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锦羚

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理性选择
——以皇帝世袭制为视角

施锦羚

中国古代的皇帝世袭制度长久以来被沦为愚昧、罪恶的代名词，本文试图跳脱主流的观点，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出发，分析皇帝制度以及与之合力发挥作用的世袭制度在当时背景下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合理性。认为古代中国并不具备民主的基因，且中国的皇帝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促使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

古代中国；皇帝制；世袭制；政治结构

“存在即合理”，不少人会将这句话演绎为“真理是永远存在的”，笔者认为不可能存在永远的真理，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以某个阶段、某个条件为前提而成立的。就像科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限定条件……一个理论定论的限定条件越窄、越严格，则越难以被证伪。”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一个制度既然切实的存在过，就说明有它产生的合理之处，限定它的条件改变了，这个制度便随之被证伪，变得不再合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另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

皇帝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种，在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甚至现在仍然存在着。中国的皇帝制度在民主革命的炮轰下沦为了愚昧的象征，并在随后100多年的民主意识形态笼罩下，几乎成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对于皇帝制度为何腐朽，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因为历史证明它是腐朽的。态度强硬且不容辩驳。从这里可以看出，缺乏对历史和制度的理性思考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通病。那么接下来继续思考，皇帝制度在古代中国是基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萌生的？仅仅是一人的私心便想将国家据为己有吗？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少部分人的私欲无法长久地维持一个制度的存在，除非这部分人的私欲与当时主流的社会需求相遇并激发出火花。而且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要能在历史中寻到它的踪迹，就很难说它一味地只是愚蠢或者罪恶的。因此，本文站在理性的角度探讨皇帝世袭制在中国古代存在的合理之处和必然原因。

一、作为古代的皇帝制之合理性

1.民主的基因。对于“民主”一词的描绘，总是伴随着人权、平等、自由等美好词汇。卢梭曾经提出，“一般说来，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合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用于大国。”［1］这时我们便不得不考虑，这样的论断从何而来？当我们在脑海中描绘出古代中国的样貌时，大体会浮现出老子口中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这句话已经粗浅地为我们揭示中国古代并不具备民主基因的原因，毕竟，民主社会使得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将“装在套子里”的个体变成了社会的动物。但在以农耕为业的东亚大陆之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更为集中，又更为分散的”。“集中”体现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使得家文化备受重视，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也不具备贸易往来的基因，因而以家族、村落为单位的小集体居多；“分散”则体现在古代农耕者缺乏相应的社会交往，因而整个国家便缺乏一种可以将数个小集体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纽带。

朱苏力教授曾提出过“民主的基因是共同体”的结论。共同体使得人成为城邦的动物，以古希腊城邦所实行的民主政体为例，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以及耕地过少的现状，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往来发达，这种生活俨然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各种利益的缠绕使得城邦公民有共同参与城邦事物的动力，也使得公民间能相互了解参政者的能力与品行，并根据不同人对于自己所需利益的不同需求，党派应运而生。而这样的民主制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没有生存土壤的。试想，即使作为古代精英阶层的孔孟在周游列国时，大部分人也会因为听不懂他们的口音而无法理解他们试图宣扬的克己复礼；倘若真的举办一场选举，各位选民也会因为不了解台上的候选人而面面相觑。因而真正的民主作为近代意义的产物也是需要强大的技术和方便的交通来保障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是无须治理的“自然状态”，借用霍布斯的观点，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处于万人对万人的状态，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出去，这样就形成了国家。而国家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古代中国缺乏生活共同体，于是必须产生一个可以代表国家行使“这份权利的人”，以维系一种最低限度的政治生活秩序，规定人们为了生活和繁衍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秩序。放在中国，皇帝便在历史的舞台上华丽登场。

2.皇帝制度存在的理性思考。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和经济附加值最终来源于土地，在如上的背景下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土地而非现代意义上民主思想的萌发。因为在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尚未耗尽的古代中国，即使闭关锁国、自给自足也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太平盛世”。所以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古代中国的皇帝具备着保障社会秩序安定、平稳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证明，只要中央集权被削弱，便会激起一场腥风血雨，与之相反，只有“统一”才能造就太平盛世。中国的皇帝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促使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区别以往批判皇帝制度是“一人之治”的制度，而是一个由全国范围内汇集而来的社会精英组成的政府，并严格依照律例典章运行的官僚政治体制。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中国，皇帝制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少数人掌事的贵族制（贵族制也必须以共同维护共同体为前提）还是所有人都参政的民主制都不可能成为古代中国长期稳定的选择。

二、作为古代的世袭制度之合理性

1.从精英政治的角度来看。皇帝制和世袭制度并非等同，在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也并非配套世袭制，但基于古中国的特殊背景，世袭制度的诞生也同时是符合理性且必然的。皇帝作为古代官僚精英政治的构成部分，是核心所在。首先，政治精英需要皇帝制。由分散的小共同体构成的古代中国，散落在每一个角落的精英们要想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精英的一员，只能期待这个唯一代表国家的皇帝所形成的凝聚力；其次，精英政治需要皇帝制。由于古代政治文化精英事业选择的局限性，每位精英都积极地寻找可以攀附的政治力量，导致其内部竞争的不断剧烈，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竞争，一种可以广纳天下精英的制度设计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皇帝制下，皇帝便成了一个精英团体的调度者，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说皇帝制度是一种官僚政治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具体指皇帝个人。最后，之所以采取世袭制是因为古代的精英政治需要政治的稳定性。依据经济学的原理，稳定的政治环境往往使从政者有更长远、更理性的规划，而每位登基皇帝将来的寿命大约都代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加之通过世袭制度可以保证政权的更迭具有足够的合法性，这样的组合肯定比定期的民主选举更为稳定。

2.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形成共同体的背景下，皇帝制并不像西方发达民主制国家那样有着严格的权力制衡，可以说皇帝制度作为保障秩序的最后底线是相对较为脆弱的。反映在历史中的现象便是，一旦经历政权更迭之时，往往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一旦皇权世袭顺利而又平和时，老百姓常能在太平盛世中安居乐业。因而政治的稳定性在古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从史书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官僚还是百姓对于继位者的才能并无过高的期待，而往往对他的合法地位具有更高的期待。因为合法的地位将有利于政权的和平转移，打压意图谋反者的不轨野心，避免政治的动荡。因而无论对于政治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来说，总是期待皇帝的在位期限能更长一点。然而即使再稳定的皇帝制度如果不是搭配世袭制度的话，这样的期待也会落空，因为每一次的选举或者选贤都将面临继位者合法性的质疑，以及野心家、觊觎者的图谋，而世袭制度则较大程度上成为维系皇帝制度的辅助品，因为“和平”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品，子承父业保证了继位者的合法性和政权更迭的相对稳定性，也满足了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对于皇权的更迭和继位者基本的制度期待。

［1］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3：83

［2］高亨.老子注译［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165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M］.闫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M］.商务印书馆，2003.

［6］朱苏力.作为制度的皇帝［J］.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21）.

［7］朱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5）.

［8］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J］.文史哲，2010（6）.

［9］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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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5）15-0024-02

施锦羚/华侨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福建泉州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