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茜

路遥《人生》的现代性意识

张茜

小说《人生》是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大环境下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固有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汇之处。小说主要表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追逐大城市现代化梦想的历程，而作者路遥之所以选择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创作背景，与其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路遥；《人生》；现代性意识

路遥曾说：“我最熟悉的确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我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1］他也提到过：“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2］

小说《人生》中的人物刘巧珍、黄亚萍也都与主角高加林一样，追逐着自己的城市梦想，但梦想最终不得不在现代化潮流中幻灭。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太多的爱恨情仇与数不清的无奈和委屈。而由现代化与传统思想碰撞形成的城乡矛盾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无情地吞噬了一代农村青年向往城市现代化的梦想。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在中国，当代表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代表城市的现代性思想交叉相遇的时候，该如何看待与处理二者的关系。

一

面对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先进、开放、自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生活。象征现代化进程的城市对农村青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小说中，各个人物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方式，尽力向心中的“光明城市”无限靠近。

在小说中，城市是高加林向往的区别于农村的“光明之城”。即使是在对回归农民身份的过程中也从未放弃过追寻进入大城市的梦想，他是先进的现代化思想的追随者。文中描写到，在去集市卖馍的路上，“县城的全貌出现在视野之内，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3］作者简单几笔勾勒出的县城模样，并没有极力描写城市的热闹和繁华，但在高加林看来却拥有着“诱人的魅力”，这充分体现出高加林内心对现代化城市的热切渴望。与巧珍的爱情，虽然暂时使他觉得“在农村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但他的内心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4］高加林虽然牵挂巧珍，但他又不甘心被拴在土地上，留在一个远离城市，隔绝现代化的穷乡僻壤。而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慕，也正是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与周围农村人都不同的现代气息。文中高加林是作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有意识追求现代化城市的形象，而刘巧珍则是一个无意识追求现代化进程的典型形象。作者塑造的高加林形象代表了一代青年人渴望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现实梦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严格规定了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区别，这个条例的出台无疑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上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看似不可能完成进入城市这个目标上，仍然有千千万万农村青年渴望并尝试着，是什么原因，让一代农村青年如此坚持梦想？

二

毫无疑问的答案——城乡的巨大差异。“现代性”在小说中以“光明城市”为寄托出现，具有先进、开放、自由多变的特点，相比起来，农村就显得落后、闭塞、愚昧。具体的差异体现在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对乡村的态度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方面，经济情况严重落后于城市，连温饱都成为问题，青年人自会产生渴望改变现状的想法，而改变现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摆脱农村进入城市。其次，文化方面，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对此差异感受更为强烈。农村因经济落后，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更别提精神需求。农村文化闭塞，科学观念落后，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生活在乡村经常不被村里人理解，高加林在村里搞“卫生革命”，反而认为是破坏了村里的水质；巧珍刷牙，反成了村里看热闹的对象。城市生活每天有音乐、广播陪伴，乡村生活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除此之外，有知识的青年人最在意的，是在城市这个广阔世界里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大的舞台。农村青年中有知识有才能的，也仍然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再次，城里人对农民身份鄙视的态度也让农村青年渴望摆脱乡村。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城里人自觉高人一等。小说中，体现最明显的是婚姻方面，在高加林进入县城之前，黄亚萍从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就在他们已经在一起后，高加林被检举，黄亚萍痛苦的焦点也集中在——“她真诚地爱高加林，但她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5］城里人对待农民的鄙视态度由来已久，摆脱农村，不被鄙视，这是农村青年渴望城市的另一个原因。

三

高加林是一代农村知识青年追寻城市梦想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既有乡村传统的优秀品质，又有城市现代文明的先进思想，并且从未放弃自己追寻的城市梦想。对于这个作者塑造的近乎完美的农村青年形象，为什么会追寻梦想失败？这不仅是对于高加林失败的追问，更是对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失败的叩问。

作者路遥在总结高加林失败的原因时，主要是停留在城乡矛盾对立的表层阶段——城乡文化价值道德观念。高加林在城市化自己的过程中，城市和乡土文化价值道德观念产生了碰撞，而高加林选择放弃传统的乡土文化价值道德观念，这在作者看来是失掉了他的根基，正如德顺爷爷说的那样：“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是上天还是入地呀！”［6］在总结高加林失败的原因时，更多是归结在城乡文化价值道德观念的差异上，这也是现代性在生活价值观念上城乡存在的巨大差异。

现代性所带来的城乡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确是高加林失败的原因，但如果把高加林的人生追求看成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奋斗，那么城乡道德观念差异的因素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高加林的奋斗路途中，现代性与落后的体质之间的巨大矛盾，绝对是以个人力量难以改变、难以抗衡的阻挡因素。这种因素竭力地制造并扩大城乡矛盾，并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操控着高加林的命运。这股无形的力量，具体到当年的现实情况则是——限制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和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别以及随之形成的等级观念，对于农村知识青年来说是挫败人生理想的强大力量。且不论一生都面朝黄土劳动的农民具不具备怀疑现实合理性的思想能力，就暂且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思辨能力，那又能怎么样呢？这股无形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是葬送了高加林个人的梦想，挫败地更是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城市理想。

以上两点原因，城市与农村在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政治体制上形成的巨大差异，是从现代性自身特点出发。而从农村自身来看，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自有它稳固的根基，面对城市现代化的席卷潮流，冲击虽然巨大，但它自有的体系却能相对消解外界的影响。高加林的追求和反抗与农村文化格格不入，他所追求的一切，带来的更像是对传统农村的“破坏”。而这“破坏”打破了农村原有的平静，达到了“死水微澜”的效果，但最终一切都回归平静。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村文化，不仅自身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庞大体系，对于外来的现代性思想潮流也具有强大的消解性。

面对现代化潮流的席卷，人们不得不承认先进思想以及落后文化的优劣性。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围绕高加林恢复农民身份的描写中，处处体现出作者路遥对于农村乡土文化价值的肯定。不管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农村自然风光的描写上，都是作者价值观的一个体现。作者笔调中渗透出的价值观和小说主人公追求城市文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得城乡矛盾这个主题在作品中更具张力。

尽管作者肯定的是乡土文化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抵制现代化潮流，要故步自封回归乡土。路遥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个形象，以及描写他追求城市现代化的过程，表达了自己对于城乡文明和现实关系的看法。面对现代城市文明，奋斗和竞争无法避免，仅仅以个人的功利和欲念为目的，就会变得不择手段，并且将自己不断扭曲、分裂，直到面目全非。而作者用这样的反面例子，也意在批判高加林正是摒弃了中国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不会因为城乡的差别而过时，或者说，它是普适的。在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上，寄托了作者在自身时代对社会发展的一个答案。正如路遥所说：“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7］

［1］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J］.作品与争鸣，1982.

［2］路遥.路遥小说选·自序［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3］［4］［5］［6］路遥.人生.路遥全集［M］.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卷二）［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何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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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5）15-0040-02

张茜/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四川成都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