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波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中国哲学重践行，这不仅表现在哲学家的诸多概念、命题乃至于其哲学思想本身始终蕴涵着对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和深刻洞见，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哲学之“思”为现实生活世界“去遮”，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生活中饱受苦难的现实人生找寻某种践行之路，还表现在这些哲学家的诸多概念、命题及其哲学思想往往会超出“个人思想”的樊篱，不再是哲学家“私己”的“思”或“孤独”的思想独白，而是包括哲学家本人在内的，由其门人弟子及“后学”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共同参与建构的事业，甚至是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参与其中的公共资源和共同的事业，从而理论从“个人的事业”衍化为所有人都可参与其中的、具有最为宽泛的践行意蕴的“思潮”或思想运动。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质在《朱子语类》（以下《朱子语类》，均简称《语类》。）这类哲学著作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语类》中，由于“话头”的预设、情境的设定和公共空间的给予，“忠实地”被记录的朱子思想朱子的哲学思想走出“封闭”的小天地，不再仅仅是朱子个人的、私己的思想主张，而是可资众人去“学”、去“思”、去“行”、乃至可供商榷的公共资源，从而哲学之“思”向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人生开放，并在现实之“行”中绽现其意义，也在此意义上，《语类》为我们展现了朱子哲学乃至于整个中国哲学的践行性或实践品格。

1“话头”：《语类》的逻辑框架

以往关于《语类》的诸多研究，多关注于两点：一是《语类》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俗语、语言结构等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语类》之于朱熹理学思想的文献价值。如林志刚先生指出的，“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大家对该书的关注一直不多，在这较少的研究中，又大都是将《语类》作为研究朱熹理学或宋学的资料参与，如钱穆先生的《新学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专门对《语类》一书进行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著作出现，但是这些著作也都集中在对《语类》一书的语言学方面，对该书思想内容的集中探究一直都处于空白状态”[1]207。而厘定《语类》在朱熹理学乃至宋明理学中的文献价值以及分析《语类》的语言学价值固然重要，这并不足以彰显《语类》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两种研究思路并没有将《语类》视之为整体性的“文本”来加以考察，尤其是独立的哲学文本来加以解读。而《语类》的学术价值事实上真正就体现在它本身就是以语录体形式被书写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文本。

作为独立的哲学文本，今本《语类》汇集了朱子自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开始到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逝世前的近30年间的论学言论，朱子的这些论学言论“忠实地”为门人弟子所记，朱子门人黄幹说：“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没，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2]1后经由编纂者遗者收之，语者正之。考其异同而削其复者，并按黄士毅编辑的《语类》所用的主题类别加以编排，最后形成了通行的南宋黎靖德本《语类》，共计一百四十卷，一千四百二十余条目。以往我们直接将这些“实录”性质的条目直接等同于朱子思想的直接材料，进而也会引发关于《语类》材料失真等诸多争议。事实上，除非是有意作伪或误记，这些条目的确可视为朱子论学的“实录”，但它仍与朱子思想的直接文献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语类》的这些条目融合了记录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意识于其中的，或者更为直接地说，若无记录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意识，这些条目也不会被记录下来，更不会为编纂者加以编纂成书。在此意义上，每条看似“实录”的有关朱子思想的条目，事实上都是关于朱子思想的具体的“解释”，而非简单地描述或复述，而且这每条“解释”也都是具体的，它以记录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意识为“前见”，记录者和编纂者关注的问题、他们对于“准确的”朱子思想的界定以及他们对于“准确的”朱子思想的认识程度等等，都直接导致某条条目最终是否被记录、被收录。而最终被收录于《语类》之中的每条条目，它既融合了朱子关于某一问题的诸多思考，同时也融合了朱子门人弟子关于某一问题的思考，也融合了记录者和编纂者的诸多考量等，从而每条条目都是朱子及其门人弟子共同参与、且共同完成的理论结果。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这些条目简单地视为朱子思想的“实录”，而应该将之界定为因一个个“话头”而形成的“提问结构”或“对话模式”。这些“话头”因朱子门人弟子的“有所疑”而来，这些“有所疑”构成了每一条条目的“话头”，由这些“话头”牵引出朱子的“有所答”，而朱子的“有所答”在当时又能够让“有所疑”的门人弟子“有所悟”、“有所解”，从而门人弟子郑重地记录下该条条目，而《语类》的编纂者又认为该条条目能够对其他门人弟子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准确地”理解朱子思想“有所助”，从而“忠实地”编录到相应的主题类别之下。因此，在《语类》中，每一条条目都蕴涵着一个由“话头”而来的完整的“提问结构”，《语类》也正是由这样一个个“提问结构”组成的。

在《语类》中，这些“话头”先于众条目所反映的朱子思想而存在，这些“话头”发动了朱子与其门人弟子关于某一问题于此时此刻的某些思考，与此同时，这些“话头”也规范着、引导着朱子与其门人弟子关于这一问题于此时此刻的走向、关注点等，从而我们在《语类》往往在同一问题那里看到朱子有着诸多说法，这些说法也可能相近，也有可能有所区别，更有可能相差甚多，除非可能是门人弟子记录有误，不然的话，这种差异和多样正是由这些“话头”的存在而发生的。而“话头”的先在，也规范着、引导着记录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活动，即“话头”的先在，使得朱子关于某一问题的讨论往往更加针对门人弟子具体的“有所疑”而来，从而更为具体，因此，出于“忠实地”记录和编纂之“客观”目的，记录者和编纂者则不能仅仅取舍某一门人弟子的说法，而需要汇集同一个问题或同一类问题的诸多“话头”或诸多条目加以汇编、整理，从而才能更好地表现朱子思想。

而“话头”的预设，使得朱子思想不再只是朱子个人的“思”，而成为包括朱子及其门人弟子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可以共享的学术资源。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话头”无疑是围绕着“朱子理学思想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即：每一个“话头”都是由门人没有完全或不能准确地理解朱子思想才有所疑问，进而有所发问，而朱子也是针对着门人的疑问试图以其“准确的”义理思想加以解答，而解答的结果则是“准确的”朱子思想。朱子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前提，又是结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

同时“话头”的预设，也使得朱子思想也不仅仅是“思”，而是“行”，表现出鲜明的“应用”特征来。而事实上，朱子关于朱子思想的“解释”本身就是“应用”。伽达默尔曾指出，“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份，而是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3]399。在这里，“话头”自始至终导引着朱子与门人弟子的活动的展开，并且规范着他们的论学活动本身。每一个“话头”都是门人弟子的特定问题，是具体的门人弟子对于朱子理学思想的特定方面的具体疑惑，每一个“话头”又是“独己的”，它是以自己对朱子理学思想的特定理解为前提，又是因这些特定理解而对朱子理学思想有些具体疑惑，又因这些具体疑惑而向朱子具体地发问，并且希冀朱子给予这些具体疑惑或具体问题能够加以具体的回答，或者说，这些“话头”展现的更多地是朱子门人其自身对朱子理学思想的理解以及其自身运用理学思想解决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更多来自于朱子门人本身，而非朱子理学思想。因此，朱子在每一个“话头”中将自己的“独己的”理学思想向门人弟子开放，从而使之成为其门人弟子也可共同分享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征。而在“话头”的导引下，朱子门人弟子在理解了自己“有所疑”的朱子思想的同时也证成了自己之存在本身，这是因为这些“话头”乃是源自于自己对于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人生的困惑，最终朱子门人也在朱子哲学之“思”的普照下有所思、有所行，哲学向其整个人生开放。

2 情境：《语类》的践行空间

《语类》由众多“话头”构成，而每一条目，都在“话头”的导引与规范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提问结构”，即：门人弟子对朱子思想“有所疑”或某些方面感兴趣，向朱子“发问”（有的带着问题向朱子发问，有的是带着问题到朱子的教诲中找答案），朱子予以回答。而这一“提问结构”在作为哲学文本的《语类》中更为升华为一个个具体情境，一个个由朱子、门人弟子和朱子思想三者交织而形成的具体情境或文本空间。而具体情境的创设，也使得这些“实录”性质的师生问答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对话，也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价值，进而上升到哲学层面，进入“哲学践行”或“哲学咨询”视域，进而彰显出朱子思想的实践意蕴。

在《语类》中，每一条目正是一个个具体情境的绽现。在这些具体情境中，朱子与其门人弟子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对话”双方。在“对话”中，门人弟子不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耳提面命式”的学生，而是“对话”的此方，拥有发问权的“发问者”，若无他们，则这一具体情境无法构建出来；而朱子在此不再是“风清云淡”的老师，而是“对话”的彼方，必须回答发问者的问题的“回答者”，而且必须回答的是发问者的问题。因此，这种“对话”虽然存在于师生之间，但对于“对话”本身来说，二者地位是“平等”的，都只是对话的一方；同时，对于“对话”双方来说，作为将“对话”双方联系起来的“朱子思想”虽然是作为老师的思想，作为门人弟子的老师的思想，但是，在整个“对话”活动中，它是中立的，或者说超然的，门人弟子“有权”向“对话”的另一方就“朱子思想”发问，而“对话”一方的朱子也“必须”向“对话”的另一方门人弟子做出回答，而且朱子的答案必须回答的是门人弟子提出的问题，而非其他。因此，具体情境的创设，使原本“不平等的”师生关系转换为“平等的”对话关系。而这一转换，也使得活动主体在保证活动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主体自身的独立性，而活动主体自身的独立性的保持，也进而更好地促进了朱子思想的“应用”，即：朱子思想不再只是老师传授的某种知识，而是可供“对话”彼方更好地“做哲学”的参照物或坐标。而这也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本质的具体彰显，这是因为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智慧。

与此同时，因为具体情境的创设，朱子思想不再只是思想家个人的“孤独的”思想独白，而是“这个”思想，“这个”让门人弟子有所疑惑或感兴趣、而朱子也必须将之清楚且明白地“解释”出来的朱子思想，它或许作为整体性的朱子思想的一部分，但在这一具体情境中，它却是“完整”的“这个”思想。这既是为可以供门人弟子思考的“这个”思想，又是可以供朱子来“应用”的“这个”思想，同时它也是可供朱子和门人弟子共同使用、共同分享的“这个”思想。而这正是具体情境的创设，使得朱子思想成为了“这个”，也正因为如此，《语类》的每一条条目也不再仅仅是“实录”性质的朱子思想之文献，而是一个个“文本”，也正在意义上，我们说《语类》是一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话头”构成的哲学作品。

而在具体情境中，朱子、门人弟子和朱子思想三者既相互区别，在一个具体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地位的运用；又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缺一不可，这也是一次完整的“哲学对话”或“哲学咨询”必不可少的三个基本要素。若无“发问者”（门人弟子），则“对话”无法展开，即使有着“话头”也无法具体实现；若无“回答者”（朱子），尤其是对“话头”有着深刻理解的“回答者”，则“对话”也无法正常开展，甚至无意义；而若无可供双方（朱子、门人弟子）达到“对话”的公共资源（朱子思想），则二者间的对话本身则无法成立，而只会各说各话，自说自话，这本身就不是对话，因为它们没有形成对话的基础。

因此，我们固然无法一一还原或复述《语类》每一条目所蕴涵的具体情境，但是，通过对《语类》所蕴涵的具体情境的哲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具体情境的创设，《语类》每一条“实录”性质的文献已然成为“哲学文本”，它是朱子思想的“解释”，也是朱子思想的“应用”，同时也是朱子与其门人弟子共同参与的事业，而在这一过程中，朱子思想向朱子及其门人弟子开放，并且引导着对话双方的实践活动，并且也在这一实践活动中绽现着自己的实践价值。

3 结语

在《语类》中，通过“话头”的预设、具体情境的创设，具体“实录”性质的条目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对话”或“文本”，而这些“对话”或“文本”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整个《语类》的文本空间。而这一文本空间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即整体性的、准确的朱子思想，还是实践性的，这是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作品不同，它是以“对话”形式将朱子思想“做出来”的，通过朱子与其门人弟子的一次次“对话”，在“话头”的引导和规范下、通过具体情境的创设，使朱子思想一次次得以言说自己、表达自己，朱子思想在“解释”的同时也彰显出“应用”的面向。

但是，无论对于朱子与门人弟子的“对话”来说，还是对于朱子思想的“运用”来说，这些之所以能够在诸多条目中得以成立，也有赖于朱子与门人弟子之间的公共空间的给予，即：他们是以朱子思想为纽带和公共基础的学术共同体，以朱子思想为纽带和公共基础，他们形成了师生关系，进而在《语类》的文本空间中形成了对话关系。而公共空间的给予，使得《语类》在“忠实地”记录朱子若干论学言论的同时，而具有“哲学咨询”或“哲学践行”的意蕴，这是因为，在这一公共空间里，哲学不再只是“思”，而是“行”，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4]48，也如当代哲学践行运动的口号所说“哲学是做哲学的活动”，而朱子思想正是在这一次次对话中被“做出来”，同时朱子思想也在这一次次“做出来”的实践活动中将自己升华为实践性资源，包括朱子门人弟子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学术资源，或者说可以指导所有社会成员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公共资源。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中，我们也经常去《语类》等哲学著作中汲取人生的营养，同时也经常以“对话”的方式去向先哲寻求摆脱苦难的途径与方法，也在此意义上，包括《语类》在内的哲学著作之存在本身就是实践的，而我们的学习也如朱子门人一般并非只是为了学习哲学知识，而是有着“应用”的基本导向。

[1]林志刚.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绍介[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5):207-208.

[2]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