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教育学院，广州 510420)

《孩子的游戏》(“Child's Play”)收录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幸福过了头》(Too Much Happiness，2008)中，它和书里的其他9个故事一起，用波澜不惊的口吻讲叙了普通人平静生活的表面下汹涌的暗流。门罗在这部她曾欲作为封笔之作的故事集里展现了完美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有评论家认为《孩子的游戏》是书中最突出的作品之一，它用夏令营中三个女孩的短篇故事捕捉到了关于人之本性的真理 (Balée，2010:670)。《孩子的游戏》还被萨尔曼·鲁西迪 (Salmon Rushdie)选入其主编的《200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事实上，《孩子的游戏》的原型是1997年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真实案件:一个14岁的女孩遭到一群女孩欺凌并最终被溺死。门罗希望用这个故事来剖析“孩子们身上那种真实的残忍” (Awano，et al，2010)，《孩子的游戏》通过绝佳的叙事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引发了读者对于伦理问题的共鸣和思考。

一、《孩子的游戏》的故事伦理

根据经典叙事学的划分，一个叙事作品的素材是“故事”，而其表达的形式则被称为“话语” (查特曼，2013:5-6)。事实上，故事与话语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因为故事总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呈现出来的，没有独立于话语的故事。这里的区分只是为了分析上的便利。通过《孩子的游戏》的话语还原出来的故事并不复杂，简要地来说，它讲述了(a)两个女孩马琳和沙琳在一次夏令营中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b)她们共同杀害了另一个“特殊女孩”维尔娜而未被发现;(c)她们离开夏令营后少有联络;(d)十五年后，沙琳通过马琳出版的著作和马琳取得了联系;(e)晚年，沙琳病危，请马琳去一所教堂找一位神父忏悔。

这个故事涉及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女孩之间的亲密同伴关系以及其残忍的排他性、儿童的谋杀行为、特殊儿童的认同、成人对儿时错误的忏悔，乃至整个社会对特殊儿童的态度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故事的核心事件——维尔娜被害而产生的。

(一)故事的主题:仇恨犯罪 (hate crime)

在美国的刑法中，仇恨犯罪是一种因对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取向、残疾等的偏见而导致的犯罪 (Perry，2001:7)。《孩子的游戏》的主题是发生在孩子中间的仇恨犯罪。门罗对于孩子的天性有着深刻的洞悉，她借主人公马琳之口说起仇恨的缘起:“孩子理所当然是一群保守得可怕的人，他们当机立断地反对一切边缘的、反常的、难以驾驭的东西”(门罗，2013:229)。维尔娜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她的言行举止笨拙，发育滞后，马琳从一开始就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反感”(门罗，2013:229)。但是从头到尾，除了维尔娜有些斜视、说话断断续续、声音粗哑，马琳说不出她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可见，马琳对维尔娜的厌恶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残疾 (disability)，它在马琳眼中代表着类似“诅咒或者阴暗企图”(门罗，2013:228)的东西。这种对于残疾群体的偏见并不少见，它使得很多正常人对残疾人士不仅缺乏同情，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由于偏见，马琳对维尔娜怀有一种病态的恐惧。门罗非常生动地描述出这种恐惧的逐渐升级:最初，马琳只是排斥与维尔娜的身体碰触。她形容维尔娜的手指戳在她背上的感觉，“真像一支支冰凉的针管，直接穿透了我的外套和里面的衣服”(门罗，2013:231)。而另一次，马琳的头发顶在维尔娜的羊毛外套上，她觉得像是“撞在了一个坚硬而又臃肿的肚子的刚毛上”(门罗，2013:232)。在马琳眼中，维尔娜并非一个同类，而是具有神秘可怕力量的他者。一年后，马琳随父母搬走了，终于不用再与维尔娜朝夕相对，但她对维尔娜的恐惧却有增无减。她时刻留意避免碰见维尔娜，甚至介意维尔娜上学路上经过她家时落在台阶上的影子。对维尔娜的惧怕使马琳到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

维尔娜却对租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马琳表现出友善和亲近:她把薄荷糖塞给马琳吃，为马琳推秋千，加入马琳用落叶堆房子的游戏。但是她这些出自善意的举动，却由于马琳先入为主的敌意而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和厌恶。维尔娜的心智使她无法识别马琳对她的不满，她不断用自己的方式向马琳示好。这种“固执得如同爱情一般”的感觉，在马琳看来，却“绝对更像仇恨”(门罗，2013:233)。

事实上，这种“仇恨”只是马琳自己对维尔娜情感的一种投射。她多次用“恨”(hate)一词来描述对维尔娜的感受:

“我告诉妈妈我恨她。”(门罗，2013:228)

“我甚至讨厌①维尔娜头发上不停掉下来的赛璐璐发夹，还讨厌她老是想塞给我的红绿条纹的薄荷糖。”(门罗，2013:229)

“我想，我讨厌她，正如有人讨厌蛇，有人讨厌毛毛虫，有人讨厌老鼠，有人讨厌鼻涕虫。” (门罗，2013:234)

笛卡尔 (2013:50)对“恨”有着极其经典的分析和解释，他认为，“当一个呈现给我们的事物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或是有害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恨。在恨的激情中，我们有意识地与“自己所厌恶的事物保持着距离” (笛卡尔，2013:63)。维尔娜的残疾在一个正常的孩子看来意味着低下和危险。马琳一方面产生了一种优越意识，认为维尔娜“年龄不小”、“没有经验、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 (门罗，2013:229)。另一方面她极力地摆脱跟维尔娜的接触和碰面，因为在马琳看来，维尔娜虽然不会给她造成什么身体上的伤害，但却“能扰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门罗，2013:234)。

可见，由于对维尔娜残疾人身份的偏见，马琳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并导致了对她的仇恨。这种仇恨继而在沙琳那里得到了认同和加固。

(二)正常与异常:“我们”与“他们”

马琳对维尔娜的仇恨是因为后者不同于自己的异常性，与此相对的是，马琳与沙琳友谊的迅速建立则起因于两人的相似性:她们有相似的名字和帽子。沙琳自信地主动和马琳接近，马琳“受宠若惊”地接受了前者 (门罗，2013:223)。两人立即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甚至开始交换彼此心中的秘密。马琳交换的秘密就是她对维尔娜的恐惧和厌恶，它无法被马琳的母亲等成人们理解，却在沙琳那里得到了回应和认同。

一边是和“我”一样的密友，一边是异于“我”的特殊儿童，马琳对“我们/他们”的区分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确认。多兹尔 (2004:132)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仇恨的几乎所有根源都可追溯到“我们/他们”的二分。“我们/他们”是人类天生的二分本能的产物，人们往往通过这种区分来确立自我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它又往往和价值的二元划分如“好/坏”、“正常/反常”、“高级-低级”产生重叠。在马琳看来，“我们”是正常、健康因而高级的，而维尔娜所代表的“他们”则反常、有缺陷、低级。这两者之间泾渭分明，界限的瓦解对马琳的自我认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当同学把她和维尔娜误以为是姐妹时，马琳觉得极其惊骇 (horrifying)，这与她被人以为和沙琳是双胞胎时的沾沾自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马琳最初把维尔娜划分为“他们”只是孩子的一种本能，那么社会机制无疑也确认和维护了这种划分。维尔娜所在的“特别班”与其他正常儿童是隔开来的，学校为了避免他们接触，甚至还设立了不同的上学放学时间。这种人为在空间上的隔离使“正常/异常” “我们/他们”之间的界限固定化了。由于隔离，正常孩子没有接触和了解特殊孩子的机会，更无从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在故事中，我们看到正常孩子对特殊孩子是敬而远之的，特殊孩子却对正常孩子充满了好奇——他们会爬到墙上观看正常孩子们的活动。学校对特殊孩子的态度也不甚友好，管教的方法是“用尖叫、挥舞棍棒之类的吓唬他们”(门罗，2013:230)。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正常儿童很难以一种平等的心态看待特殊儿童。

随着维尔娜等特殊营员突然来到营地上，马琳感觉到“我们/他们”的界限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以前这里是真正的夏令营，有自己的规则，还制定了奖罚制度，和学校或孩子们生活的任何环境一样。而他们来了，每个角落都开始崩塌，充分暴露了它只不过是临时的表演而已。”(门罗，2013:238)

本来只有正常儿童的夏令营里来了特殊儿童，并且将和前者一样进行各种活动。特殊儿童也能参加夏令营，意味着他们和正常儿童一样，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这一意识让马琳对夏令营非常失望。全书的高潮是夏令营即将结束时，维尔娜在水中朝马琳走了过来，“我们/他们”的界限就要打破了。

就在这一刻，维尔娜被摩托艇的波浪打翻。当她挣扎着想把头从水里钻出来时，站在旁边的马琳和沙琳不约而同地用手掌把她的头压在水里，直到她停止挣扎，溺死在水中。因此，“我们/他们”并没有合解，而是“我们”最终毁灭了“他们”。在仇恨和恐惧的驱使下，消除“他们”的这一行为被马琳和沙琳视为“神奇地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门罗，2013:257)。

马琳和沙琳的友谊同盟在这场谋杀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无论是马琳还是沙琳都无法独自杀害维尔娜;她们需要对方以及她们之间亲密的社会纽带来加强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Narduzzi，2013:85)。没有沙琳，马琳对维尔娜只有隐秘的恐惧和仇恨，这种仇恨甚至无法被她自己的妈妈所理解。沙琳不仅认同马琳的仇恨，还一起加入到对维尔娜的他者想象中，加深了“我们/他们”的对立。维尔娜作为他者的存在则是马琳和沙琳友谊的催化剂，而且最终成了她俩友谊的祭品。但是颇为讽刺的是，他者的消失让“我们”的存在也失去了支撑，这也是为何马琳和沙琳的友谊在维尔娜死后嘎然而止的原因之一。

二、《孩子的游戏》的话语伦理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和不充分报道

为了突出孩子的仇恨这一主题，门罗还在话语层面即叙事策略上强化了伦理叙事。《孩子的游戏》是马琳老年的回忆，采取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马琳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来获取信息。因此马琳既是小说情节的中心人物，也是叙事的焦点，还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第一人称由于其视角的限制性、个人性和主观性，往往是不可靠叙述人 (布斯，1987:157)。而马琳由于她在整个故事中的角色 (杀人者)，更决定了她不可能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事实上，叙述者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空白，即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

“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门罗，2013:221)

这里隐约提到的“伤心”而“可怕”的事情，即维尔娜的溺亡，叙述者直到最后一刻才揭露出来。上述故事中的事件，在话语中的叙述顺序变为:(a)两个女孩马琳和沙琳在一次夏令营中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c)她们离开夏令营后少有联络;(d)十五年后，沙琳通过马琳出版的著作和马琳取得了联系;(e)晚年，沙琳病危，请马琳去一所教堂找一位神父忏悔;马琳来到教堂，回想起 (b)她们在夏令营中共同杀害了一个“特殊女孩”维尔娜而未被发现。

(b)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事件，门罗依靠它把所有的片断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由于马琳的刻意回避和误导，它在小说结束之前一直是个空白。读者在阅读中会自动填补叙事的空白，把 (a)与 (c)之间的变化解释为马琳的成长或性格使然。叙述者不止一次有意制造出这种解读，例如，她在谈到之所以没有写信去祝贺沙琳结婚时，说“我觉得祝贺女人结婚这种事儿，伪善到了极点”(门罗，2013:242)。而沙琳主动给马琳写信，马琳也没有回，因为“似乎根本没有意义”(门罗，2013:243)。(b)的最后出现则使整个故事急转直下，制造出了令人震惊的效果。

可见，门罗利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的不充分报道造成了读者对事件解读和判断的不充分，从而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然而，当叙述者最后托出她和沙琳杀害维尔娜的事实时，她所述之事以及她的叙述本身立即呈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读者不仅会重新解读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会对马琳的叙述行为和叙述方式产生伦理上的思考——她的叙述是一种忏悔还是自我辩护?她在叙述中对谋杀事件的回避和延宕是出于愧疚还是羞耻?因此，叙述者的不充分报道除了揭示其心理特征，还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对于强化叙事张力，凸现伦理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亲近型不可靠性

修辞叙事学家费伦和玛汀 (2002:42-43)在《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指出，不可靠叙述可以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或知识/感知轴。在《孩子的游戏》中，马琳既是事件的经历者，又是事件的讲述者。由于时间上的跨度，我们会看到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马琳儿时作为“体验主体”在事件发生时的看法，一种则是马琳老年作为“叙述主体”回忆事件时的观点。②在英文原著中，这很容易区分开来:叙述主体的视角用的是现在时，而体验主体的视角则用过去时。如果说，马琳作为叙述主体的不可靠性主要是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那么她作为体验主体的不可靠性，则主要是发生在认知/感知轴和伦理/评价轴上。但是，叙述主体在叙述体验主体的视角时，常常用现在的视角对其进行补充和纠正。例如，

“从最早的时候起，我就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在那时，我对其他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妈妈我恨她。妈妈问你为什么要恨她，她对你做什么了?”(门罗，2013:228)

这是体验主体的视角，由于其年龄尚小，在认知/感知轴和伦理/评价轴上似乎并不可靠，马琳妈妈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接下来，马琳又用叙述主体的视角解释道，

“孩子用恨这个词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感受，意思也许是他们吓坏了。吓坏了的意思不是他们担心挨打。拿我自己的感觉来举例吧，当你走在人行道上，一些大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拦住你，冲你发出恐怖的怒吼。你害怕的不是对身体的伤害。好像我对维尔娜的恐惧，差不多是对诅咒或者阴暗企图的恐惧。”(门罗，2013:228)

在这里，叙述主体进行了具体的解释，使体验主体对维尔娜的恨更具说服力。两种视角的使用既揭示了一个女孩年少偏执的情感，同时还让读者对此产生了同情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马琳的两种视角并不总是一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例如，在用过去时描述完维尔娜令人厌恶的长相后，马琳又用现在时补充道，“不过，我相信，大家看见她的时候，不会觉得她的模样有什么地方特别招人讨厌”(门罗，2013:228)。这里两种不同视角的交错，塑造了儿童马琳和成年马琳的不同形象，前者时常充满偏见，后者则成熟睿智、公正明理。门罗通过叙述主体对体验主体认知/感知、伦理/评价的纠正，使叙述主体与体验主体拉开了距离，同时也拉近了读者与叙述主体的距离，建立了读者对她的信任。

费伦 (2008:6)曾在《〈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中区分两种不可靠性:疏离型不可靠性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和亲近型不可靠性(bonding unreliability)，前者使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在关系上相互远离，而后者则使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拉近距离。换而言之，疏离型不可靠性和亲近型不可靠性分别意味着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阐释、情感或伦理”上的背离或接近。根据这种区分，《孩子的游戏》叙述者马琳的不可靠性显然属于亲近型不可靠性，门罗通过它使读者首先建立了对马琳的亲近和认同。

正如门罗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撒克尔 (Robert Thacker)所说，“门罗笔下的叙述者，通常听上去都非常像她本人的口吻，从而使读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所描述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并且还是事实存在的” (转引自周怡，2013)。《孩子的游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结尾(b)最终出现之前，叙述主体马琳一直被呈现为理性、自主、有洞见力的女性，颇似门罗本人。她的自省式陈述往往让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和代入感，认为这就是门罗本人在说话，读者因此毫无戒备地接受她的视角和观点。

但是，结尾却是一个大逆转。马琳应沙琳的请求来到教堂，回忆起当年她们一起杀害维尔娜的情景。读者大吸一口冷气之后，会重新审视马琳以及隐含作者的伦理指向。作为孩子，体验主体马琳和沙琳一样，偏狭、幼稚，还有一种天生的排外和残忍。但是与沙琳成人后明显的忏悔态度相比，叙述主体马琳的冷静和睿智似乎不再是一种超脱的智慧，而显示出她在道德上的缺陷。这时读者回过头来再看小说开头，叙述主体马琳的视角就会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逃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门罗，2013:221-222)

这种冷静和理智，对于一个无辜惨死在她手下的生命来说，此时就会显得过于冷酷。

(三)“首位影响”和读者的自我认识

然而矛盾的是，读者并不会由此完全否定马琳，认为她只是一个不知悔改、麻木不仁的恶人。正如爱玛·卡法勒诺斯 (2002:32)所指出的，叙事中的暂时断点会使读者对不完整情节中事件功能的初始阐释与完整故事里事件功能的阐释产生矛盾，而前者并不会一次性地让位于后者，相反，“首位影响”长期在潜意识里左右着我们的观点。也就是说，虽然从完整故事出发，读者意识到马琳的很多叙述是出于对自己行为的辩护或逃避，但是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被首位影响无意识地控制，认同马琳的叙述——比如说维尔娜的令人厌恶之处，比如说马琳年少时虽然病态但却可以理解的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从而对马琳始终保持一定的同情。

但是，利用亲近型不可靠性使马琳的自欺和辩护获得读者的理解，只是门罗使用的一种手段。读者对马琳的认同，使马琳的经验很容易产生共鸣。最后的骇人惨剧则给人当头一棒，读者恍然惊醒过来:我们对马琳的认同，其实也揭示出我们自身同样存在的某种偏狭。我们同情和理解马琳对异己者的偏见和排斥、“我们/他们”的二分以及由此引发的强烈恐惧和仇恨，因为这些恰恰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它们在成人那里往往被伪善地隐藏了起来 (就像马琳说她妈妈那样)，只有作为对象摆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才能够意识到，其实它们还扎根在心灵深处。因此，小说最后读者的震惊与其说来自孩子的残忍和冷酷，不如说来自对自我盲点的认识。我们对故事里马琳的认同深刻地揭示出，我们其实和马琳一样，也具有同样的潜能，会犯下同样骇人的罪行。

当代著名的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 (1964:571)曾说过，艺术是一面镜子，不是指艺术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指艺术像一面镜子，“向我们显示出那些我们否则就无法感知的事物”。因此，所有伟大的作品最终都是指向自我的，它让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孩子的游戏》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孩子的游戏》看到了自己的偏见，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恐惧、仇恨和杀戮。玛格达莱妮·雷德克普(1992:30)对门罗的评价可谓精辟之极:“阅读门罗的结果不是让读者——无论男女——舒服和自大，而是发现我们受困于自大的表现中——确切地作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门罗最精妙的一个技法，是让我们开始的时候对自己的参与毫无意识，引诱我们到一个安于自己偏见和成见的位置，紧接着就让我们极度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自欺”。

三、结语

《孩子的游戏》是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既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快感，又带来了自我认识和伦理思考。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孩子如何在偏见和仇恨的驱使下杀害他人，显然本身就涉及到重大的伦理问题。然而门罗的伦理叙事不是教导式的，而是启发式的。在主人公马琳的内聚焦叙述中，门罗没有参与任何评论和判断，但是她通过有效的修辞方法，把伦理问题摆出来，让读者在阅读中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和自欺之处，从而引发深刻的伦理思考。

注释:

①此处以及后面的引文中“讨厌”在原文里皆为“hate”。

②“体验主体”和“叙述主体”的区分，笔者参照了申丹在《论西方叙事理论中“故事”与“话语”的区分》，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1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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