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与晚清湖北吏治整顿

2015-03-19赵善庆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赵善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胡林翼（1812—1861年），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人。他既是大器，也是大才，他用爱才之心和宽广的胸怀向晚清政府举荐过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乱世中流，但他本人却带着一块心病英年早逝。自胡林翼去世后，治史者多将胡林翼与曾国藩并称为“曾胡”，以彰显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抚鄂是胡林翼一生“功名事业”的顶峰。1855年3月到1861年8月，胡林翼于湖北巡抚任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措施，促使湖北成为湘军最稳定、最可靠的战略基地，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吏治思想对晚清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但他在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不如曾国藩和左宗棠。因此，本文拟从有关胡林翼的原始资料着手，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胡林翼湖北吏治思想的渊源、实践及特点进行探讨。

一、胡林翼吏治整顿的思想渊源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衰世”。“康乾盛世”过后，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严重震撼着清朝的统治。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这就激起了人民群众进行激烈的反抗斗争。鸦片战争后十年间，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不下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势力。

由于官场贪污腐败，因循敷衍，粉饰太平，上下相欺，行者不讳，闻者不惊。再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经过这次大的起义，“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减少了7000万人口”[1]553。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封建统治，登基不到一年的咸丰皇帝调集各地官兵进行镇压，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后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胡林翼就是这些“非凡人物”其中之一，并且走到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前列。

胡林翼吏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家庭环境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逐渐认识到政权的兴衰与国家的吏治有很大的关系，吏治清明则国家强大，吏治腐败则有可能导致政权的颠覆。

胡林翼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一生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是其父胡达源，二是岳父陶澍。在胡林翼年幼时，胡达源“既自淬历于学，而教公（胡林翼）极严，谓为学，端自蒙养始，亟授以儒先性理书，蚤夜督责不少宽假”[3]10，故他从小便有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之宏伟抱负。后胡达源让胡林翼随贺熙龄、蔡用锡等经世派人物读书，蔡用锡“教人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溃，服膺终身”[3]14。对胡林翼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是其岳父陶澍。他尚未成年时，陶澍便赏识他，将爱女许配于他。嘉庆二十四年，“乡贤公修益乘，携公在局，时安化陶文毅公以给事中观察川东，取道益阳入蜀，馆歧市，往谒乡贤局中，见公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太夫人所生女字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公夫人方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4]4。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对嘉道年间全国经世思潮的兴起，有着巨大的作用。胡林翼成年，陶澍便把他带在身边读书，着力培养。陶澍公事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窍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5]1025。胡林翼在陶澍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之下，自幼究心经世致用之学，有“经世志”，“毋一时一刻不以民生为念，所著《读史兵略》、《奏议》、《书牍》，皆经世精言”[6]11935，年轻时候的深厚积淀无疑为他将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岳丈给他最大的启示是要为国为民办实事。他终生崇敬这位誉满朝野的岳丈，成为继陶澍之后又一著名的经世官员。

在清道光二十六年，胡林翼“由陕西捐输案内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林文忠公（林则徐）专折奏办也。时龙山友人李如昆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曰：‘天下官方，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持节地，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李公为之起敬”[4]14。道光二十七年，胡林翼“三月回籍，将入黔，告先人墓，誓不以一钱肥家”[4]15。在他为官的二十多年中，他对清朝的吏治腐败有切身体会，而且深有切肤之痛。他认为，为政一方，首先要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保百姓平安，就必须调和社会矛盾，整饬吏治。胡林翼认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7]9；“吏治不修，兵患所由起也”[8]64；“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9]204。调和社会矛盾、稳定地方秩序、巩固统治的首要措施，是整顿吏治。他说：“安民在于察吏，为政首在得人……地方安危，系乎吏治，而州县表率，尤重知府，知府得人，则吏治蒸蒸日上。”[10]15他甚至认为吏治重于军事：“救天下之急症，莫于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于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3]136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特别当时正处于同太平军作战的关键时期，更表示出胡林翼具有高人一等的见识。

二、胡林翼整顿前湖北的吏治状况

太平军自咸丰三年起三次席卷湖北，多年之战火已使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百姓流亡，伏莽遍地，民穷财尽，钱粮支绌，湖北封建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咸丰四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黄州（今湖北黄冈）被太平军打败，投水自杀。武昌城第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巡抚陶恩培自杀。放眼湖北境内，在武昌附近率领部队与太平军相持的清廷文官，只有一个益阳人胡林翼。“曾与胡林翼同典试，深知其才略”[11]11685的军机大臣文庆力荐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咸丰五年三月三日，胡林翼署理湖北，成为湘军中继江忠源之后第二位封疆大吏，而当时的太平军占领了鄂南大部分地区，州里残破，饷源枯竭。他这样描述当时湖北的省情：“鄂居天下之中，水陆四达。平时富商巨贾往来聚集，竞尚繁华，闾阎耳濡目染，相习成风，变本加厉，识者盖隐忧焉。迨经兵燹迭扰，民气凋残，迁播流离，四民同困。”[9]340而当时湖北的兵政、吏治情况是：“兵勇之冗杂不精，则军饷之支绌弥甚。连年以来，楚北之患，怯弁狡卒习惯溃走，闻警尚且先逃，临阵安能致果？惩前毖后之计，首在练兵、明耻，教战之方，贵先选将。其被贼蹂躏州县，悬缺待人，兼摄承乏。刑罚不当其罪，而稂莠日多；恩惠未及于人，而士民不信。吏治之与兵事固始终相因者也。”[12]3

胡林翼虽然继陶恩培之后由湖北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但是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一封家书中，胡林翼如是说：“武汉虽克，人心愈涣。粤逆暂去，土匪又炽。此等危局支撑煞费力量。兵荒之后，人民生计万分艰难，节衣缩食之未能。强者铤而走险，以求温饱。天下滔滔，深为栗栗。”[5]1071面对湖北这样破烂不堪的局面，胡林翼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在太平天国时期，湖北的吏治腐败更加严重，史载“已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吏惰民骄，其未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官仇民，民仇官”[8]64。面对如此的吏治现状，胡林翼并没有立即出省境支援安徽，而是着手整治吏治。他上疏咸丰帝“地方吏治抚臣专责”[3]138，“宜留镇省城与督臣通筹全局，整饬吏治”[3]139。此后，胡林翼开始了大力整顿吏治。

三、胡林翼对湖北吏治的整顿

（一）罢免贪官污吏和庸吏

胡林翼作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具有相当敏锐的政治意识。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吏，必须有胸怀天下的志向，不能一味陶醉于家庭、私人的安乐天地。天下之所以“盗贼充斥”而积弱积贫，是因为人心日趋于虚伪，贪官庸吏太多。腐败的吏治常是国家大乱的原因。他说：“天步艰难，非有大力气者负之以趋，东倾西跌，如扶醉汉一般。封疆将帅，皆循吏而得之因缘显擢，貌似有为，临患难而先自遁走者，比必然矣。”[13]17他上疏咸丰皇帝：“湖北地方，连年被贼沦陷，吏治废弛，贪纵不职。臣访察声名，贪鄙之员，迭次专折特参，并请从重提审。均蒙恩旨俞允，惟贪墨之吏不可姑容，而清正之员自当旌别。”[9]116他还说：“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害且滋甚”[9]203；“惟州县有民社之寄，断不可仅守资格，要缺必须遴选，差委例得酌量”[5]336。所以在控制人事方面，他不需要控制湖北的每一个官员，他要求的首要就是州县的人选，由他来决定。他要求所有的人事权都归自己，尽量派自己熟悉的已经检验过有能力的人去上任。他是要办事的人，暂时一些太过枝节的小事情，根本不用巡抚去做。只要把地方官的人选选好，他们就能帮你把事情办好，巡抚不用管那么细微的事情。他说：“州县为亲民之官，人之贤否，动与国计民生相为关系，若待补缺之后察看去留，无论贪劣之员，地方已受其害，即才不胜任，废弛贻误，弊亦不可胜言。近年以来，迭次劾参，不下数十员，而吏治尚未尽美。是整饬于不缺之后，莫若慎重于未补之先。似应因地择人，查其员缺，实在相宜者，拣员请补，未便急切循例之实在情形也。”[9]579

他要求下属官员“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管事”[5]764。他痛下决心要整顿那些“无精刚之气”的地方官吏，对庸劣官员，参劾在所不惜。从1855年到1859年，胡林翼对庸劣官员“迭次劾参不下数十员”[14]18。他认为“假如州县不得人，则州县之事必坏”[9]22。在他署理湖北巡抚时就上疏参劾三名知县——“代理江夏知县汪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劝捐出城，捐项既无所得，而城池已失。面谕其随营效力，则以不能久住长房为词。且任事已久，于江夏县团练毫无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属不堪造就。咸宁县知县莫若玑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团练废弛，不堪振作。嘉鱼县知县李文灏，于团练事宜漫不经心，且纵容差胥需索团费，尤为谬妄。以上三员，均应请旨革职”[9]25。胡林翼不仅参劾汉族官吏，也敢参劾满族官员。他上疏咸丰皇帝参劾“才具平庸，识见猥鄙”[9]239的武昌盐法道常恩，称“武昌盐法道常恩等追缴不力，纵贼入山，遂至蔓延各处，由襄阳而郧阳，由宜昌而荆门，此剿彼窜，此复彼陷，五月有余，迄无尽日，总由统驭不得其人，事机坐失。业将督兵之常恩等一并奉参摘顶”[9]239。他说：“省城沦陷已久，文武将官，视纪纲法度漠然无动于心，所谓悍然罔顾者。现已劾去约二十人，众怨之府，其以我为侨矣。然应劾何止此数！揆道法守，荡废已久，蚀国虐民，视为本分。设岁大饥，民不堪命，揭竿而起者，盖不必粤匪，而吾民亦将盗弄潢池矣。”[5]149又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择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劾人者亦莫也。”[5]209

（二）大力提拔和重用有才能、节操高尚者为官

胡林翼治鄂期间，他大力选拔人才。胡林翼在参劾大批贪官庸吏的同时，又大量保举提拔有才干的人。他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而大纲必在得人。”[15]13《曾胡治兵语录》还对当时的“人才”现状进行了解释：“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之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胜其力，则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骏矣。”[16]18他循循善诱官吏要奉行勤政、廉洁的作风。对于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吏，大力提拔表彰。

咸丰六年，湘军攻陷武昌、控制全省之后，急需恢复新克复地区的地方政权机构与社会秩序，需要大批堪任州县官员和人才。鉴于悬缺过多而又人才匮乏，符合任职条件者尤为罕见的现实情况，胡林翼上奏清廷，要求不拘文法，破格用人。胡林翼在《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中说：“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贪非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则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目下情形，州县尚悬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地方吏治，是臣专责，容臣次第清理，分别委署。如果试验有效，才具出众，即行奏请试署，以期实济而利民生，此吏治应急整饬之要。”[9]205清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胡林翼的试验获得成功，湖北经济很快得到恢复，这一做法也成为破格用人的先例。在胡林翼看来，选拔才德兼备的官吏比弹劾贪官污吏更为重要。“湖北军兴以来，吏治废弛，已非一日。各郡州县，被扰较广，丞倅牧令，或阵亡殉难，或参劾病故，……湖北地方，迭经兵燹，通计臣倅州县悬缺至二十九员之多，历时至五六年之久。现在拣发，即用大挑军功保升各员，到省多在出缺之后。实缺人员，除新选外，仅存二三员，而历俸三年者尤少”，大批的地方官吏需要胡林翼任命，但是清朝定例“知县以上官员，题补缺出，升调兼行，听候督抚酌量具题。此外，应行调补之缺，均令该督抚照例于属员内对品改调等语。至简缺请补，例有轮班补用。又何项缺出，以何项人员拟补”。胡林翼“不能不堪酌变通，碍难照例之实在情形也”。仅咸丰七年，胡林翼就破格擢用知州和知县二十九人。“所拟各员，或现经委署，缺分适当其人；或才略较优，量移方尽其用，人地均属相宜，惟于调动补请之例，多有不符。但员缺久悬，地方紧要，在朝廷设官分职，有一缺即有一员；器使因材，补一官当收一效。且一经补定，此后循序轮流，即可轮班挨补。至各员调补之后，仍当随事随时，察看赠别，固不敢存私意于前，尤不敢设成见于后。此外候补人员，尚有班次在现拟各员之前，及前后相等者，或人地未宜，或才力未逮，应再另行察看办理”[9]381。胡林翼将这些得力干将分踞要津，无疑加强了湖北的封建统治。

胡林翼说：“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故所特荐不尽相识也。密荐才堪大用者十有六人，朝廷皆擢用”。如郭嵩焘、李鸿章、李续宾、李续宜、阎敬铭、罗遵殿、严树森等等，这些都是晚清名臣大吏。曾国藩也谓胡林翼“荐贤满天下，盛矣哉”[17]22。徐宗干在《归庐谈往录》中说：“胡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18]2胡林翼常常说：“国之需才，如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本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又曰：兵之嚣者，无不罢，将之贪者，无不怯。又曰：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故世愈乱，而择官礼贤二者愈不可缓。”[19]126胡林翼把网罗而来的人才，按其所长，或予以适当职务，或令暂居储才馆以待选用。胡林翼生前举荐人才不少，许多人成为封疆大吏，但其中有些人于他未成谋面，像沈葆桢、毛昶熙、梅启照等人就是如此。

（三）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

任官为吏治的基点，而选吏是其必要的一环，官员选用以后，还须加强考核。对官员的考核，不仅有利于使他们尽责，而且能够确保整顿吏治的进行，其作用是重大的。在任期间，胡林翼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曾国藩说胡林翼“每于理财之中，暗寓教民察吏之法”。湖北漕政，积弊已久，特别是荆、宜、施等地区积弊更为严重。“湖北钱粮，自道光年间，岁征不及一半。上下相蒙，积习牢不可破”[9]497。胡林翼早就注意到漕政中的弊端，“所有湖北粮道，历年旷废，亟宜澈底清查办理”。咸丰六年四月，还在武昌攻坚时，胡林翼派署粮道张曜孙“先行亲赴荆、宜、安、襄各府所属州县，督同各该府检核印券红簿，查讯经书，询访乡民，逐节清查”。并决定“武、汉、黄各府俟全省肃清，再行查办。并饬荆、襄二道，宜、荆、襄、郧各府，将历年办理漕粮全案卷宗，检送抄录查办”[9]120。经过两年的努力，胡林翼摸清了湖北漕政之弊。咸丰五年九月下旬，胡林翼颁布征收漕粮的新章程《漕务章程》，颁布全省，并上报清政府。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1）奏定北漕折色每石一两三钱，外加耗银一钱三分；南米每石一两五钱，外加耗银一钱五分。（2）重新规定每石漕粮折钱数额。（3）裁去一切浮收陋规，只准按新定钱数征收，余外不能多收一文。新规定颁布执行后，胡林翼又派人多方监督和稽查执行情况。“委廉明之知府丞倅各员，分往严查密访，如有不遵新章，仍前浮勒令者，即当随时严参，以肃漕政”[9]504。另外他还建立了清查局对官员进行考核，从而保证了新规定的贯彻。胡林翼向州县地方官强调“钱漕乃国家正供，催科为州县实政。稍形侵欠立予参追”[20]15。一旦发现有不遵新章仍旧浮收者，则予以重惩。

（四）胡林翼整顿吏治的独到之处

第一，善于权谋。有清一代，同城督抚互相争斗，屡见不鲜，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在此之前，汉总督吴文镕就被满巡抚崇纶逼迫，在缺兵少饷的情况下，战死黄州。新上任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处理好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但是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而且经历、才干、志趣都大不相同。咸丰皇帝以这样的亲信人物放在胡林翼身边，显然是要他监督胡林翼，正如人们所指出的：胡林翼“手握重兵，朝廷忌之，特任官文督鄂，阴为监视”[21]14。由于总督和巡抚两官相距很远，常因征兵、调饷等事发生不和，部下也互有埋怨，因此，二人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胡林翼攻克武昌之后，威望大震。官文想倚胡林翼为重，随即就将总督府由荆州移驻武昌，并亲自前往巡抚衙门拜访，前后三次，均被谢绝。

胡林翼欲参劾官文，他对阎敬铭说：“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之如泥沙。进贤退不肖，是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封疆事。”[22]24阎敬铭急忙劝道：“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已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於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仵也。”[6]11712胡林翼这才逐渐认清了自己和官文的地位，摸准了官文的特点，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和对策。主动去见官文“推诚相接纳，谢不敏焉”[22]22。他抓住官文贪财的弱点，投其所好，每月奉送白银3000两供其额外开销，美其名曰“办公费用”。胡林翼在军事上每有意见，或者与官文会衔上奏，或者推官文独奏，朝廷无不准行。官文则坐享其成，在官场上青云直上，甚至由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抬入满洲正白旗，这对旗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据《曾胡谈荟》记载：“林翼之交欢官文，于当时军事大局，所关至巨……咸丰七年，林翼奉朱批，谓：‘胡林翼现虽在军营，唯伊本营之将弁可由伊具奏，仍应会同总督。况官文有钦差大臣关防，军务营伍均该督专责。若委之巡抚，殊非朕倚任该督之意也’。成见若是，益见林翼交欢官文而利用之，良有不得不然者。”[23]91可见，官文虽然贪渎，却因得皇帝信任，且以钦差大臣而有节制巡抚之权，他看似庸懦，其实心里有数。曾国藩曾说：“官秀峰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24]61由此可知，胡之所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之举。这样既接受满族贵族的监督，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与满族贵族关系初步调整的任务。满清遗老胡思敬曾有这样的记载：“《战国策》描画小人情状，后世虽极诡诈，莫能出其范围。君子恶其人，未尝不明其术，不幸当臲卼之交，事处至难，不得不假借用之，以济一时之变。如胡林翼之出谋用智，其心亦良苦矣。”[25]3胡林翼运用权术，对贪渎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投其所好，官文对他言听计从，使得他能以巡抚之位，行督抚之权，厉行整顿、改革。

第二，屈己伸人。胡林翼刚克复武汉，立即就去打九江，九江打完之后，就遇上陈玉成大军进攻湖北，喘息未定，刚把陈玉成打跑，又立即出动全部精锐围攻安庆。他做事雷厉风行，只要认为做得对，对东征太平军有利就去做，哪怕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尽力去做。“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河南浙江。未尝不以天下大局为兢兢”[22]6。清政府没有要求他节制数省军务，没有哪一省巡抚像胡林翼这样，对太平军的作战做全局性的思考。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即向咸丰皇帝上了一封丁忧的奏折，然而还来不及等咸丰皇帝有什么指示，9天后就离开江西，直接回到了湘乡。胡林翼坐镇湖北，统筹全局，使湘军的东征取得了重大胜利，兵一举攻克江西重镇九江。但没过几个月，胡林翼就上疏请求让曾国藩夺情视师，他在奏折中说：“丁忧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躬谨慎，早邀圣鉴，水师将弁，皆其旧部。吴会形势，扼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请终制，蒙恩暂准，曾国藩读礼家居，曷尝须臾忘天下哉！兹幸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后世，将益信其忠，而不能责其不孝。事必见其大，而时必乘其先，应请饬下曾国藩迅速起程，……必可直捣金陵，预操胜券。”[9]335咸丰九年，石达开攻下宝庆，清政府担心其由湖南入四川，命曾国藩领军入川，胡林翼希望曾国藩入川后反客为主，他运动官文上奏，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之位，当清廷令曾国藩带兵入川而不授四川地方实权时，胡林翼又通过官文奏请将曾留在湖北与自己共图东征战局，清廷准奏。自此以后，曾国藩就进入了仕途顺畅的时期。咸丰十年，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兵力不足，他把所部主力鲍超军拨归曾指挥。当鲍超露出不乐意时，胡又两次致书告诫“不得妄蒙他念”，要他“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5]744。曾国藩能有后来的地位和权势，胡林翼实在是“与有力焉”。

咸丰九年，胡林翼为左宗棠事写信给官文：“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之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言，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而胡林翼在致庄受祺书中说：“这完全是为顾全大局并以扶持善人伸张正气为主。”[3]231由此可见，在致官文书中却一点没有显露这种严正气氛，只不过是用轻松语调很平实质朴的人情语言去感动受信者，这不是用权术，不过是能“屈己以伸人”而已。

四、胡林翼整顿湖北吏治的效果和影响

（一）湖北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清明的政治局面

在胡林翼的大力整顿之下，湖北的吏治大有改善。胡林翼罢斥大批不称职的官吏，甚至予以惩处；同时又大批网罗人才，予以重用，使因循腐败的官吏有所改变，使原来表现一般或者较好的官吏，更加奋发有为，使原来陷于瘫痪的湖北封建统治机构逐渐恢复作用。他注意整饬吏治，推功让贤，引荐人才，协调关系，加强对官吏的思想教育，树立良好的官场风气，为当时浑浊的官场营造了清新和谐的政治氛围，缓和了社会矛盾，并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胡林翼曾自诩：“鄙人在楚，官吏尚不至十分贪诈。”[26]28曾国藩也赞扬他说：湖北“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27]28。湖北出现了一个较为清明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局面直到张之洞抚鄂时尚未消失，从而为张之洞的新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基础。

（二）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战局的逆转，为湘军战胜太平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林翼就任湖北巡抚前，湖北兵政腐败，财政枯竭，吏治废弛。经过胡林翼的整顿经营，这些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胡林翼虽然只是湖北巡抚，但在咸丰七年至咸丰十年这三年中，胡林翼经营湖北不仅仅以保全湖北全境自足，还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使湖北成为了湘军东征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给湘军供应兵员、粮饷，为夺取九江、威逼安庆奠定了基础。胡林翼自上任巡抚以来，苦心经营湖北，发动财政改革，创厘金、通盐去、改漕章，兼行各种捐输，使湖北一省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他还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颇有成效，“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6]11712。为湘军的东征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他稳定湖北战场以后，养兵六万，月费四十万，而民无怨谤，兵无乏饷，谋划援赣、谋皖，围江南，全力支援曾国藩。咸丰七年，令李续宾率9000余人东下抵九江，都兴阿、杨载福、鲍超等6000人屯北岸小池口，由湖北一力承担军饷，自居武昌调度。咸丰九年，石达开大举进入湖南，湖北就派出水师八营，陆营十三营，共计万余人，并每月自带军饷五六万，前往支援。咸丰十年，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兵力不足，胡林翼又将鲍超军六千人，拨归曾国藩；不久，又将外江水师拨归曾，并继续供应其全部军饷。咸丰十年、十一年，围攻安庆的三大主力部队，除曾国荃是曾国藩所属外，其他李续宾、多隆阿两军，都是胡林翼一手编练的，且由湖北供应全部军饷。有清一代，督抚之用兵出辖境者，自林翼始。可以说，没有湖北后方基地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九江、安庆的攻克。因此，王闿运说：“中兴之业，实基于胡。”[3]295

（三）胡林翼抚鄂后湖北的发展趋向

胡林翼抚鄂后，求贤若渴，有枭雄的手段和才能，但是又有菩萨的心肠和情怀。他理想宏大，做事雷厉风行。《庸庵文编》有如下记载：“楚军之围安庄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疾，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者也。’”[28]213从中可看出，胡林翼已经认识到，太平军只是癣疥之痒，西方列强才是心腹大患，办洋务是当务之急，胡的见识深刻，判断准确，目光超前，非其他人可比。这是当时思想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胡林翼这样的敏感。

数十年后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年轻时曾“尝从问业”于胡林翼，而胡林翼也一直很赏识张之洞的才识。咸丰二年，张之洞回河北应试，中第一名举人时，胡林翼即致书张之洞的父亲张锳称：“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开口而笑者累日。”张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是受胡林翼影响，他以胡林翼为榜样，并一直引以为人格典范和事业先师，把湖北打造成了洋务运动的重镇和晚清新政的标本，他曾在武昌设立铁政局，负责统建铁厂建设和开采矿产等问题；任命熟悉洋务的蔡锡勇为总办；雇佣外国矿师白乃富等主持技术工作。在他的亲自过问和操持下，1893年11月建汉阳铁厂，1894年5月正式开炉炼铁。他还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四局（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并筹办芦汉铁路。由于他的努力，武汉变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由于张之洞办洋务时的大胆、务实精神和作风，他还大量派遣留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使武汉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当时中国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他的势力“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以致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直接温床。

胡林翼从其阶级立场出发为维护清朝统治，在湖北巡抚任内对吏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顿：罢免贪官污吏以及不堪使用者；大力提拔才能节操中可堪使用者；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胡林翼通过吏治整顿，恢复了湖北的封建统治秩序，为攻占天京打下了基础。胡林翼说：“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害且滋甚。”知州知县品级虽低，但是一县的所有事务全部负责，权力极大。所以他特别重视州县官的任免，大量破格提拔了他所赏识的廉洁有才干的官员，充任知州、知县。胡林翼深知吏治腐败首在胥吏，所以痛加铲除，去腐生新，对地方官吏庸劣、贪鄙者劾去，荐任贤者，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并戒除官场应酬奢华，树立官场良好风气。胡林翼的吏治思想及措施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卷五[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M].Los Angel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梅英杰.清胡文忠公林翼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4]严树森.胡林翼年谱[M].上海：大陆书局，1933.

[5]胡林翼.胡林翼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9.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书牍：卷54[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8]胡林翼.胡文忠公政书：卷2[M].湖南粮储道署刊，1899.

[9]胡林翼.胡林翼集（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9.

[10]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26[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11]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