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与高丽朝贡关系的形成——以辽圣宗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张鹏鹏

摘要：辽与高丽朝贡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多，从辽太祖开始就为征服高丽做试探，直到圣宗期才用武力将高丽拉入朝贡关系之中。其中可以分为寻求建立朝贡关系阶段，朝贡关系开始建立阶段，维护朝贡关系阶段及朝贡关系最终形成阶段。研究辽与高丽朝贡关系的建立对研究东北亚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辽；高丽；辽圣宗；朝贡

中图分类号：K312 文献标识码：A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到公元1125年灭亡，共经历了九位帝王。其中第六位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间最长,是辽与高丽确立朝贡关系的时代。在圣宗之前，辽也试图征服高丽，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双方只是彼此试探，并未付诸行动。到圣宗期，辽为迫使高丽与之形成朝贡关系，对高丽进行征讨，虽过程颇为复杂，但正是由于此时形成的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才奠定了辽中后期双方和平关系的基调。

一、圣宗之前辽与高丽的关系

辽太祖阿保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灭掉渤海国，迫使女真部落臣服。在灭掉渤海国后，辽才重视起与高丽的关系。辽太祖九年(915年)，“高丽遣使进宝剑”，[1](卷一)(P10)这是史书记载的双方第一次接触。可能是辽太祖的东征震慑了高丽，但这不代表朝贡关系开始形成，因为朝贡关系需建立在长久臣服的基础上，而且其进贡时间不稳定，间隔时间很长，次数很少，圣宗之前仅限于太祖时期。如神策三年(918年)，“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1](卷一)(P12)七年后，天赞四年(925年)，“高丽国来贡”，[1](卷二)(P21)紧接着天显元年(926年)，“高丽、濊貊、铁骊、靺鞨来贡”，[1](卷二)(P22)这是《辽史》中对高丽在辽太祖时期进贡的所有记载，这可能与辽东征渤海国，高丽试探辽有关。这都是太祖灭掉渤海国前后时期发生的。在高丽向辽进贡的同时，辽也对高丽派遣过使节，在太祖天赞元年(922)，“契丹来遗橐驼、马及毡”。[2](卷一)这是辽太祖时期对高丽唯一一次派遣使节进行试探。

辽太祖至辽圣宗之前，《辽史》对高丽的记载只在太宗时期出现过两次，分别是11年后，天显十二年(937年)，“遣使高丽、铁骊”。[1](卷三)(P41)时隔两年后，会同二年(939年)，“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1](卷四)(P45)都是辽主动与高丽联系，一直未见高丽的回复，这说明双方关系应该是非常冷淡的。在高丽的史料记载中，不仅验证了笔者的观点，而且有《辽史》中没有记录的辽太宗第三次派遣使节到高丽的记载，道出了双方关系破裂的缘由。辽太宗会同五年(942年)，“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还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2](卷二)笔者认为，辽主动联系高丽，其实是一直在试探高丽对待自己的态度。当高丽与其绝交，杀其使节，辽没有马上征讨，那是因为辽当时主要是西征党项，南伐晋，无暇顾及高丽。在辽世宗、穆宗及景宗时期，《辽史》和高丽史料中一次都未提及双方交流的情况。但这时期的高丽却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这对辽来说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威胁。从辽圣宗继位后马上征讨高丽来推测，圣宗之前的几位帝王早想征服高丽，但由于自身政局未稳，并未马上征讨，而高丽也一直未臣服于辽，朝贡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直到辽圣宗时期辽才真正对高丽重视起来，将高丽拉入朝贡关系之中。

二、辽圣宗时期与高丽朝贡关系形成的过程

辽圣宗继位后，在辽整体局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对高丽的不满和将征服付诸行动的时机到来。这也是辽与高丽朝贡关系真正开始形成的时期，朝贡关系形成期间有战有和，直到高丽最终臣服。笔者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寻求建立朝贡关系。此时，辽圣宗尚年幼，由其母承天皇太后摄政。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圣宗亲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1](卷十)(p112)结果没有征服高丽。时隔三年，统和三年(985年)，圣宗准备再征高丽，“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1](卷十)(p115)结果因为自然灾害，“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1](卷十)(p115)高丽史料记载，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契丹遗厥烈来请和”。[3](p104)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统和四年(986年)，“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4](卷七)(p71)使得辽无力征讨高丽，只能求和，此乃缓兵之计。此后可能因为辽对女真和北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使得高丽十分畏惧，辽对高丽的征讨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高丽史料记载，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年)，高丽成宗“幸西京，进次安北府，闻契丹萧逊宁攻破蓬山郡，不得进乃还。遣徐熙请和，逊宁罢兵”。[3](p104)同时《辽史》中记载，统和十一年(993年)，“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1](卷十三)(p143)虽然随便将数百里土地赐予他国值得商榷，但辽在寻求建立朝贡关系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第二阶段，朝贡关系开始建立。可以说因辽圣宗对高丽的亲征和对女真、宋战争的胜利，使得高丽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臣服于辽，朝贡关系逐步建立起来。如统和十二年(994年)“高丽来贡”。[1](卷十三)(p144)同年在高丽史料中记载，高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3](p105)统和十三年(995年)，“遣使册封王治为高丽国王”。[1](卷十三)(p147)双方的关系一直在加深，统和十四年(996年)，“高丽王治表乞为婚，许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嫁之”。[1](卷十三)(p147)同年高丽“遣韩彦卿如契丹纳币”。[3](p106)统和十五年(997年)，“高丽王治薨，姪诵遣王同颖来告”。[1](卷十三)(p150)十二月，辽圣宗“遣使祭高丽王治，诏其姪权知国事”。[1](卷十三)(p150)统和十六年(998年)，“遣使册高丽王诵”。[1](卷十四)(p154)这说明辽对高丽内部的政权结构有一定的控制力，而且这种控制力还在加深，如统和二十年(1002年)，“高丽遣使来贡本国地理图”。[1](卷十四)(p157)辽史史料与高丽史料虽然在时间上有些不同，但事实基本契合，也不影响说明在辽圣宗第一次东征后的十几年里，辽与高丽的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互派使节，朝贡关系逐步建立和加深，但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第三阶段，维护朝贡关系。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发生了“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1](卷十五)(p168)的事件，这是对辽与高丽朝贡关系的破坏。虽然高丽多次派人谋求修好，但辽圣宗仍下令征讨。面对辽的征讨，高丽派遣康肇迎战，兵败被抓。高丽接连失利，许多州城被攻下，使高丽较惊恐，十一月，“王询遣使奉表乞罢师，不许”。[1](卷十五)(p168)但在同月“高丽与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败”。[4](卷七)(p78)高丽获胜之后，辽军可能受到大的打击，无力再战，高丽王“王询遣使上表请朝，许之”。[1](卷十五)(p168)但不久又发生了高丽守将卓思正杀死辽朝使者韩喜孙等十人事件，于是战端再起，高丽惨败，辽迫使“王询弃城遁去，遂焚开京，至清江，还”。[1](卷十五)(p168)高丽面对失败，于开泰元年(1012年)，“高丽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诏王询亲朝”。[1](卷十五)(p171)但高丽王称疾不能入朝，辽向高丽多次派遣使者索取赐予的六州地，但是高丽未给。于是在开泰三年(1014年)，辽圣宗命令再次讨伐高丽。这次讨伐，辽军败多胜少。高丽史料记载，开泰五年(1016年)，“契丹耶律世良、萧屈烈侵郭州，我军与战，死者数万，获辎重而归”。[3](p117)辽军的败绩，使得许多辽控制下的人户大量逃奔高丽。高丽趁机请和，遭到辽拒绝。辽继续进攻，但士气低落。开泰六年(1017年)，“遣合卓伐高丽”，[1](卷八十一)(p1286)辽军再败。开泰七年(1018年)，“萧排押等与高丽战于茶、陀二河，辽军失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1](卷十六)(p185)战争的失利使得辽军准备大举进攻，开泰八年(1019年)，辽圣宗“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讨高丽”。[1](卷十六)(p186)连年征战，使双方元气大伤，高丽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辽也是强弩之末，于是十二月，“高丽王询遣使乞贡方物，诏纳之”。[1](卷十六)(p187)经过这种持久的消耗战，双方的朝贡关系逐渐稳定下来。

第四阶段，朝贡关系最终形成。随着辽对高丽征讨的结束，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耶律资忠使高丽还，王询表请称藩纳贡……辛未，遣使释王询罪，并允其请”。[1](卷十六)(p187)高丽终于臣服于辽，朝贡关系最终形成。如太平元年(1021年)，“夏、高丽遣使来贡”。[1](卷十六)(p189)太平二年(1022年)，“契丹遣御史大夫上将军萧怀礼等来册王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上柱国高丽王……自是復行契丹年号”。[3](p123)双方互遣使节，加强联系，朝贡关系较为稳定。如太平九年(1029年)，“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反，高丽亦稽其贡”。[1](卷十七)(p204)这些都发生于圣宗时期，圣宗以后进贡如常，双方互派使节，密切联系。虽然在辽兴宗期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直至天祚帝时辽灭亡，朝贡关系宣告结束。

陈述先生认为，“可以说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北朝”，[5](p2)辽朝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关注辽代的一切，不仅是它的南北面官制、与宋的关系等内部事务,也应该包括与其他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外部事务。在辽圣宗之前，辽与高丽只是短暂的接触，高丽虽然对辽有过进贡，但是不符合朝贡关系的要求，不能说朝贡关系开始形成。只有在辽圣宗时期，为使高丽臣服，进行了征服战争，在辽圣宗中后期才将高丽拉入朝贡关系中，双方的朝贡关系也一直持续到辽灭亡。需要指出的是，在朝贡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通商贸易，“主要通过以草原丝路的商业流通方式，建立并垄断了草原地区同东亚古国日本与高丽的经贸联系”。[6](p294)这对东北亚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客观上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朝鲜]郑麟趾．高丽史[M]．平壤：1958．

[3]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M]．台湾：食货出版社，1983．

[4][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陈述．辽金史论集(一)[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任爱君．辽朝史稿．[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丁金荣

张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陕西西安 710119)。

崔青青/四川师范大学美学专业在读硕士(四川成都 6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