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方

圣愚是发轫于初期基督教会、流行于东正教，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在宗教语境中，他们指“因为基督而愚痴之人”，在行为上则表现为狂热的信仰和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行。用俄苏之交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的话说，圣愚是“疯癫般的忘我，对自己心理身份的彻底弃绝，一张活人脸上的木乃伊面具，选择活的死亡方式”。他们有着世人不可企及的道德完满，通过效仿耶稣经历的苦路，从而否定物质的需求，甚至故意招来世人的嘲笑、欺侮，通过忍受这一切，达到无限接近基督的目的。而这一现象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他们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文化载体，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他们内在的矛盾性、对天国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奇特态度，甚至对理性的悖论，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末世情绪(世纪末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之前的研究中，公认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尼科尔、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中的格列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三大圣愚式人物。然而，笔者认为，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作为作者心目中基督人性美(人格美)和神性美(道德美)的结合，梅诗金公爵通过其苦难及其对苦难的态度，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全部热望，从而超越了步基督芳踪的圣愚，被塑造成基督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再临，成为作者“美将拯救世界”的寄托。

梅诗金与圣经中的基督肖似的地方很多，比如仁爱、慈悲等。但如果要找出最相似的地方，无疑是对一切人的无差别的悲悯。正如作者借公爵之口表达的那样，“恻隐之心是整个人类存在的最主要的法则，可能也是唯一的法则”。悲悯，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就像梅诗金并不爱那个在国外患了肺痨病同时精神遭到巨大打击的玛丽，可出于怜悯仍然吻了她一样，他对娜斯塔霞也不是全然的爱，而更多的是同情。只是由于这种同情表现出炽热的舍身，往往给人感觉像爱。在娜斯塔霞家的宴会上，当她用一切恶毒的语言作践自己，其实也是对无力抗拒的命运做出自戕式反抗的时候，公爵的一句话就让女主人沉静下来，“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娶的清清白白的您，而不是一个卖给罗果仁的女人”。这话使得娜斯塔霞都不敢相信，以至于仿佛出自本能地问他:“我还清白?”当她得到“对，您!”的回应时，她只能用对公爵的轻蔑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动荡:“这全是一派胡言，再说您哪能结婚呢，您自己都需要找个保姆伺候。”这使得公爵第一次爆发出他的情感:“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我爱您。我愿为您去死，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您说三道四，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如果我们穷，我可以工作，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如果说读者在《亚玛街》中只看到女人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在《白痴》中，却可以看到一颗人的心在跳动。在这一刻，大概没人会怀疑梅诗金对娜斯塔霞是真正的爱。但是，当同样热爱公爵的阿格拉雅决定作最后的努力，鼓起勇气与娜斯塔霞见面，用尖刻和攻击掩盖自己的脆弱与不安，引起娜斯塔霞癫狂的反击时，“两人都像发了疯似地望着公爵，但是，他也许并不理解这一挑战所包含的全部力量，甚至可以肯定说不理解。他在自己面前仅仅看到一张绝望的失去理智的脸，正像有一次他对阿格拉娅说的，这张脸‘永远刺痛他的心’。他再也不能忍受，便指着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用恳求和责备的口气对阿格拉雅说，‘怎么能这样!她是那么……那么地不幸’”!直到此时，梅诗金才不自觉向自己和人们坦露出他对娜斯塔霞真正的感情―怜悯。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读者对此表达过不满，也许在他们看来，爱比怜悯更重要，但人们或许没有想过，仅仅因为怜悯就可以让一个人完全地放弃自己，这比普通的情爱要难得多，因而也更显珍贵。从梅诗金身上，我们依稀看到《圣经》中耶稣拯救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影子。同样，在看似只有粗野的动物本能的罗果仁身上，梅诗金却看到了他身上天生的道德感和激情(当他单独和娜斯塔霞在一起的几天里，并没有使用暴力强迫她，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和他交换了十字架。而对愤世嫉俗、命不长久的伊波利特，公爵也敏锐地洞察到他内心对生活的渴望和对亲情、友谊、阳光、空气的眷恋，甚至因为对对象的观照而为自身的幸福不安“从我们身边走过，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的幸福”。这样的悲悯，已经升华为仁爱。与传统意义上以独善其身启发他人的圣愚不同，作者试图用基督化的梅诗金在世风浇漓的社会中重新关注人的内心，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俄语里，圣愚(Юродство)有佯狂者的意思，类似中国民俗佛教中的济公，以狂的外表教化世人，说到底，愚也好，癫也罢，是一种伪装。而在梅诗金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孩童般的纯净。当他坐在从国外回俄罗斯的火车上时，称叶班钦将军夫人是“本族中最后一个女人”，而他们的亲戚关系也远得几乎不着边际。同时，他寒酸的样子让列别杰夫和将军家身穿镶金边制服的仆人怀疑他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打秋风，然而，他却对侍从说他来此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认识一下”，并毫无芥蒂地要和仆人坐在一起，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怪别扭的”。在与将军夫人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和她的女儿们聊天时，与她们初次见面的公爵坦荡磊落地告诉她们，他认为娜斯塔霞非常美，而丝毫不顾及娜斯塔霞身为他人情妇的身份。在整部作品中，梅诗金就像他自己转述的别人对他的评价那样，“他完全确信我自己还完全是个孩子，也就是说十足是个孩子，我不过是身高和脸容像成人，至于说发育，心灵，性格，甚至可能智力，我则不是成人。而且即使我活到60 岁，今后也仍是这样。”这段话让人联想到《新约·马太福音》中那段著名的文字:“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种带着清鲜气息的纯净，无疑是对当时充斥着虚伪做作风习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反悖基至讽刺，这种气质与一切周遭事物都显得格格不入，却让人内心深处不禁会生起一种对他既蔑视又敬畏的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而社会对这种纯净的排斥，也让人想起耶稣所说的“没有告知在本乡受悦纳的”。

梅诗金是实践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将拯救世界”理想的人物，代表着陀氏始终探索和追求的道德实践之路。虽然故事的悲剧结局——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一死一走，公爵也成了真正的白痴，罗果仁被流放——依然流露出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代表性的末世情绪，然而，真正伟大的悲剧，背后都孕含着希望。但无论是故事开头孩子们对玛丽从侮辱到爱护，最终玛丽幸福地死去，还是成长中的郭立亚，都在沉沉晦暗之中添加了一抹亮色。梅诗金公爵失败了，成了一个“白痴”，但他的出现，仍在周围的世界激起了深重的涟漪。就像耶稣对管会堂的人说的“不要怕，只要信”。梅诗金公爵，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1］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亘古不灭之光［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俄］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法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3］［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