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内容新颖独特的纪实，那些富于个性色彩、感人泪下、曝光私密的自传或名人传记，更是在市场上大出风头，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王树增的《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作品篇幅长达数十上百万字，提供了丰富鲜见的史实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知识性、趣味性的需求。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重写中共早期历史，大为畅销。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探析荒唐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的关联，启人深思，并以区区一两万字的篇幅摘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挖掘“性学博士”张竞生鲜为人知的生平，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被改编成电视剧《铁血兄弟》。湖南女作家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深入挖掘中国橡胶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努力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实，实际上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薛媛媛的作品，还原的是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经过。她把这一种植经过放到中国种植橡胶的整个历史过程乃至全世界发现、利用橡胶的历史大背景上来考量，突出了建国初期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以及年轻的共和国如何发愤图强、自力更生，成功地在传统限定地域之外种植橡胶。这种书写自然具有史志价值和文献价值。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其间出现了一批与毛泽东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湖南女作家余艳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第12期上发表了《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独家披露了杨开慧当年的日记手稿，考证了她与毛泽东的爱情往事及其心路历程，内容真实可信，很好地补白了当年的一段史实。这篇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受到了文坛内外广泛的好评。

2014年3月，铁流、徐锦庚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力图还原《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生命历程”：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地传遍全世界，在亿万人心中激起共鸣与反响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到了这本著作在今日的影响，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彰显了一部经典作品与日月同辉的不朽的思想光芒与精神魅力。因此，或许可以认为，这两位作者立意高卓，他们书写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的流传史、传播史，是其一百六十多年来在全世界，包括中国、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传奇。这部作品出版后，广受关注，获得第十一届“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日前又被正式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宣言》投拍。

新内容、新视角、新发现与新思考

历史纪实创作大多建立在新发现的文史资料、档案、田野调查或口述实录搜集到的新材料等基础之上，大多带有揭示历史真相、内幕或隐情乃至“抢救历史”、“重述历史”的意味。因此，不少的此类作品实质上是一种“旧闻新知”，具有较强的信息性、新闻性，能够满足读者探见历史真相的阅读期待。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选取了成千上万湖南支边人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个例，书写他们在新土地上的开发、垦荒、艰难的生活、劳作，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家庭和子女。这是对往昔历史的抚摸、怀念与追思。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生动回顾了香港被英国侵占直至顺利回归的155年的历史，以历史的关节点为线索，连接起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反映和思考，重点描述香港驻军、社会保障、民主廉洁政治、市民生存状况等关键性课题，提出了国家的强大与一个地区、每个个人的强大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怀中的《底色》以作者当年的亲历日记来还原一位战地记者眼中的越战历史、中印边界冲突等，在战争和人的关系中张扬人性的光辉，题材独特，广受关注。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关注。小说家阿来的非虚构纪实《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试图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瞻对的小小村落居民生存的描写，通过对藏民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传奇般的历史，令人耳目一新。《瞻对》是近年来“非虚构创作潮”的重要收获，是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一个示范性文本。作品在杂志首发后很快便出版了单行本，受到了读者瞩目。《瞻对》的意义显然大于文学，是一部具有多重价值的文本。这实际上也是众多非虚构作品的共性。非虚构作品常常呈现为文学与历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的混合文本，因此同时具备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乃至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阿来的这部历史纪实正是这样的一个文本。这是一部富于个性的历史文本，属于“民修历史”或“私修历史”，是一种区别于官修正史的“外史”或“野史”。作者从一个细小的“夹坝”——抢劫事件出发，铺展开康巴藏区两百年历史画卷，对于官修正史具有一种拾遗补阙、正本清源、纠谬匡正的作用和价值。作者通过自身大量田野调查式的实地勘察、搜集采访，加以丰富的史料校勘、考据考证；不拘囿于历史上已有的对人物及事件的论断，而尽量秉持“不隐恶、不讳善、不虚美”的春秋笔法，严格遵循历史科学伦理与非虚构文本准则。那些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如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琦善，曾血腥镇压保路运动的“屠夫”赵尔丰，在作者笔下均有了另一面性格的展现。在现实中，他们也做了很多有助于历史发展的事情，比如赵尔丰在川边地区的变革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作者都客观地予以描写。这些新发现、新视角，都能带给读者深切的历史现场感和耳目一新的感受。

现实性与现实意义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历史纪实往往都指向当下社会生活，对今天的读者和人们富于启示意义。《忠诚与背叛》通过深入挖掘红岩历史往事，揭示出“忠诚与背叛”是一个革命者最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对信仰的坚守与否同个人职位高低无关，同性别无关。根据作者的考察，在红岩历史中，地位越高的官员背叛信仰、沦为叛徒的几率反而越高，而女性则几乎没有叛变的。通过揭开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作者生动地阐述了理想与信仰的问题至今依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根本性问题，是解决当下不少人思想迷惘、价值空虚的一味良药佳方。而作为一部重温历史的文学作品，《国家记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当今社会，忠诚与信仰重新变成了一个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社会话题。《国家记忆》通过表现一群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用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武装起来的人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光辉，告诉人们，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有理想的人生更有价值，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生活，树立起坚定的人生理想，自觉参与到推动历史前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去。

以考古报告文学创作闻名的作家岳南一头扎进历史旧事旧闻中，进行独家的深入开掘，以《南渡北归》三部曲试图写出众多知识分子精英的人生沉浮、世事沧桑，重现西南联大的苦难与辉煌，捕捉那些渐行渐远的大师们的背影，借助当事人与后来者大量详实真确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努力写出一部文化信史。而从作者不断地感喟“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中，我们也能读到他对大师的倾情呼唤和热切向往。当今中国正行进在实现民族全面复兴的道路上，亟需强大文化血脉的支撑。因此，文化大师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需求。时代需要大师，那么大师究竟如何？大师的标杆又是什么？怎样才能培育出文化大师？在作者看来，大师需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有广博深厚的学识、学问，更须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格，应当在某些方面作出自己独到的发现和成就，能影响改变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或文化发展潮流。大师远去，令人叹息。我们今天的时代还能培养出大师吗？这个沉重的话题的确值得无数国人深思。

作为非虚构叙事，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品格与批判性精神，其所描述的内容常常辐射或映照到当下现实。譬如，《瞻对》一书写到，在乾隆朝时，吏治清明，赏罚分明，官员纷纷效力，皆思进取；而至嘉庆道光年间，国势衰颓，吏治腐败，卖官鬻爵，皇帝令不行禁不止，官员们慵懒散怠成风，玩忽职守碌碌无为，到处贪官胡作非为，奢靡成习，官僚主义盛行，乃至出现为自己请功邀赏的大臣。这些现象与当今某些官场现状何其相似乃尔！因此，这部作品带有反腐败的品质。而关于如何执行科学的少数民族政策，如何处理好民族信仰、处理好藏区及藏族事务，如何推行改革新政，“藏独”主张的渊源等诸多方面，作者也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提示或深入的思考。如被称为“洋钦差”的凤全抱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注重“少数民族政策”，最终一败涂地，引发“巴塘事变”，死于任上；赵尔丰与张荫棠等人顺应时势发展，推行改革新政，势如劈竹，掷地有声，“一改藏地上千年的沉闷郁闭，局面焕然一新”。这些叙事皆以史喻今，言近而旨远。字里行间，我们亦常能读到作者恰到好处的主观抒发和议论说理。如“承平日久，兵不能战，这似乎是盛世帝国的通病”；清兵在上奏战果时，“寨”被他们偷换成一所房子、一户人家的概念，作者讥讽说“这便是官场作汇报材料的功夫”；“那时的国家是皇上的国家。皇帝这个法人，对这个国家承担的是无限的责任，所以，他必得认真如此，严肃如此”；“我在岳府街上，在暖阳下徘徊，遥想这位陨落于近三百年前的将星（岳钟琪）种种传奇。身边车行拥挤，人流混乱，倒不能影响我平心静气”等。老故事，新启示。正如作者所言，“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瞻对》描写的是一段历史往事，但却可以作为我们今日处理治藏方略、民族关系、民族与宗教、权力的阳光运行等诸多现实问题的一面有益的镜子，其价值已大大溢出了文学。

通过历史报告弘扬民族精神，也是对当下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的作者张雅文自始至终都带着一股强烈而炽热的爱国情、民族心在书写，在反思。在写到香港过去的历史时，她借用美国人“第三只眼”的观察，揭示出满清政府的畏战、闭关和贪图安逸是失败之源；写到“一战”、“二战”后中国虽身为战胜国却因弱国无外交而无力收回香港，作者的心情是郁闷的；而在写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循序渐进同时又历经重重困难与英国谈判，有理有节，成功提出并实施“一国两制”时，作者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她把大量的笔墨给予了那些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的中国领导和中英谈判的参与者，如邓小平、廖承志、周南、鲁平、陈佐洱等，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利益忠实的代表者及坚定的捍卫者，为香港回归、祖国统一与强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正如鲁平所言：“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这个人就没有白活。”作品最大的笔墨是讲述1997年回归后之香港，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原则指导下的香港。作者描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的领导下，如何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非典等严峻考验，带领全港上下继续保持社会稳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可喜局面。这其中，特别突出了董建华接受父亲的教诲，“要以做中国人为骄傲”，认定“报效国家，这是我一生的光荣”；突出了曾宪梓、邵逸夫、李兆基等大企业家终生回报祖国，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出力的理想及精神。作者详细记述了“国民党特赦战犯”蔡省三这位95岁老人的人生传奇，借其之口呼唤：中国人不要再自相残杀，反对台独，祖国统一。在采访与创作的全程，张雅文的心中始终鼓荡着高昂的激情和热情，那就是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民族，对爱国、强国之举高声讴歌，对卖国、破坏团结之举大声谴责。不忘过去，才有未来。《百年钟声》以高亢而深情的声音启示我们，只有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只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人人爱国、人人热衷于报效祖国和人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美梦成真。因此，这部历史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历史纪实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历史本真的认识与了解。张洪涛的《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试图还原当年抗日战争的历史场景，以助于读者洞察历史，增进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王树增的《长征》，吴东峰、朱继红《长征：细节决定成败》，或者为读者提供新鲜丰富的史料，或者新颖独到的视角，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成风，英雄经常被妖魔化和丑化，令读者搞不清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譬如郑成功这个历史人物，我们的教科书上一向都把他描写成民族英雄，但是到了今天，他又被演义成“东洋大海盗”。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我们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物，正在受到邻国“胡搅蛮缠”“浑水摸鱼”式的或蚕食或鲸吞的挑战，譬如端午节，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中国文化，韩国人却要据为己有抢先“申遗”。现在，日本也有人宣称，郑成功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并大加炒作，进而荒诞地企图以此证明当年是日本人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势下，张培忠自告奋勇要写郑成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作家的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他所要做的事，正是还郑成功这个人物以本来的面目。2013年由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是他研究创作郑成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作者通过考证，发现郑成功的祖母是潮汕人，他的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虽然其父亲郑芝龙在日本娶了一个小老婆，郑成功7岁之前也是在日本出生和成长的，但是他的血统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这些独到的发现对于读者认识和了解历史真相、甄别是非具有很好的作用。

历史题材中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对读者往往具有励志、激励作用。许多人物的生平经历，他们的思想魅力、精神魅力都能带给读者潜移默化的浸染与熏陶。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通过记述领袖伟人的一生，带给读者深刻的艺术感染和思想教化。张雅文个人传记《生命的呐喊》以一个小人物不平凡的人生，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礼。这些作品均曾不断再版或重印。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主人公是一位至今健在、已经102岁的女红军。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个奇迹。这位原名张爱兰、后被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改名为张桂清的红军妹，曾经担任过红军首长项英的家庭保姆，与毛泽覃及其夫人贺怡、项英夫人张亮等都有过近距离的密切交往。她的一生几乎穿越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全过程，在红军时期、解放后、文革中、改革开放时期，都有不凡的经历或遭遇。卜谷为我们书写了一名最老红军的人生传奇。这样的故事既具抢救历史的价值，也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人性力量和独特的文学魅力。张桂清的人生同时也是一部悲剧。她用一生去守候自己敬爱的红军首领、“姐夫”毛泽覃的灵冢，最终却被证实那只是一堆红土、一座空坟；她参加过红军，打过游击，为革命工作多次出生入死，但解放后在左倾思想的主导下，她却多次沦为“叛徒”，并曾一度被陪斩，差点死在调查组的枪口之下。张桂清的命运多舛，100多年的岁月流水般从这位老人的指缝间溜走，然而，她却依旧坚强地活着。她的存在，让我们相信正义，相信世间确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存在，那就是信念，执著信念，守望信念。作家卜谷用自己的笔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平凡如尘芥却精神高尚的人物。

综上所述，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价值，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长期以来深受读者欢迎。面对目前文学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现实，历史纪实的畅销与热销，可以带给报告文学创作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