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桥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作为一门“显学”，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中外学者对叙事学发展史的考察，叙事学从历时视角可分为两个阶段: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如果说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y)所解决的问题是叙事学的内涵问题，那么，后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ies)则更多地聚焦于叙事学的外延问题，也就是被广泛解读为“泛叙事”的研究问题。我国西方叙事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申丹教授领衔其团队相继推出《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等著作，为推动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尚必武所著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014)则专注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梳理与批评实践研究，可谓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以下简称《当代》)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该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鲜明、新见迭出。

那么，《当代》到底在研究内容上有何要点?首先，何为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在批评实践上有何特征?相比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有何发展势态?其次，后经典叙事学有哪些批评流派?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有何交互作用，未来发展趋势有何显著特征?再次，后经典叙事学的热点问题有哪些?有哪些炙手可热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有何批评实践特征?最后，当代西方叙事学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在我国呈现何种势态、我国后经典叙事学在未来有何研究任务与批评目标等，这些问题在《当代》中一一得到解答。

1.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范畴之争

何为后经典叙事学?当我们讨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时候，不能不提及经典叙事学的起源与发展，即发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其理论源头以索绪尔所构建的语言学为契机，经罗兰·巴特等学者的努力，经典叙事学获得空前发展，给文学研究带来了革新，这股影响至今仍然“余热不减”。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经典叙事学，经戴维·赫尔曼、詹姆斯·费伦等学者的建构，后经典叙事学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推进了叙事学的发展。尚必武在《当代》中对经典叙事学转向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发展予于历时梳理，进而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突破了经典叙事学对文本内部关注的局限，其研究领域已深入到文学与文字以外的诸多领域，诸如对日常语言的叙事研究、心理认知的叙事研究、历史讲述与历史建构的叙事研究，此外诸如法律文本、影视作品、音乐作品、图像作品、广告作品等，都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正如约翰·比尔(John Pier，2012:84)所说:“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都跨越了多重学科，但其成功揭示了文学叙事学(诗学)与解释适用性之间，以及文学叙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之间的张力和差距。”

如果把经典叙事学研究领域比作庄园，其醉心于探讨庄园内部的建筑结构与装修特点，那么，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不仅关注庄园内部的诸多事务，且放眼于庄园外部的整体设计、庄园的坐落、庄园与周边的环境、人文与历史等相关的“产业链”。毫无疑问，后经典叙事学不能等同于经典叙事学。任何理论流派的前后发展阶段被简单地叠加，势必会忽视理论自身发展的异同。不同理论基于不同的语境所产生，其批判策略自然根据需要随之变化。关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范式的异同，引以注目的区别特征有:前者以文本为中心，而后者以语境为中心;前者忽视道德问题和意义的产生，而后者强调伦理问题和意义的对话。安斯加尔·纽宁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已经走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范式的动态化、语境化”(尚必武，2014:11)。长期以来，经典叙事学认为文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聚焦于封闭而静态的研究对象，追求描述叙事学所有的共同特征及终极目的，而对创作者和创作动机较少关注，这显然不符合学科之间交叉发展的需要，同样不符合批评实践过程中朝着跨学科、跨媒介、跨文类趋势发展的需要。

然而，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并未完全脱离经典叙事学的影响，换言之，后经典叙事学内部的诸多理论流派实际既是对经典叙事学的继承与批判，也是对经典叙事学的演变和超越;而后经典叙事学的“泛叙事”同样是基于经典叙事学的批评路径与技巧，不同的是，后经典叙事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叙事学的发展，丰富了叙事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正如作者指出:“经典叙事学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必要的术语概念和分析模式作为技术支撑，而后经典叙事学也为经典叙事学注入一针强心剂，为其进一步发展增添活力”(12)。当然，任何学科都会涉及“边界”问题，当后经典叙事学的“泛叙事”被广泛地冠名时，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性与合理性就摆在了批评者的面前，探讨“无处不在”的叙事是值得商榷的。如何有效规避这个问题?作者在《当代》中指出，叙事性和理论化是衡量和制约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标准，强化对后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性与理论化的关注，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批评实践的前提。

2.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流派之辩

后经典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百花齐放、群芳夺艳而著称，在各个层面实现了对经典叙事学的超越，且经典叙事学各个流派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蓬勃发展。《当代》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诸多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析;作者立足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历时发展，重点钩沉后经典叙事学的共时特征，揭示了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的发展渊源、发展规模及其基本特征等核心内容，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后经典叙事学的整体关照，而且为读者了解后经典叙事学各个流派内部的叙事要素及其批评实践提供参考。

诗歌叙事学，放置于《当代》之首篇，其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发展，开辟了作为“跨文类”叙事研究的新领域。诗歌叙事理论的兴起必然要追问诗歌叙事的基本属性与叙事程度问题，前者指涉为什么诗歌是叙事的问题，后者指涉什么是诗歌叙事的问题。《当代》中就诗歌叙事学的研究路径提出了五点构想:“诗歌叙事特有的话语属性”、“诗歌叙事研究的多元方法”、“现有的叙事学理论与诗歌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流”、“不同文类的诗歌叙事学研究和诗歌叙事学的理论构建与批评实践并举”(25－26)。构想对于构建诗歌叙事学理论体系、促进诗歌叙事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诗歌叙事学理论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非自然叙事学，作者首次引入我国的最新理论之一，无疑是《当代》的重要亮点。作为一支新兴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非自然叙事学受到了西方学界的追捧，短短数年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非自然叙事学旨在超越模仿叙事，借助反常的叙述行为，讲述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在非自然叙事中，故事世界的基本构成因子，如事件、人物、时间、空间都成了有问题的概念，它们拒绝稳定性和确定性，从而使得故事世界的构建成为不可能”(37)。非自然叙事与自然叙事之间关系的争议，体现在对于模仿和非模仿的界定，也就是作者指出的“‘模仿性’是区分自然叙事和非自然叙事的主要特征”(33)，模仿关注的是创作的对象，非模仿则关注创作的行为。非自然叙事通过反常的叙述行为，目的不是为了构建故事世界，而是为了彰显叙述话语及其叙述的过程。

语料库叙事学，同样是作者首次引入我国的重要后经典叙事理论，是《当代》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料库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从后经典叙事学视角下关注语料库则相对滞后。《当代》里不仅介绍了当代西方语料库叙事学的诞生背景及其前提条件，同时也对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开创性代表人物:戴维·赫尔曼和迈克尔·图伦的研究给予中肯的评述。语料库叙事学的发展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并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外，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和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也推动了这一叙事理论的蓬勃发展。作者以赫尔曼研究论文《叙事学的定量方法:基于语料库的对故事中动作事件的研究》为例，指出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其示范作用;同时作者以迈克尔·图伦的专著《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语料库文体学方法》为例，分析了图伦的语料库叙事学的开拓性贡献及其不足。作者指出:“语料库叙事学的最大优势在于能把叙事分析从对具体文学叙事的阐释实践中分离出来，使得同时考察数量庞大的叙事文本成为可能。”(59)

此外，从风靡全球的女性主义理论分化出来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和从修辞学里分化出来的修辞叙事学同样作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当代后经典叙事学重要流派之一，前者“不仅极大程度地复兴了叙事学这门学科，而且还直接预示和引领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61)，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理论家的贡献使“北美也取代叙事学的发源地法国，成为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中心”(73)。女性主义叙事学则巧妙地把叙事学引入女性主义批判之中:“叙事学为女性文本的叙事形式与叙事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而女性主义视角则使叙事学成功实现了语境主义转向”(65)。费伦作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继承人，其专著《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及修辞叙事理论》，“在重访和拓展修辞叙事理论的基础上，以考察读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旨趣，借‘叙事判断’、‘叙事进程’之共谋为视角，从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实践的双重层面”(74)，积极建构修辞叙事理论，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流派。

3.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热点问题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仅仅走过二十余载，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不仅推动叙事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也奠定了叙事学作为一门热门学科的基础。经典叙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往往强调对“文本”、“人物”、“故事”等问题的关注，而后经典叙事学则更多地专注于叙述者及其叙述行为的差异。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文类趋势十分明显，聚焦学科与文类内部，探究其叙述者及其叙述行为之间的诸多叙事问题。《当代》用过半的篇幅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诸多概念及研究热点进行了钩深致远、探骊得珠的研究，为我国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引入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叙事性”，作为《当代》研究后经典叙事学概念的首要论题，也是叙事学研究的“灵魂”问题，自叙事学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争议不断，与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一样，一方面经典叙事学研究走向后经典叙事学，叙事研究的范围和范式不断扩张，叙事学的“边界”问题成为焦点并引发争议，另一方面，叙事学研究方法与媒介不断向跨学科、跨媒介领域渗透，“叙事性”同样成为“泛叙事”研究内在的中心议题。“在后经典阶段，伴随着‘叙事无处不在’的‘泛叙事’观的出现，‘叙事性’不再被看作是用来划分叙事与非叙事的‘区别性特征’，而是一切媒介都具有的特征。”(117)作者从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来考察“叙事性”研究的主流后经典方法，同时考察了跨媒介视野下作为一切媒介的共同属性与叙事表征的“叙事性”研究。其中，图像叙事作为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融合了文字与图像的双重描绘，是“读图时代”的今天不得不关注的焦点之一。总之，后经典语境下的“叙事性”研究不仅是跨学科、跨媒介叙事学研究的产物，同时其研究成果也反过来加速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隐含作者”，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热点问题，也是《当代》重点提及的论题。隐含作者虽然首次出自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但实际上隐含作者同样适用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诸多流派批评实践之中，可以说，关于隐含作者的争议伴随着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全部过程。由隐含作者引发的争议未决，隐含读者的出现引发了关于叙述交际模式的讨论与持续的研究。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相互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正是这其中的内在关系共同作用于我们的阅读体验。费伦认为，在叙事作品里伦理判断体现为受述者对于作品中人物及人物行为的判断，同样体现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所涉伦理的判断。据此，隐含作者研究延续经典叙事学研究所关注的小说中叙述者的叙事进程与叙事判断，逐渐扩展到后经典叙事学诸多流派分支的批评实践之中，如电影叙事中，导演根据剧本拍摄作品，在拍摄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预设性地创造了一个“隐含导演”，为电影拍摄的故事讲述所服务。作者指出，“不管西方学界围绕隐含作者的争议如何演变、如何复杂，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始终都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153)。

“不可靠叙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更是《当代》的重要亮点。在后经典叙事学批评实践中，“不可靠叙述”广泛存在于虚构和非虚构类、文字媒介和非文字媒介的叙事作品之中。作为布思首次提出的概念，“不可靠叙述”提出的缘由旨在解释叙述交际模式中“叙述距离”及其所带来的叙述错位问题。而费伦在布思研究的基础上，费伦把“不可靠叙述”归纳为六个主要类型:“错误的报到”、“错误的解读”、“错误的判断”、“不充分的报道”、“不充分的解读”和“不充分的判断”(158)，同时把“不可靠叙述”对叙述者、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等所产生的“伦理取位”纳入考察范围，拓宽了布思对“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布思还是费伦，都是基于修辞学方法来研究“不可靠叙述”，尽管影响深远却依旧备受争议。认知(建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家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在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处理上引入了读者角色，把不可靠叙述看作是一种‘阅读假设’”(172)。雅克比认为，“不可靠叙述”的存在及其种种可能与阅读语境和阅读体验有关，而纽宁认为，“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范式和价值无关，而是与读者或批评家对于世界的概念认识有关。认知叙事学把读者确定为判断不可靠叙述的主体，恰恰与阐释学、读者理论等理论家所倡导的理论旨趣一致。此外，作者在《当代》中还就语法人称视角下的“不可靠叙述”、非虚构类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展开研究，旨在表明，“不可靠叙述”不仅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是争议不休的议题。

4.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势态

相比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我国学者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较为薄弱，较多的学者专注于经典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在跨学科、跨文类研究成果中，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诸多流派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如就非自然叙事学而言，非自然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需要不断完善理论自身发展的不足，在批评实践上同样需要在跨学科、跨文类领域展开多方面研究。同时，针对语料库叙事学的未来研究方向与前景，作者倡导打破语料库语言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促进两者的融合与互补;构建各种不同类型的叙事语料库，为语料库叙事学的发展提供源泉，诸如通用语料库、专用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等;深入研究语料库叙事学建构策略与批评实践问题，为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议题。对此，作者寄语“只要我们克服‘技术恐惧’，团结协作，充分发挥叙事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长处，语料库叙事学研究一定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60)。

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作者指出需要处理好“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增加对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女性叙事及与性别、种族、阶级、文化相关的叙事方式;处理好“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叙事美学之间的关系”，消减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重视对叙事学自身审美功能的关注;处理好“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彼此的交叉与融合;妥善处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新兴的叙事媒介或叙事形式之间的关系”(71)，勇于涉足对新的叙事媒介与叙事形式的研究，实现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繁荣发展。

相比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概念问题研究，我国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同样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叙事性”、“隐含作者”问题的争议、关于“情节”理论与我国传统文论之间的交叉与分野等问题，也是我国后经典叙事学概念研究绕不开的焦点。其中，关于“不可靠叙述”的未来发展与研究任务，作者指出，“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修辞和认知方法;加强“不可靠叙述”的学术批评史的梳理和总结也势必会促进“不可靠叙述”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繁荣;拓展各种不同人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问题研究;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考察跨学科、跨媒介背景下的“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此外，针对叙事开端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任务，作者指出，加强叙事开端的形式、本质、功能和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考察和比较不同时期、不同文类、不同国别、不同区域和不同媒介、不同方法的叙事作品的开端的研究，从而打开我国叙事开端研究的新局面。

总之，《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定义及其发展渊源、梳理了后经典叙事学各个流派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提炼了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相关热点议题及其批评实践特征，同时作者在历时考察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发展关系和共时比较后经典叙事学内部的各个流派及其这些流派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为促进我国后经典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设想与建议，“有填补空白之功”(胡全生，2014:169)。全书行文如流水、严谨有序、有血有肉、文采斐然，无疑是我国当前文学研究与理论建设难得一见的力作。

［1］John Pier，龙娟，尚必武.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若干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1):81－85.

［2］胡全生.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4(4):168－171.

［3］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文中所标页码的引文均出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