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皓

儒家思想，任侠精神
——儒侠张季鸾

李铭皓

张季鸾既严明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的人格操守，有保持了侠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在国难当头之时，以笔为戈，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堪称一代儒侠。

儒侠；张季鸾；任侠精神

[作 者]李铭皓，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季鸾，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的报刊政论家和爱国人士。张季鸾早年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滋润，形成了其特有的文人办报气质，持之以横，成就了新记《大公报》的辉煌传奇。张季鸾从事报刊事业凡30年，主要集中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其新闻思想包括三个层面，即“四不”的办报总方针、“文人论证”的时间路径和“报恩主义”的价值取向。张季鸾恪守报人本分，矢志不移地追求独立的报人事业，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原动力驱动的结果，是传统士子精神的一种寄托。

作为中国典型文人关学余脉的张季鸾，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不可忽略，特别是时代环境对张季鸾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日本教育家深大曾说过，“早期获得的信息会像血肉一样长在脑内，长期发挥作用”。因此，从这些角度入手来研究张季鸾，这为我们更加深层次地认知、了解张季鸾这个历史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张季鸾的儒家思想

（一）以儒为本的政治理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著名横渠四句。儒家关学思想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在个人、集体、社会中，始终维护国家、集体的优先性。关学派的基本特点是“学贵以有用”，即“经世致用”，比较注重实际观察、研究及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的实际问题。

张季鸾青年时留学日本，创办《夏声》杂志，倡言革命；任总统府秘书，执笔起草孙中山就职宣言，在造共和；创办北京《民立报》，名列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点燃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任《大公报》主笔，继续发扬文人议政的报风，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

（二）信守节操的独立精神

儒学十分注重“崇礼贵德”的守身思想。儒学学者大都富有高尚的气节和德操，往往心存济世之志，但不苟安于世，不与权贵同流合污，“既有济世之大略，又多淡泊之情怀，不为权贵所胁，更无奴颜媚骨 ”。

张季鸾在任新记《大公报》主笔的15年中，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于1926年9月1日，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并且忠实地坚守了这一庄严信念。同时张季鸾也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自由报人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

（三）儒风为体的社评创作

张季鸾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文章风格颇具中国的文采飞扬、细腻翔实与逻辑严密、清晰简洁。“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朴实犀利，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他不作无谓的指责和谩骂，而是提出意见和建议。”张季鸾非常注重社评写作过程中的写作视角，强调在社评的写作过程中，跳出事件本身，才能写出一篇真正客观、让人理服的文章。“凡根据现状，无论如何看不透的问题，应该学学孙行者，跳到半空中向下鸟瞰，也许会看清楚，弄明白的。”

二、张季鸾的任侠精神

（一）“重交尚义”的侠士情怀

唐人李德裕作《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侠客讲究的“义”与儒家的义不尽相同，接近于墨家的兼爱，常常是无条件的。

张季鸾本人颇具秦人质直尚义之风，“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1927年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荼毒青年，为国家之罪人；12月1日，他又写出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亦庄亦谐驳斥了蒋介石谈婚姻的无知及误导社会的谬误。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清醒和敏锐，把大义和政治投机分开来，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现出了侠士的凛凛风骨。其后，虽然蒋介石对张季鸾器重礼让，交往过从甚密，但始终追求公平正义的侠义情怀的张季鸾，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中原大战时，报道始终保持独立。

（二）“崇勇尚武”的人格追求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道：“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侠首先与“武”联系起来，那么尚武精神又有哪些内涵呢？一是勇敢无畏的精神，章太炎说，“发愤自戕，诚属无畏。然天下必多此辈，而后临事不惧”；二是具有坚强意志，所谓坚强意志，首先是无畏的精神。梁启超说，“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往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途”；三是要有坚忍的精神"所谓坚忍也就是要有毅力，既要全力以赴，又要不计成败。梁启超说，“凡人所志所事愈大者，则其结果愈大，而其成就亦愈迟。故真有毅力者，惟怀久远之希望，而不计目前之成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季鸾反应敏锐，积极组织报道，他在全国是最早提出“挽救国难之道”，严厉斥责不抵抗主义，表现出了凛凛侠士本色。1931年9月21日，张季鸾再次发表社评《救灾救国》，系统地阐述了“挽救国难之道”，一句话就是要为御辱而忍辱，为雪耻而明耻。10月，张季鸾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明耻教战》，主张“唤起其知耻之概念，较之青年之军事训练，尤为迫切之需要……盖能知新旧国家耻辱之症结，洞察夫今昔比彼长我短之所在，即可立雪耻之大志，定应敌之方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社全力鼓吹抗战，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1941年8、9月间，张季鸾病重。在他逝世前19天，即8月18日，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曾到张居住的重庆郊区一间别墅去看望他。当日，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进行“疲劳轰炸”，张对王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说到此处，张忽然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这样，由张季鸾构思策划，王芸生执笔，产生了这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斗志的社论。

（三）“冀知报恩”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古游侠的行为观念中，很重知己之遇，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是一条很重要的行为准则。和古侠士意识不同的是，张季鸾对冀知报恩的价值追求已由个人之间的知己之遇和轻生报恩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之间，将其报恩仇转化为“报国恩”或“报君恩”。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张季鸾在《归乡记》中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一切恩!……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人们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堕落，这是我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则当仁不让以“国士”自居，确定“明耻教战”的宣传方针；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共写下十一篇社评，特别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抵得上十万雄狮；值全民抗战之际，他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以笔为戈，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他本人还为国民政府起草了重要的文稿，参与国家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高级智囊。

三、儒侠互补与一代报人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仗履，直将和气接儿童。”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儒侠的人格魅力。张季鸾既严明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的人格操守，有保持了侠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两者融为一体，在国难当头之时，以笔为戈，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堪称一代儒侠。

[1]李满星.张季鸾与民国社会[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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