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01）

论朱子“持守”思想及其儒学践履精神

高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01）

“持守”思想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子的修身论。存心、持敬和主静，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朱子认为“心”在德性修养中居于主宰地位，能“唤醒”“收敛”，使其常处于“惺惺”状态；强调“敬”是圣门纲领，要始终坚持“修己以敬”；还主张习于静坐，明辨动、静关系，以“静”涵养身心。朱子所言存心、持敬和主静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朱子“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去人欲。

朱子；“持守”；修身；德性修养

朱子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被认为是“吾国学术史上中古唯一伟人”[1]16，与先秦时期的孔子一样，“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1]1，成为后世士大夫所推重和敬仰的儒学宗师。朱子之理学思想博大精深，蕴涵丰富，广泛涉及宋代理学的所有命题，在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知行论、治道论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1]2。修身论也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朱子十分重视儒家士人的精神修养，着眼存心、持敬和主静三个方面，深入阐发其“持守”思想，认为只有在“日用之间”坚持实践这种修身功夫，才能涵育自身之德性，形成理想的道德人格。朱子从修身视角出发，对“天理—人欲”的理学核心议题有所探讨，试图通过存心、持敬和主静，使人更好地体认和贴近天理，去除人欲之弊，进而达到修身治国的根本目的。出于这种认识，朱子深切关注日常道德生活，并结合其修身经验与处世实际，对“心”“敬”“静”等问题进行理学阐析，推动人们反思自身不足，改进和完善其修身实践。历史而言，朱子修身论这种强烈的践履性，既受到先秦孔孟儒学的思想影响，也受到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等北宋理学家的精神熏染。因此，深入探讨朱子的“持守”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修身论的实际内涵及特点，更准确地认识这一修身论在传统儒学史上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一、心为主宰，贵于存养

朱子的“持守”思想首重“存心”，认为应慎于修“心”，始终保持德性修养上的明心湛然，更好地修身处事，乃至治国理政。故而，“心”在朱子修身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论较多且深入，显示出朱子对儒家心性之学的深刻认识和阐发，也反映出朱子在修身实践中对“存心”的主体体认与省思。

其一，“心统性情”，为一身之“主宰”。“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2]94，“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朱子认为“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能“主宰”其主体之“性情”，内在影响和决定其修身实践，因此朱子言道：“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2]199强调必须重视“心”对其德性修养所起的主导作用。朱子又说，“古人言志帅、心君，须心有主张，始得”，“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进学者。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2]199，只要确保“心”的“主宰”地位，才能在治学处事中有主张，举措得宜。“心须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别事。心广大如天地，虚明如日月。要闲，心却不闲，随物走了；不要闲，心却闲，有所主”[2]205。朱子既坚持以“心”为“主宰”的修身原则，也强调要善于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协调和把握“心”之“闲”与“不闲”，松紧适当，发挥出“有所主”的积极效用，不被外物轻易扰动。

其二，心须“唤醒”“收敛”人之本心。“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磕睡，强自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然如此等处，须是体验教自分明。”[2]200朱子在论及“人之本心”时，形象譬喻本心不明之人，如同昏睡，认为在这种时候如要明心见理，则须将“心”唤醒，而这种“唤醒”功夫也只有在修身实践中，才能为其所切实体认。当有人问朱子“人放纵时，自去收敛，便是唤醒否”？朱子答曰：“放纵只为昏昧之故。能唤醒，则自不昏昧；不昏昧，则自不放纵。”认为通过这种对一己之“心”的真正“唤醒”，便能摆脱主体精神的“昏昧”状态，愈加贴近和感悟天理的存在，使自身趋于“不放纵”的德性自控中，可见“学者工夫只在唤醒上”[2]200。由此，朱子主张：“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2]201而且明确指出：“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2]200认为“存心”功夫，并非是以“心”治“心”，而是要将一“心”之中的自我“唤醒”，实现主体精神的理学觉悟和持守。在朱子看来，能否对自身的精神意识有所“收敛”，关键在于其“心”能否被“唤醒”。反之，对“心”的有效“唤醒”，也须得益于自身对“心”的持久“收敛”。因此，朱子言道：“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十斤担相似，须硬著筋骨担。”“学者须常收敛，不可恁地放荡。只看外面如此，便见里面意思。”“大抵是且收敛得身心在这里，便已有八九分了”[2]201。

其三，“求放心”，常保其“惺惺”。“大概人只要求个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应接从容。”[2]202朱子受孟子影响，在“存心”上也主张“求放心”，认为“求放心”是明识性善，防止流恶的重要途径。“学者须是求放心，然后识得此性之善。人性无不善，只缘自放其心，遂流于恶”，而且“学者之于善恶，亦要于两夹界处拦截分晓，勿使纤恶间绝善端。动静日用，时加体察，持养久之，自然成熟”[2]203，也就是说，“求放心”的修身功夫，应该“日夕照管令在”，在日常修身中内在自然的德性修养，以此引导和促进穷理进性。因此，朱子言道：“人若要洗刷旧习都净了，却去理会此道理者，无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这里，便须有个真心发见，从此便去穷理。”[2]202认为“求放心”是德性修养的内在前提，当发现自身“真心”，恢复和修持此心时，便可对天理人性有深刻体认。在朱子看来，“求放心”的修身实践可以使“心”常保“惺惺”状态，与外在“规矩”相表里，使人们的言行举止合乎天理，避免昏昧放逸，“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今人心耸然在此，尚无惰慢之气，况心常能惺惺者乎！必心常惺惺，自无客虑”[2]200。实际上，朱子所言“惺惺”，是对“心”在德性修养中主宰地位的突显和强调，如若无法修其“真心”，使“心”为己身之“君”，那么其“心”也就易于昏昧不明，难以依循天理而动，进而有可能便会放逸和炽涨人欲，有害于修身实践。

总之，“存心不在纸上写底，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2]204，朱子在修身上极为重视“心”的实际存养，认为唯有“不失其本心”，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时时“唤醒”“收敛”其心，使自身处于“求放心”的“惺惺”状态，其治学处事方能有所“主宰”，内在体现出天理蕴涵，不为外物人欲所乱。“正是由于心始终处于支配人所从事的实践的地位，所以理学虽最终着眼于道德实践的完成，但始终把对心的修养置于首位”[3]，因此朱子言道：“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2]124强调“心为主宰，存心为本”的修身功夫，是治国平天下的德性依据和根基。

二、圣门纲领，持敬修身

朱子在修身功夫上，不仅主张“存心”为本，而且以此为基础，深入阐发了“持敬”的思想，认为“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著力处，亦无一分不著力处”，“人常恭敬，则心常光明”[2]210，贯通“心”与“敬”之间的德性关联，将“持敬”作为“存心”的重要的践履途径和实现方式。朱子的“持敬”思想，综其要旨而言，主要涵括以下内容。

首先，“敬”为修身纲领，存养要法。“‘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2]210。朱子认为在修身功夫中，“敬”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德性意义，是因为“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敬则万理具在”[2]210，故而“持敬”乃是“先立乎其大者”必须着力坚持的修身准则。由此而言，朱子认为在一切实践之中，都要体现“修己以敬”的德性内涵，不仅“学莫要于持敬”，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力求实现“与敬为一”[2]208的理想状态。

其次，“持敬”要“专一”，“整齐严肃”。“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2]215，“‘敬'，只是收敛来。又曰：‘敬是始终一事。'”[2]211朱子认为“敬”意味着修身处事要有头有尾，始终如一，能集自家全身精力于其上，而无一丝一毫的松懈放逸，因此在回答其门人问“敬”时，朱子明确指出：“一念不存，也是间断；一事有差，也是间断。”[2]211强调“持敬”贵在专一有恒，无断其功。联系日常修身实践，朱子又具体说道：“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认为“敬”之用功处，正在日常举止的“内无妄思，外无妄动”[2]211上，而不必仅从治国理政的大事中见之。由此可知，朱子所谓“敬”，既是进行道德修身的基本态度，也是日常修身得以展开的具体路径。在朱子看来，通过这种内在意识与外在行为的有机统一，便能习“敬”成自然，近可修身育德，远则治国理政，“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2]207

再次，“持敬”须知“谨畏”，能始终收敛身心。“敬，只是一个‘畏'字”，“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2]208。朱子在修身功夫上以“畏”来诠解“敬”，认为在治学处事之间，应以明天理为要，对人欲的消极影响有所警惕和戒惧，“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2]210。“敬是个扶策人底物事。人当放肆怠惰时，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会恁地，虽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听。”[2]211朱子认为“敬”对于德性修养具有“扶策”之功，但这种积极作用只有当对“放肆怠惰”“放僻邪侈”的德行之弊有所畏惧时，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因此，在朱子看来，“敬”并非无所作为，心无所动，而是能以“谨畏”的修身态度，主动收敛身心，时时警醒自身不沦于放逸邪僻的人欲之中，“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2]211。事实上，朱子以“畏”来申言“敬”的德性内涵，其目的是希望人们在面对人欲之时，能小心戒惧，有所作为，能主动将存心修身和治学处事相结合，充分发挥“持敬”所具有的现实的事功性，而不只是局限于个体内在的道德省思。历史地看，朱子这种既强调“心性本源”，又不“舍却外面事物”的修身主张，是其“言敬最要宗旨所在”，不同于程颐、谢良佐等人对内在心性的过于偏重，而后者“颇不免染及禅学”[4]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也为朱子所反思和纠弊。

最后，“敬”分死、活，“持敬”应能“通贯动静”。“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2]216在朱子看来，“敬”不是呆板僵化的修身原则，而是具有“义”的理学内涵，如果遇事不究其“义”，不问所行当否，其所守之“敬”便是“死敬”。朱子认为“死敬”的修身效用，远不及“活敬”，理想的“持敬”实践，应是“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2]216，唯有如此，“敬”才能更好地作用于德性修养。朱子还认为，这种有“义”之“活敬”，也要能“通贯动静”。朱子言“动出时也要整齐，平时也要整齐”，有门人问道：“乃是敬贯动静？”朱子随即答曰：“到头底人，言语无不贯动静者。”[2]212“敬”不分动、静，在日常的修身实践中，无事时要敬，有事时同样要敬，可以说“敬”无时不在，不可间断，并不因“静时少，动时多”，而被“易得挠乱”。“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且如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上；宾客去后，敬又在这里。若厌苦宾客，而为之心烦，此却是自挠乱，非所谓敬也。”[2]212-213朱子这种“敬”分死、活，宜贯动、静的理学认识，具有显著的辩证性，反映他将修身实践视为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而非呆板、静止的德性修养。应该看到，对于防止陷入讲“敬”不究“义”，言“静”少及“动”的修身误区，朱子的这种理学思考，具有积极影响。

总之，“持敬”是朱子修身功夫的重要内涵，与其“存心”主张内在相通，对人们的道德实践有着突出影响。在朱子看来，“持敬”贯穿在知、行过程中，不管是“专一”“整齐严肃”，还是“谨畏”“收敛身心”、死活、“动静”，都兼具致知性和践履性，即知行合一。正所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5]。

三、养卫精神，主静为要

朱子认为“存心”“持敬”，都与“主静”有着密切关联，受到后者的重要影响。“主静”不但能更好地收敛和存养身心，而且也能更好地修己之敬，因此在修身功夫上，朱子着重对“静坐”及动、静之辨有所思考和阐发，从中揭示出“主静”的独特作用和影响。

其一，“静坐”有利于收敛身心，明识道理。与宋儒相同，朱子也十分重视“静坐”在修身实践中的重要性，“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须是静坐，方能收敛”[2]216，认为“静坐”有益于身心精神的存养稳定，对明理见性起到良好作用。因此，朱子主张：“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2]217朱子还指出，儒家的“静坐”不同于禅家式的入定，要求“断绝思虑”。他认为“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不赞成将“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简单“画为两涂”，而是主张“思量道理”也是“静坐”的重要内容，“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2]217。但是，朱子也反对静坐中的“闲杂思虑”，认为这无关乎德性修养。在朱子看来，“静坐”不必拘泥于时间的长短，无需如禅家那样“去坐禅方为静坐”，“但只令放教意思好，便了”[2]217，关键还是在于对自我身心的有效收敛。

其二，静主动客，以静应动，而动静相涵。“静为主，动为客。静如家舍，动如道路。不翕，则不能直遂。”朱子认为在修身过程中，要以“静”为主，因为“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2]219。由此出发，朱子主张在治学处事时，能坚持“主静”，“以静应”，而不是躁扰失机，“随事匆匆”，“以动应动，物交物也”[2]220。但以“静”为主，却不是忽视“动”的修身作用。相反，应认识到“静”与“动”在修身中的不同表现，注重“以静应动”，实现“动静相涵”[2]220。有门人说“动、静两字，人日间静时煞少，动时常多”，认为实际生活中“动”多于“静”，但朱子却答道：“若圣人动时亦未尝不静，至众人动时却是胶扰乱了。如今人欲为一事，未尝能专此一事，处之从容不乱。其思虑之发，既欲为此，又欲为彼，此是动时却无那静也。”[2]219说明要善于感受“动”中之“静”，而不是截然将二者割裂开来。出于这种认识，朱子明确提出：“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事物以求静。”并对动、静关系深入阐述：“动时，静便在这里。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若无间断，静时固静，动时心亦不动，动亦静也。若无工夫，则动时固动，静时虽欲求静，亦不可得而静，静亦动也。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2]218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论及“持敬”时，朱子也将其动、静之辨的理学思考融入其中，“敬贯动静”，提出：“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2]213由此可见，对修身实践中的动、静关系，朱子持有辩证的认识，因而丰富深化了周敦颐、二程等的“主静”思想。

总之，“主静”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也得到朱子的高度重视。朱子认为“主静”对身心收敛、修己持敬，都有着内在影响。朱子也主张采用“静坐”方式进行日常的修身实践，而且强调其中的动、静之辨，反对片面割裂和孤立看待二者，理性看待动、静之间相互影响和转化的辩证关系。

四、日用之间，重在践履

朱子言“持守”，重视修身功夫，这不仅表现为深刻的理学思考，而且体现出强烈的实践诉求，要求“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需要应事接物，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6]。从具体的修身实践出发，朱子认为应在“日用”之间将“存心”“持敬”与“主静”付诸行为，并持之以恒，习成自然，以此完善其德性修养，形成理想的道德人格。因此，在探讨“心”“敬”“静”等问题时，朱子均着眼于“天理—人欲”的核心议题，结合儒家的修身体验与处世实际，阐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和理学意蕴，寻求更为合理有效的修身方式。“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且须于行处警省，须是战战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过，则又不可。”[2]222朱子认为修身功夫，时时体现于日常的道德生活中，这就赋予修身功夫以自觉的践履意识，以符合“天理”为标准规范言行，最大程度上消除各种人欲之害。正是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价值取向，内在决定了朱子“持守”思想必然具有强烈的道德践履性。

对于修身功夫中的“存心”，朱子认为：“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也就是说，在修身中对“心”的存养，绝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持久之事，这直接关系到能否通过德性修养，使自身“自入规矩”，进而使“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朱子指出，“存心”是修身中的内养之道，而各种“规矩”则是外养之法，较为理想的修身结果是“内外交相养”。但实际上，要达到这种修身目的，只有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中，坚持不懈的“存心”，使其“心”处于“常惺惺”的状态，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朱子言道：“古人瞽史诵诗之类，是规戒警诲之意，无时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学问须是警省。”并举例而言：“且如瑞岩和尚每日间常自问：‘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2]200可见，这种“存心”的修身功夫，需要“无时不然”的实践和磨练，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因此，朱子反复说，“学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则群邪自息”“学者须常收敛，不可恁地放荡”[2]201，“大概人只要求个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应接从容”[2]202，强调“日用”之间的时“常”之功。之所以要持久“存心”，养成自然，是因为“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2]205，“盖人心之灵，天理所在，用之则愈明”[2]2612。在朱子看来，只有如此，才能“有个真心发见，从此便去穷理”，进而更好地体认“天理”，消除外在物欲。源于这种认识，朱子又深有所言：“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须是教义理心重于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见得义理自端的，自有欲罢不能之意，其于物欲，自无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间无所主宰，纵说得，亦何益！”[2]201-202显然，“心”要成为修身之“主宰”，体现出内在的“义理”，不扰于“物欲”，就必须在“日用”之间持续不断地存养其“心”。

“存心”要讲究日用之功，“持敬”对修身而言，同样如此。“学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谓：‘敬则无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难。须是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须臾间断，如此方有功，所谓‘敏则有功'。若还今日作，明日辍，放下了又拾起，几时得见效。”朱子认为在修身上“持敬”，不能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松懈，而要“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须臾间断”，只有持久有恒，方能养成习性，于修身治国有所见用，故朱子言道：“自家须用持著，稍缓则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2]208基于此，朱子强调：“‘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著力处，亦无一分不著力处。”朱子认为只有在“持敬”上坚持日用之功，才能使“天理”在自身心中粲然常明，让“人欲惩窒消治”。朱子还特别指出，在日常修身中“持敬”不懈，这也是涵育“善端”，助其体悟儒家之“仁”的重要方式。“学者当知孔门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间，以敬为主。不论感与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养，则善端之发，自然明著。少有间断，而察识存养，扩而充之，皆不难乎为力矣。造次颠沛，无时不习。此心之全体皆贯乎动静语默之间，而无一息之间断，其所谓仁乎！”[2]213由此可知，朱子所谓“敬”，不论是作为修身态度，抑或方式，都需要在其日常的道德生活中持久“涵养”。

朱子认为，在“主静”修身中，也要重视“日用”功夫，“一动一静，无时不养”[2]204。朱子指出，“主静”，不是单纯的“静”，而是始终与“动”相呼应，二者之间辩证互动，因此朱子说：“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若无间断，静时固静，动时心亦不动，动亦静也。若无工夫，则动时固动，静时虽欲求静，亦不可得而静，静亦动也。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在朱子看来，“静”与“动”实际上始终存在于日常修身中，只要善于“以静制动”，就能做到“动静相涵”。处理好动、静关系，就能更好地“存心”和“持敬”，“须是静坐，方能收敛”，“止于仁敬者，静也；要止于仁与敬者，便是动”[2]21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主静”为“存心”“持敬”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确保充分发挥后者的修身效用。朱子认为，在“主静”中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而且动、静的存在也都要“顺理”，加之其与“存心”“持敬”存在密切关联，这都对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朱子“持守”思想中，不论“存心”“持敬”，抑或“主静”，作为重要的修身内容，均体现出强烈的践履性，也都含有明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即：“存天理、去人欲”。一方面，朱子修身论的这种内在的实践诉求，直接受到北宋理学前贤的深刻影响，其中周敦颐的“主静”，张载的“存心”，以及二程的“持敬”，都受到朱子的重视。这些思想主张所具有的践履精神，也为朱子所吸取和发挥；另一方面，朱子身为宋代大儒，对先秦孔孟之学的德性践履内涵也由衷认同，因为儒学自孔孟以来，与其说是理论化的政治道德学说，毋宁说更为实践化。作为传统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朱子理学“似乎多承袭，少开创”，但实际上其“所开创，都已融化在承袭中，而不见其痕迹”[7]，朱子的“持守”思想即是如此，不仅对先秦孔孟和北宋儒家的修身论有所继承，而且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深化和发展。因此，朱子修身论不仅在理论内涵上，而且在践履精神上，都成为传统儒学的历史性代表，对南宋时期及此后的儒家士大夫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以“存心”“持敬”和“主静”为内涵的“持守”思想，是朱子修身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朱子理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宋儒中，朱子虽然不是最先论及“存心”“持敬”和“主静”的，但却能对先贤的学说主张进行深入的理论综合，使其在自身独到的理学体认与反思中，得到创造性的继承和阐发，从这种意义上说，朱子修身论堪称“是‘理学'修养论的集大成者”[8]。朱子“持守”思想所具有的伦理性、政治性及践履性，无一不彰显出宋代理学对传统儒学理论的独特阐扬。在“天理—人欲”的理学省思中，朱子“持守”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的修身理论，赋予“心”“敬”“静”这些传统修身概念以更加充实细腻的思想内涵。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传统儒学修身论的发展中，朱子之“持守”思想可被视为孔孟之后的又一座历史高峰。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回溯朱子修身论，仍可从其“存心”“持敬”和“主静”的理学阐析中，获得莫大的精神裨益，重新发现安顿心灵的道德之路。

[1]钱穆.朱子学新学案：一[M]∥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0：252.

[4]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100.

[5]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附录）[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31.

[6]蔡方鹿.朱熹论修身 [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2）：24-27.

[7]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 [8]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38.

（责任编辑：张群喜）

On Zhu Xi's Theory of the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His Practice of It

GAO Xu
（Chu and Huai Culture Institut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Zhu Xi's theory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is an importantcontent in Neo-Confucianism and em phasizes maintaining a peace of m ind.A ccording to Zhu Xi,this theory includes the innocence of mind,reverence for life and meditation in tranquility.The three aspects are inextricably and inherently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play a dominantrole in cultivating morality.Zhu Xi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on the daily basis,hoping to keep the natural law and eliminate desires through persistence and practicality.

Zhu Xi;cultivating morality;

B244.7

A

1674-9014（2015）01-0013-06

2014-11-18

安徽理工大学2013-2014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儒家‘敬'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形塑”。

高 旭，男，陕西延安人，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淮南子》和道家道教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