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世燕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之比较

乔世燕

本文以《论语》和《诗学》为分析对象，从比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的角度，分析了其各自诗学的特点及发生的背景，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社会背景是产生不同诗学观的基础的结论。

诗学观；孔子；《论语》；亚里士多德；《诗学》；社会背景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是古代中西方哲学与思想的集大成者，《论语》和《诗学》是他们为人类留下的不朽著作。但是由于身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所以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不同的诗学观。

一、孔子诗学的特点

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诗学的代表。他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诗论。他追求“克己复礼为仁”，“仁”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的。但是仅仅凭借礼制的规范，仍然远远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必须兼采其他方法，所以他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礼是核心，《诗》和乐为其服务，以体现仁的精神。在孔子看来诗和礼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构成了治理国家的工具。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总结孔子对于诗的观点：

从诗的作用方面，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兴”可以使人振奋，“观”可以观察社会的情况，“群”可以借助诗来相互影响和提高，“怨”是对于不正社会之风以及暴政虐政的批判和讽刺。不难看出，孔子把诗的作用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孔子还说道：“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也就是说学习《诗》，可以使人更好的发挥社交口才，以利于发挥政治才能。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适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以奚为？”（《子路》）中，还特别强调了通过诗来增强政治才能，否则学习再多的诗也没有实际用途。

从学习诗的目的方面，孔子指出学《诗》的目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也就是说诗可以教给人们事父事君之道，它将人的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在实现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孔子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无邪”教给人们一切按照“礼”来行事。在“礼”的范围内学习诗，从而使《诗》成为治国、和家的一种手段。

从诗的审美方面，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指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看来，《韶》乐和《武》乐区别在于，前者是歌颂“礼让”的，而后者歌颂武王以武力平天下，极尽美矣，却未能达到尽善的目的，不符合中和之美。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由此出发，建立了儒家温和的诗教方式。

总的来说，儒家诗学强调文艺形式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而是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在“礼”的范围内使个体与社会协调一致。社会功用是儒家诗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特点

古希腊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从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进入高峰。“柏拉图走向极端功用主义，主张把文学赶出他的‘理想国'。柏拉图把‘理式'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把文艺看作是‘理式'摹仿之摹仿，同真实不沾边。”（狄兆俊p31）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门人，他的主要观点与其老师背道而驰，即灵感与摹仿的价值。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撰写了《诗学》，共26个篇章。他在其中力求真实自然，通过下定义、分类别、最后确定研究范围。

论文的1-5章把悲剧和史诗作为研究重点，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是所有艺术创作过程的共同点。在谈及诗歌的源头时，他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处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对于摹仿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疼痛，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p49）诗起源于人从孩提时代就具有一种摹仿的本能，诗人按照事物原本的样子和过程模仿它。“亚里士多德观察到事物间一般寓于个别之内，本质就蕴含在实物之中的深刻道理，指出文艺对于事物的模仿，不但是真实的，而且能反映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本质。”（狄兆俊p32）从这里体现出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即其所摹仿的内容是通过学习现实得来的；此外，它还能给人以快感，因为这种对于客观事物的摹仿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事物本身，通过艺术的加工给人以美感享受。

论文的6-22章对悲剧的定义，及其形式作了详尽的界定。他指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p55）悲剧通过人物的动作“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p66）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的安排应该围绕要产生的悲剧的效果。从道德的角度上考虑，“摹仿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的事件”从而使人们的情感得到净化。在情节的安排上，“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即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p67）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文艺的讨论全面而精深，它不仅指出了艺术的审美功能，还同时注意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他在这方面比他的老师全面得多。

三、对照研究

把中国的儒家诗学同西方古希腊的诗学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古希腊的哲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纠正柏拉图的基础上，主张用悲剧来净化人们的情感，主张情节的安排，排斥那种大团圆结局；而中国儒家诗学则形成了温和的诗教风格，他们主张在“礼”的范围内行事，倡导仁和之美。造成这两者不同，主要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民族传统精神。这种不同的民族精神决定了文学创作上的不同取向。

1.中国古代一直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经济，造就了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进入奴隶制仍然保持原先的氏族血统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尊卑等级关系，以及浓重宗法关系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从政治到经济都表现为一种伦理道德关系。儒家诗学的伦理道德关系就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上形成的。但是西方的经济具有鲜明的商业性质，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西方则更多地表现为与自然的对立；在学术上强调个性解放，强调人性，对人的尊重，没有束缚人的礼教。也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的诗的创作不应排斥人性中固有的情感、欲望等心理因素；诗应该尽量满足其要求，以利于性格的健康发展。

2.西方诗学注重逻辑，而中国的诗学则注重领悟；西方人习惯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十分注重客观与主观、时间与空间、原因与结果的逻辑关系，故而出现了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那样，虽然篇章洋洋洒洒，但其中充满了严密的推理和周密的逻辑分析的文艺理论著作。与之相反，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最高的逻辑是超逻辑，要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搞逻辑的分析，而要靠体验和无言的冥想，也就有了“大辩不言”“予欲无言”的说法。

总之，通过分析中西方关于诗学的经典文本―孔子的《论语》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看出儒家代表人孔子倡导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为了提高道德水平，在“礼”的范围内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一致，而其娱乐性是次之的；相反，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首先看到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而大胆肯定艺术的真实性，他在强调艺术形式的审美标准的同时，也强调伦理标准，表现为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观。由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引出对于中西方社会基础以及民族精神的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在这种背景中文学创作的不同倾向。

［1］孔子，Arthur Waley译.The Analects论语［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上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施继生.走向对话的中西诗学比较—谈中西诗学跨文化交往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J］.大理学院学报，2002（5）.

［6］徐志啸.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美籍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3）.

责任编辑：何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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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世燕/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