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昌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甘肃 合作747000)

日本民族的女性观是独特的，在日本人眼中，女性是“圣洁与污秽、温柔贤淑与嫉妒报复、伟大的母性与丑恶的魔鬼的矛盾统一体。”［1］(P32)从日本原初创世造人神话到现代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沉淀着一个民族对于女性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芥川龙之介是一位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现代小说家，从他的《竹林中》可以看到在现代文体形式下所隐含的作家女性观源自传统而又趋向复杂的特殊之处，这值得我们深入考察与研究。

一、“多重叙事”的文本呈现

阅读《竹林中》，每个人的最初感觉就是叙事的复杂与阅读的困惑。不错，由于作家使用了达7 个之多的同故事叙述者，文本的多重呈现也就成为必然。小说以小标题的形式明确了叙述者的身份与差异之处，这里所说的差异之处是指他们的叙述对象与叙述方式的不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感知这种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正如格雷马斯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感知差异，借助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成形’。这种‘形’仅仅为我们而在。”［2］(P21)我们注意到，除了小女子真砂以外，其他人物的叙述俱是“供词”，而小女子的却是对菩萨的“忏悔”。由于七个叙述者的身份不同，而且又都是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那么，受身份的限制与主观性的影响，每个人物的叙述便显得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可靠叙述。刘莉莉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到:“《竹林中》的叙事空间是由错综复杂的多声部组合而成。由于七个相关的人物各自以第一人称分别叙述，而每个人都叙述出一个他眼中的真相，这就意味着一个事件有七个版本。七个版本对应同一个事件，也就从事件的角度证实了，七个人物作为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作为作者的读者，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们每个人的叙述。”［3］(P108)正由于这种种的原因，我们受困于阅读。同样，我们注意到，作家在进行文本写作时故意将某些细节突出并使之相互矛盾，这样一来就更加使得文本的不可靠性增强。比如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了对于“马”和“竹林”的描写，但每个人口中的叙述都有所差异。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文本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像一出“戏剧”。前四位叙述者，即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俱为故事外的客观者，也就是不参加事件的发生，他们的叙述为整出“戏剧”提供了背景。这样的背景正如戏剧中的旁白和布景，目的在于使观众对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人公有所了解并引发阅读的欲望。但我们知道，与传统戏剧不同的是，作家在这一“戏剧”中为观众提供的是不完整或者是自相矛盾的、混乱的旁白与布景，这就使得此“戏剧”具有现代性。幕启之后，是三位主角多襄丸、金泽弘武、小女子真砂的独白，他们实际上在舞台上各自进行着不同的独白表演。在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独白的重要作用——独白使得三位主角的对话具有一种隐秘性，从而不易使人觉察。三位主角就像站在舞台不同方位上的三位演员，他们在进行着自己的独白而互不关涉。当然，他们的独白相互之间充满了矛盾，他们的背景不同，叙述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的来源值得讨论。我们同样也发现他们的叙述都是围绕一个强奸故事展开的，而真正的中心或是重心在于那位叫做真砂的女子(要注意，在日本，女子是随夫姓的)。

由于此前我们已经分析到不可靠叙述带来了阅读的困惑，继而引发人们对于文本真实所在的探索。而“戏剧”的呈现方式又将舞台重心放在了那位女子身上，于是我们可以确知作家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实际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于女性身体与意识的关注。当然，这其中也隐含了作家独特的女性观。

二、不同身份遮蔽下的女性观

由于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的叙述可作为推出“戏剧”的背景呈现，而在“舞台”上的主要演员是三位主角，所以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三位主角身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人的叙述及身份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三位主角身份的材料，这不容忽视。由于他们的叙述，我们得知小女子与金泽弘武为夫妇关系，而多襄丸是一个好色的强盗等一些重要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多襄丸眼中的女子形象。多襄丸是一个将死的强盗，故其说话比较直率，能够袒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对于他的“供词”，可信度较高。多襄丸还代表了一类受自我欲望支配，对女性身体够成非法侵害的男子形象。在他眼中，女子无疑是尤物，是男人泄欲的对象。但他又具有另一个层面的复杂性，这表现在他对女子野性的欣赏，对女子“强力”的看重。无疑，他对这种女性身份上隐藏的间或表现出来的男性特征是非常看重的，这或许代表了一种男性的视点:一方面是对女性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对女性中性甚至男性的欣赏。在这里，女子的强悍可能是多襄丸自身霸道的投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他之所以赞扬被杀的武士，是因为武士是唯一与他过招二十四回合以上的人。这种对强力或是武力的崇拜，使他一方面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强占女性，另一方面又使他迷恋于女性身上难得呈现出来的男性特征，这与日本民族的女性观构成了互应与暗合:女性是伟大与柔弱的混合体。从这一点来看，多襄丸对女性是不能真正理解或认识的，在他眼中值得追求的女性的最光辉的一点却是男性的特征，这是何其反讽的结果。

女子心中的自我形象也是令人诧异的。首先，作家用了“忏悔”这一个词，说明女子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而且要采取种种的救赎措施。女子的罪从何而来呢?女子自己认为被糟蹋了，便是不洁之身，而丈夫又不能理解，所以要选择弑夫和自杀来清洗罪责。弑夫代表了祛除社会伦理道德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而自杀是为了洗涤自己被奸污的耻辱。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寻找原因，便会发现所谓女子身上的罪恰恰是男人加在她们身上的，女子身体的“污点”是多襄丸的强奸所致，而社会伦理的压力则来自自己的丈夫金泽弘武，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女性自身的处境。如果说强盗多襄丸的侵犯是导致女子自我惩罚的诱因，丈夫的轻蔑便大大增加了这种自我惩罚的力度。如果这位无能的丈夫能够安慰一下这位可怜的女子，这位女子就不会如此疯狂地报复丈夫和她自己。女子最后的恋生是本能的反映，这恰恰是她人性最真的一面。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女子自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自己被强奸了就是不干净的，如此想法不禁让人感到悲哀。我们要问的是，作家是怎么想的，他是否也认为女子是有罪的呢?从这一点也许能够透露出作家女性观的某些复杂因素。

作为一个无力保护妻子的丈夫，金泽弘武亡灵的叙述是最可怀疑的，也是最令人感到气愤的。金泽弘武眼中的妻子成为寡情荡妇的代表，而多襄丸却成为一个“可敬”的人!对于他为何要将一切罪责推给自己的妻子，笔者觉得这也与日本民族深层的民族心理有关。日本民族认为女人是污秽与纯洁的复合体，女人一旦为别人所染指，就必定有不可饶恕的罪责。而且他们当然地认为出现通奸之类的事，女子所占的罪责必定是最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仔细分析)。由此，金泽弘武对妻子的罪指也就成为了必然，他是一名武士，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于自己颜面、荣誉有损，就只有将罪责推在女子的身上。同时，他的话也代表了诸如“自古红颜多祸水”之类的意见，这样的论调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令人可怕的是，当我们读完亡灵供述时所产生的感情，是可怜还是气愤与鄙视?如果我们不禁产生一种可怜感的话，这说明也许我们从骨子里也是这样的一种人——对女性贞洁观的过分看重，对女性生命的过分蔑视。武士最后所言的自杀更是一种虚伪的矫饰，这是一种胆小的表现，正和女子的恋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我们看到，无论多襄丸、女子自己，还是金泽弘武俱认为女子是有罪的，都将罪责加于女子身上，这构成了这出“戏剧”的核心——对女子罪责的叙述。但从多襄丸无法真正理解女性的身份特征，女子对自己罪责的自我承认，丈夫金泽对女性的原罪看法，我们也可窥知作家的女性观——迷茫而带有某种程度的惧怕与敌视。

三、从神话原型谈起

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女性观或多或少地隐喻了作家的女性观。那作家的这种女性观从何而来呢?也许我们利用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可以一窥究竟。荣格在分析《浮士德》时曾指出:伟大的诗篇从人类生活汲取力量，假如我们认为它来源于个人因素，我们就是完全不懂它的意义。每当集体无意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这一件事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它对于每个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就都具有重大意义。一部艺术作品被生产出来后，也就包含着那种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信息。［4］(P138)从这段话中，我们得知一部艺术品实际上是世代相传的信息的复现，也就是原型的复现。我们都知道日本创世造人神话的故事。天国的“依邪那崎命”和“依邪那美命”二神降到岛上，竖起“天之御柱”，建立起“八寻殿”。他们是天国的第六、第七代神，还是一对兄妹。他们是日本国的创造者，也是日本民族的祖先。据《古事记》 “神代卷”记载，兄妹二人是这样结婚生子的:

二神降到岛上——依邪那崎命问他的妹妹依邪那美命:“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她回答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完全合起来。”依邪那崎命说道: “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到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你看怎么样?”依邪那美命说:“这样做很好。”——［1］(P31)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创世神话中的女神依邪那美命带有原型的特征。她代表了大和民族对女性的一种看法，伟大与柔弱——创造生殖的伟大与对丈夫依赖的柔弱;纯洁与污秽——忠于丈夫的纯洁与在创世之初男女合欢时主动地表示快感所表现出的污秽。由于生养人口、繁殖后代，女性特别是作为母亲的女性被当作偶像一样崇拜，这在母系社会时期是被全人类所认可的，尊重母亲的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但同样我们看到，日本民族对女性的不尊重甚至侮辱也是世所罕见的，这不仅反映在现代慰安妇问题上，在日本文学名著中亦多有表现。作为一种原型，它必然复现于各时代的作品中，例如《源氏物语》中的众多女性，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中的太田夫人等。

同样，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仍是这一原型的复现，不过是穿上了一件很现代的外衣。这种“多重叙事”的形式“陷阱”的确是引人注目的，也成功地将一般读者的眼光吸引到形式的探索与推理上来。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芥川龙之介的女性观，便可以发现其仍难以逃脱传统文化女性观的樊篱。沈文慧曾谈到:“《莽丛中》不仅以反讽的笔调消解了日本传统文化中以武士精神为代表的男性神话，更是一曲女性反抗男性权威的压抑与迫害，寻求自我保护、自我尊严的赞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女权主义文本。”［5］(P114)但是，我们认为，虽然芥川龙之介对于传统女性观虽有迷惑之处(这表现在女子最后对自己生命的渴望上:生命的渴盼终于超越了罪孽感，使女子坚强地活了下去;对于武士最后的自杀也突显了女性的坚强与男性的软弱的对比)，但是走的并不是很远，并没有达到“一个女权主义文本”的程度。也许这种类似“性别倒错”的看法可以看作是作家女性观的一种进步，这无疑使得作家的女性观在传统性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作品独特的“多重叙事”的形式与作品形象所体现出的女性景观入手，考察了芥川龙之介女性观的独特呈现。最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作家用了“多重叙事”的方式营造了一出“戏剧”，而“戏剧”的核心表现在对女性身份的观照上，这体现出作家在传统女性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于女性的复杂看法:既带有传统意义上的崇敬与蔑视，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对于女性身体与意识的复杂关照与困惑。

［1］王向远. 东方文学史通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法)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M］.吴泓缈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3］刘莉莉. 多重不可靠叙述的艺术魅力—— 〈竹林中〉的文本分析［A］. 刘莉莉.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分析［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瑞士)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沈文慧. 穿越叙事的迷雾——芥川龙之介〈竹林中〉解读［J］. 名作欣赏，2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