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才

顾颉刚先生说，伏羲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回溯古代社会，因而从理性上推演出来的一个古代社会的渔猎阶段。（见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我膺服这个观点。它把伏羲问题作为文化看待，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研究伏羲问题的前提。宗璞先生概括他父亲冯友兰先生的见解说，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有选择的积累，必须在楼层上建造。如果不分朽木、良材，就建不起辉煌的殿堂。如果否定传统，否认根基和由来，岂非要重回蛮荒时代？（见宗璞《冯友兰集》序）我也赞同这个见解。“有选择的积累”是个很好的表述，它是一种文化观点，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文化要重视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能否定传统，不能忽视根基和由来。同时要向前走，对已有的材料有选择取舍，把选取的材料加在一起给以概括，发展已有的成果。就伏羲文化讲，因为它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回溯古代社会，因而从理性上推演出来的，必然有合乎史前社会实际的内容， 也必然有猜测不准不合乎史前社会实际的成分。伏羲文化的材料，是汉代前后好多个世纪里陆续形成的，记录于不同古籍，有些材料互不契合在所难免。较后的撰著要写相对完整的伏羲氏传记，必然对说法不同的材料加以取舍。《帝王世纪》和《三皇本纪》先后做过这样的工作。现代人的理性，尤其是人类学、考古学的成就，对史前社会的认识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讲伏羲文化，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概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