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卿，王家旋

（1.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62；2.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北京100807）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是一位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建立了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基督教神学。在特伦托大公会议期间，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之作《神学大全》曾与《圣经》以及教皇的教令一起摆放在祭坛上。作为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史上空前的学术大师，尽管在世的时间并不长久，却用不朽的生命谱写出维系前后时代的基石般的著作，实现了永恒与伟大。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体系诞生之前，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阐述基督教教义的奥古斯丁主义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以及在西欧的广为流传，导致传统的基督教神学面临着冲击。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整合与阐发，重新定义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基督教信仰，在13世纪开启了全新时代。基督教开始接纳新的认识上帝的方式——通过人类的理性。

一、基督教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加速了基督教中哲学流派日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走向理性和科学，另一方则坚守神秘主义。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引入基督教神学，建立起不同于奥古斯丁神秘主义神学的神学——哲学新系统。将哲学的认识方法引入到了对神学问题的研究中，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他的著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调和特征。他常用的方法是对一个论题或概念的意义做出仔细的区分，然后指出论敌的观点在某一次要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却是错误的。这样，他把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点解释为从不同角度或层次看待同一对象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同一认识的不同方面。他的论敌所犯错误的性质通常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偏概全，而他认作是真理的学说与其说排斥了错误，不如说把错误消化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论辩以辨析意义为基础，他的著作包含着细致、系统的分析与综合”[1]400～401。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也在方法上带来了神学研究领域的理性转向，表明神学是可以而且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这种转向不仅使神学的领域有了哲学的身影，而且就哲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因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切入而更加广阔。关于上帝存在、上帝属性、上帝创世、上帝与人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展示的对基督教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回答了困扰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源、人的本性以及如何生活。虽然最终归向上帝的答案不能让每个人都同意，但至少提供了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向，或促使持反对意见的人继续探索。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哲学。吉尔松和马里坦也因此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哲学和神学关系的论述称为“基督宗教哲学”。这种基督宗教哲学理论的出现，代表着西方传统哲学和神学开启了相互渗透的发展进程，“这种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部分，主要就是哲学的本体论和神学的上帝论，以及与本体和上帝相关的认识论”[2]8。因此，从哲学的立场来评价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指出了对终极意义的探索方向，他的形而上学更是提供了回答问题的方法。

自1311年罗马教会公开表示赞同和支持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基督教会的威望和权威无与伦比，以至于在对基督教发展史的阶段进行划分时，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教父哲学，第二阶段称为经院哲学，第三阶段则是新经院哲学或直接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3]132。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完满统一的神学哲学思想体系，将信仰和理性完美融合，化解哲学和神学的“矛盾”——指出神学和哲学是达到真理的不同路径。由信仰所接受的真理和通过自然理性接受的真理有冲突时，则归咎于人们的推理能力出现了问题，即受到了理性的局限。托马斯·阿奎那探究这两种真理真相的调和之路中既发现了“真理”，建立“和谐”的上帝观，又改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真理的谬误之处以维护更高级的基督教真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中，理性不能做出论证的部分，就交由信仰来解决。《神学大全》中关于上帝存在、上帝的本质以及上帝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探讨顺序也体现了从启示到理性，再由理性到信仰的研究逻辑。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里，哲学的部分始终受到神学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他为经院哲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托马斯·阿奎那完备的理论形态不仅成为经院哲学中最伟大的体系，也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为后世哲学家提供了借鉴的对象，尤其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成为神学研究中的一种经典表述，无论对他的学说认同抑或反对，对托马斯·阿奎那我们都是不可回避的。即使是法兰西斯修会出身的苏格兰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也认可托马斯·阿奎那形而上学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观点。近代的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黑格尔等人也都承袭了信仰是思辨的真理，可以通过经验被认识、运用理性来证明的观点，努力在哲学知识的综合体系中为信仰找到位置。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哲学的全新理论体系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思想进程，形成了托马斯主义，继而发展为基督教研究的传统。“托马斯主义”最早见于14世纪，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产生和传播时期；第二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回归阿奎那思想的运动；第三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是指19世纪后期开始由罗马天主教会所推动的托马斯思想的复兴运动，这场复兴运动也称为新托马斯主义。”[4]764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永恒之父》通谕：“我敦促你们，尊敬的弟兄们，完全、认真的恢复托马斯的金子般的智慧。为了捍卫天主教信仰的完善性，为了社会利益和一切科学的利益，把它发扬光大。要仔细选拔教师，努力使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学生心灵里扎根，阐明它的牢靠性以及高于其他学说的优越性。你们已经或将要在建立的大学里都要说明与维护这一学说，用它来反驳流行的谬误。”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的诞生。在19世纪，基督教信仰因自然科学的发展陷入重重危机，利奥十三世要求教会人员“不要害怕科学，要把研究科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巴黎的一名主教也提出：“我们不否认在进化论中有深奥的东西，我们甚至想把它变成我们的主张。的确，只要承认上帝是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终结，承认在进化的整个过程中，上帝在指挥并支持它演变，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5]200号召以积极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基督教信仰所面临的来自科学的挑战，主动开展科学研究。一方面承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将各种物质运动的最终原因指向上帝。新托马斯主义的名称和理论都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运用理性主义解释科学和神学关系的思想潮流，促使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新托马斯主义虽然是一个庞杂的理论系统，但理论的核心仍旧是上帝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学说围绕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展开。通过运用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和认识论来构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的信仰基础：提出了“存在之作为存在”，超出具体的、现实的客观事物之上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理智主义”是上帝的恩赐等观点，维护基督教信仰。“新托马斯主义承袭了托马斯学说调和、综合的基本特征，不但用托马斯主义统一基督教哲学各派理论，而且力图使之与近、现代哲学派别，乃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融会贯通，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1]402～403。直至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教会持续支持和参与托马斯主义的复兴运动，使得托马斯主义在20世纪依然焕发着生机，在欧洲和北美建成了大大小小的托马斯主义研究中心，兴办了几十个研究经院哲学和经院神学的专业杂志。正如约翰·英格利斯在《阿奎那》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将阿奎那的思想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6]1。新托马斯主义的崛起，成为基督教正统的官方哲学，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因此罗素曾指出，“圣托马斯不仅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当前的影响，正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事实上，还超过后两人”[7]574。

二、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批判与继承

毫不否认，在神学史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争议也可以成为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条线索。自13世纪以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领域引入哲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方恪守启示神学，另一方则是坚持哲学的纯粹性。

在经院哲学后期，奥卡姆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理性和信仰、神学和哲学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神学只能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要从理性上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奥卡姆认为，即使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的观念形成有关上帝的概念，但论证这些概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论证上帝的存在。同时，妄图通过结果来证明第一原因的存在也是失败的，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个别性的事物。奥卡姆的这些观点直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第一动力因的证明。奥卡姆强调，对于上帝的存在只能是一种信仰。16世纪的马丁·路德赞成奥卡姆的立场，指出走向神圣真理的道路只在于恩典与信心，而不是理性。因此，他特别强调福音的意义，坚持“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在马丁·路德看来，只有十字架神学才是真正的神学，是走向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因此，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经院哲学鼓吹理性，阻碍了“荣耀神学”倡导的苦难和羞辱。新教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文强调圣灵照光的《圣经》拥有最高权威，上帝的真理全部呈现在《圣经》之中，是认识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信仰上帝不需要理性提供的证据。由于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他们反对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在16世纪以后，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17、18世纪，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通过在认识论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质疑，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休谟指出，因果关系只是两个事件多次重复出现从而在心理上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因此不具有事实上的必然性。通过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存在的否定，休谟冲击了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基础。康德在回应休谟的“怀疑论”时，对现象和本体做出了区分，直指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根基，彻底切断了以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的认识论基础。康德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在本体界并不适用，因此对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①翟志宏曾专门论述过对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神学的批判，可参考翟志宏的《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370页。

进入20世纪以来，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构建的德性伦理学在伦理学的维度里日渐重要起来。尽管托马斯·阿奎那探讨伦理问题的最终目标是神学伦理，并对德性伦理的神学化或人学化做了划分，但正是对“意志”与“激情”概念的割裂使托马斯·阿奎那对“激情思想”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人学特征的激情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志学说成为基督宗教神学伦理的正统，而激情思想则为后世的人本主义情感道德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8]。托马斯·阿奎那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欲望能力”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为后世思想家们对于情感理论的思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示范。13世纪，不同于拉丁教父哲学后期的禁欲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用大量篇幅考察“欲望能力”，指出灵魂拥有欲望的能力。这种欲望的能力分为感觉欲望和理智欲望，感觉欲望服从于理性，并且，感觉欲望又可以分为愤怒和情欲，这些欲望都是以人的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沙夫茨伯里开启的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认为，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感，这种内在的道德感与人的外部感官类似，能够感觉出情感是否合意，以及行为的善、恶、美、丑性质。对道德的价值判断，既不依赖理性，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人的内在感官的直接感悟。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思想正是承袭自托马斯·阿奎那“欲望能力”思想中的特殊理性与欲望的能力等观点。沙夫茨伯里的情感论伦理学又启迪了休漠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辨析，虽然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推翻了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与激情的辨正关系，但是休谟的情感主义正是托马斯·阿奎那激情思想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

托马斯·阿奎那在伦理学维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情感主义伦理学，在德性伦理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综观古典德性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思想是其中最为系统完整、也最为深入细致的德性思想体系。针对此前基督教神学体系本身的缺陷，托马斯·阿奎那将神学德性思想与世俗的德性思想紧密的融为一体，具有独到的价值。首先，将德性与人的目的、行为及其能力联系起来，比亚里士多德单纯从人的功能角度解释德性更有说服力；其次，将德性思想分为三类：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学德性；第三，将德性与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分别看作是人的自觉行为的内在本原和外在本原，扩展了德性的意义，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幸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伦理学与他的其他学说一样，都被后世思想家吸收或批判。由于他的德性伦理学建立在上帝观的基础上，因此在近现代哲学家看来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他的德性思想而言，始终属于一种德性内生论的观点，忽视外在道德要求的影响，更忽视了德性在道德上的特殊意义——德性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力或功能的完善，而在于妥善处理个人与自己、与他人和社群的关系[9]。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也为近年的德性伦理复兴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麦金太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的前言里，深情写到：“我最开始认识到人生在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危险和伤害时具有脆弱性并不是因为哲学。我本不该花那么长时间才理解大多数道德哲学中缺乏这种认识所具有的重要性。重读阿奎那，不仅强调了那种重要性，而且将我引向他用以论述德性的种种资源，他笔下那些德性不仅考虑到了我们的动物状态，而且考虑到了承认我们由此而来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的需要。”[10]4他进一步强调自己对德性的论述是一种托马斯·阿奎那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预设了某些哲学立场的。这种方式正是托马斯·阿奎那在阐述自己的上帝观时使用的路径，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基督教教义，并预设了某些教义的真理性。麦金太尔想要克服某些分歧和冲突时，也使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探究方式。

三、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评价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同时，也表明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的有限性，同时又坚信人性与神性可以协调，上帝的“神恩”并不消除人性，只会让人更加完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重视生命的神圣、承认理性的有限、提倡恢复个人美德意义、重视世俗生活的道德观并且强调世俗道德生活的意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既有理念上的伟大追求，又将各种伦理道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因此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着卓越的现代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历史时空里为13世纪混乱的意识形态找到了理想的平衡点，在丰富的理论思想土壤中又滋养了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如但丁的《神曲》所描述的“天堂”就深受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更具理性色彩的经院哲学。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坚持了传统的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主义，维护了基督教教义的权威和统治地位，和奥古斯丁一起成为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双台柱。公元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为“圣徒”，并且评价他为“黎明前的星辰，照亮了整个教会”，“托马斯给教会的贡献超过所有的学者”，“托马斯著作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包含着无比的力量”，“托马斯的学说是无与伦比的”。溢美之词加身的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不仅是教会官方承认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了基督教唯一的正统哲学。

从占据过基督教正统思想地位的奥古斯丁主义到托马斯主义，这些学说的衰落和兴盛在本质上都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然而从基督教对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主义、阿威罗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的态度轨迹来看，思想体系本身的消亡或是复兴依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但如果不主动地选择历史，终究会被历史所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官方立场里失去了“唯一”正统哲学的地位，但他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始终具有生机、活力以及指导意义。正如布莱恩·戴维斯所指出的，“无论人们称他为一个‘神学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哲学的’思想家其实都无关紧要”[11]269，重要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对人类思辨思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及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神学体系和德性伦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不少观点为日益世俗化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它是一种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上帝存在”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其论证是不充分的。诚然，托马斯·阿奎那为上帝存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也似乎有力的论证，甚至迄今为止尚无人能在理论上有所超越，然而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仍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坚持“先理解再信仰”，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在逻辑上并不完美，罗素曾对此反驳：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则上帝的存在也需要原因，上帝若依赖于外物存在则不是全能的。假如并非“万事必有因”，意味着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万事最初的原因既可能是上帝，也可以是其他事物。这个反驳似乎是一种诡辩，但托马斯·阿奎那试图用纯粹的理性证明上帝，就必须服从逻辑规则。而罗素的反驳恰好说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内容也受到来自科学的质疑，并且必将充分表明托马斯·阿奎那论证的非科学性。如果作为前提的“上帝存在”是有缺陷的，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有可能坍塌。当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体系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糟粕。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和神学思想，除了要总结思维的历史教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某些有益启示，为克服现代文明的一些弊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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