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春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激烈与沉静中的渐次推进——张炜研究述评

祁春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张炜是贯穿新时期的重要作家，对他的研究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在1980年代，文学研究者不遗余力地挖掘张炜作品的启蒙主义意义，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古船》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1990年代以后，张炜的创作发生转向，思想个性突显，引发了研究者关于他作品中的民间、大地、道德、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等主题内涵的探讨与争论。除了激烈的争论，在沉静的学术中，对张炜创作的主题与艺术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主题研究方面有对“苦难”主题的探讨、精神分析学的解读、比较文学的研究、文化内涵的挖掘、生态主义的透视等；艺术研究方面有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性的讨论，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小说的叙述方式、小说的文体或结构等艺术方法的揭示等。张炜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它的推进方式以及研究成果，包括关于张炜的文学史书写，还存在某些局限与不足：一是，争论在张炜研究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遗留了一些学术陷阱；二是，对张炜的整体性研究还比较欠缺。

关键词［］张炜；道德理想主义；“苦难”主题；生态主义；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5）05－0053－09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祁春风（1980-），男，江苏兴化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张炜无疑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拥有超千万字的巨大创作量，而且在各个时段都推出了主题内涵深厚、艺术性丰沛的作品。因此，学术界长期保持着对张炜的强烈关注与言说状态的“众声喧哗”。按照王辉在其研究张炜的专著中的说法，张炜研究经历了三个高潮：《古船》时期、《九月寓言》时期与《外省书》时期[1] 6。由于王辉的专著出版较早，这一说法需要做一些修正。粗略地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张炜推出“芦青河”系列小说后，文学批评便如影随形，而1986年的长篇小说《古船》，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论，形成张炜研究的第一个高潮；90年代，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和散文《融入野地》等作品，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下，被指认为“道德理想主义”文学的“样板”，成为文学争论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从长篇小说《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到2010年的十卷本《你在高原》，张炜保持着蓬勃的创造力，对他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第三个高潮，但争论逐渐平息，走向学院化研究状态。由于三十年的研究史相对短暂，且各时段也并非泾渭分明，许多研究视角与理论话语具有延续性，因此，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层面，兼顾时间之维，对迄今为止的张炜研究作初步的梳理与考察。

一、从“人道主义”到“道德理想主义”的争论

上世纪80年代，张炜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独特性，与当时一些典型的伤痕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相比，“芦青河”系列小说中对生活变化的观察、体验的书写显得难以归类，直到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才让当时占文坛主流地位的启蒙主义话语找到阐释的空间。比如雷达在分析了《秋天的思索》中的农村青年老得、“承包带头人”王三江两个人物形象之后，认为小说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旧的人身依附关系现在是解除了，农村经济也开始繁荣，但是，假若没有每个农民自身的精神上的觉醒、自主、自强，假若不能彻底摧毁左的思想牢笼和千百年来习惯势力的桎梏，就还可能出现新的人身依附关系。”[2]同时他不认可张炜作品主题的道德化倾向，认为“仅仅从道德出发是要影响作品的深刻性和广阔性的，并且也不太适应今天生活的丰富和博杂”[2]。在对《秋天的愤怒》的解读中，雷达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张

炜反对“封建主义幽灵”，并描写了“农村觉醒者——新人”形象[3]。在此之前，宋遂良也认为《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是农村的新人形象，并且，他直接指出了李芒作为启蒙者的一面：“李芒的精神痛苦还因为周围群众的暂时不觉悟而显得更加深重”；“李芒常常怀着类似早期启蒙主义者那样的孤独感”[4]。《古船》面世后，对其反封建主题的挖掘也很普遍，如蔡世连认为：“……他发现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极左路线巧妙结合正是造成这段历史的社会机制，而以小农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农民文化意识则是它的心理机制。”[5]可见，在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评论家们主要以启蒙主义话语探讨张炜早期创作的主题，而很少重视其中的道德内涵。

然而，《古船》中博大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引起了争论。一些批判者以所谓的历史观问题质疑这部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内涵。如黎辉、曹增渝认为：“《古船》的作者偏离了科学的历史观，陷入了对于人性的抽象玄思。”[6]他们指责作者让隋抱朴最终出山，是“好人掌权”思想，是不信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文中，“科学的历史观”似乎不需要论证，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主流意识形态，言语也显粗暴。有学者便毫无保留地赞赏隋抱朴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丁彭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仇恨和不平，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嘲笑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美好善良的愿望。从生命的角度去看，这种愿望只要是质朴和真诚的，就具有永恒的、最终的深刻性，对于自己的质疑和否定，是源于更深刻的意义、取向更高在层次的。”[7]（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而大多数学者持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雷达称赞《古船》写出了“人”的觉醒，是一部“民族心史”，但指出张炜有着雨果式的矛盾，“作家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雨果在《九三年》中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8]。他还认为，应该正确认识“恶”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并且不能期望道德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完全合一。王彬彬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张炜所寄希望于改革的，决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更不仅仅只是社会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还希望人心中的阴暗的部分被照亮，希望是善而不是恶成为我们今天改革的动力。正因为有着如此心胸，张炜才对改革中出现的邪恶感到痛苦”，但是，“希望历史的进步和伦理的进步能统一起来。这不是有些求之过高么？”[9]鲁枢元则简洁地把《古船》所倾向的改革路线概括为“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并进一步说明，“这种科技思想与西方基于实用主义哲学之上的科技思想不同，他同样也浸透了人道主义精神，浸透了中国知识分子过于高洁的理想主义的心灵之光”[10]。不难看出，除了极端化的批判者，当时的评论家仍主要在启蒙主义思想框架内肯定《古船》，而把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视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后者也许更贴近张炜的思想内核，也是他创作转变的动力。

进入90年代，张炜的创作嬗变对文坛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引发了持久的争论。在《九月寓言》发表之初，面对这部作品的令人惊叹的含混性、陌生性，评论家们对其思想内涵立刻形成了对立的观点。曾高度评价《古船》的王彬彬认为，“在《九月寓言》里，张炜失掉了他固有的悲悯，而代之以慨叹”，他甚至把《九月寓言》归为“新写实主义小说”之列，认为它“有世俗而缺少超越，有经验而缺少超验，有形而下而缺少形而上”[11]。反之，一些沪上学者对《九月寓言》进行了“形而上的意义”的探寻，运用两个概念，很快取得了主题解读的突破。一是“民间”，陈思和、王光东以此概念进行阐释。陈思和认为张炜还原了民间社会，“小村故事反映了一个典型的民间社会形态，……小村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封闭’社会，但它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社会，它的文化形态是由主流文化之外的民间文化、传说以及口头创作所构成的”[12]。王光东积极评价张炜对生活的本真描写，“但是张炜《九月寓言》对生活的还原与时下正在流行的‘新写实’小说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并非要把自己的‘情感’从作品叙述中解脱出来，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更多地保持了自己情感体验的原始性”，他进而认为这部作品呈现了乡村世界的自足完整性、民间性，具有表现人类的自由天性、呼唤人的理想生存方式等主题内涵，因此，《九月寓言》“带有某种人类性的意义，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13]。二是“大地”，郜元宝、张新颖从这一意象中挖掘思想内涵。郜元宝从《九月寓言》中发现张炜对夜晚意象的偏爱，认为“文学家歌颂夜晚，正是表达他们对大地无限的忠诚，以及对阴阳调和的本真状态，对生存的根基的眷怀”，“他的主旨，无非是要调和阴阳以保护我们栖居于其上的大地，保护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的依托”[14]。郜元宝因而认为张炜并没有失去“悲悯”，“只有关怀人在大地上的生存，只有关怀人所生存的大地，才能够超出世俗关于苦难和幸福的知与见，与人类生存的本源同在。这是真正的悲悯。确切地说，在《九月寓言》里，张炜把《古船》那种对‘历史之奴’的悲悯转化为对‘大地之子’的悲悯”[15]。

张新颖也强调《九月寓言》中存在着某种“大地”哲学，认为“张炜想表达人对于自我的根源的寻求，而自我的根源也就是万物的根源，即大地之母。张炜竭力想要人明白的是：大地不只是农业文明的范畴，它是一元概念，超越对立的文化模式，而且有最普遍的意义”[16]。郜元宝、张新颖在阐释《九月寓言》时都引用张炜的散文作品《融入野地》，也许，“大地”概念的提出受到了“野地”一词的启发。另外，“自由自为”的“民间”与作为“存在的本源”的“大地”，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郜元宝把两者并举，甚至合并为“民间—大地”一词——“《九月寓言》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走出意识形态‘牢结’而返回民间融入大地的文学精神”，他甚至认为，张炜的创作转变所显露的走出“意识形态”、走向“民间—大地”的文学方向，“更可以说是整个80-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化向自身提出的一个内在要求”[17]。可以说，在争论之初，沪上学者因对《九月寓言》的主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而大放异彩。

随着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家族》的发表，一些学者根据这两部作品明显的倾向性，对张炜的创作发起了强有力的质疑与批判。一方面，有的学者从人性、人的存在视角对张炜的基于大地的理想与道德进行质疑。谢有顺认为《柏慧》是一部“漠视人性”的小说，“而人性展开的丰富性、人性纯洁的根据以及人性所能达到（怎样达到）的最高本质，都被张炜预设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血缘观念扼杀了”[18]。他把张炜的精神理想称之为“大地乌托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只是一个个短暂的、容易破灭的乌托邦，真实的情形是人寄居在这个大地上，他与这个地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居住关系”[18]。他同时否认基于大地建立道德的可能性，“张炜也想在大地上建立起一套道德系统，以大地为道德的基础，但是，如果大地、自然是一切，那么，任何事物的‘本然’（what is）都是对的，在事物的本然之外便什么也没有，如果自然现在的表现是人类生活理想的标准的话，那么，道德与不道德就没有什么区别了”[18]。孙绍振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张炜没有认识到“人类的灾难是生存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也许张炜是把他心目中的大地理解为一种精神，可我却在他的小说中只看到他将这种精神指证为具体的土地，就是我们脚下所踏的这块土地，然后，再将我们人类的幸福、痛苦、快乐、希望都与土地发生关系，这种解释是以消灭人性作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太大了”[19]。他因而认为大地理想有违人性，并且也不能生成道德，“大地这一自然存在物，又怎能对道德负责任呢？”[19]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以现代性思想对张炜创作进行评判。张颐武不无夸张地将“人文精神”讨论中“二张”的思想称为“新神学”，认为“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新神学’话语的最为引人注目处在于对当下的彻底的否定。这种否定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对‘现代性’话语的理想的社会设计的‘结果’的深刻的失望而产生的‘反理性’的巨大冲动。二是对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经验的彻底拒绝的焦虑”[20]。他又以同一思想对张炜的《家族》进行解读，认为“在这里，《家族》延续了《柏慧》对于‘现代性’的十分深刻的绝望的情绪。……一方面，它表现出对于‘现代性’的全部历史的绝望。……而另一方面这里唯一清洁的‘家族’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法性”[21]。他进而延伸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认为“这样的历史的阐释和自我身份的想象既无力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无法真切地了解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和选择”[21]。吴炫对传统与现代有着更加复杂而辩证的理解，他认为张炜是徘徊在“回顾”与“前瞻”之间，因对“野地”过分挚爱，而对“文明”的看法有前后矛盾之处。他说，“如果我们视‘葡萄园’和真正的城市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我们就不但不会将‘野地’与‘文明’视为完全对立的东西”，而真正的追寻“野地”不是具体的守护“葡萄园”之类，应该是“那种蓬勃的生命热力的秉承”[22]。

另外，由于张炜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针对他形成了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与一些持批判观点的学者从宏观的文化层面立论和阐述不同，陈思和通过对张炜具体作品的解读进行辩驳，他认为张炜在《家族》里描述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权力”这一中介，“因此对于权力追逐者来说，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一旦进入了权力的层面，就可能产生极其虚伪的后果；但在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使命时所探讨的道德理想，也就是张炜在文学作品里一再为之呼吁的道德，并无这样的危险后果，因为当下知识分子所寻思、所呼吁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都无非是一种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自我立场的肯定和坚持……”[23]他从知识分子身份与责任的角度维护了张炜所持的道德理想。

新世纪以来，张炜研究相对平静而稳步地发展。争论已基本平息，有一些零星的带有批判或维护色彩的文章，但大多具有整体考察张炜创作的视野。贺仲明把张炜的思想变迁作为一种现象放在整个90

年代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比较客观地指出：“作为一种个人创作，张炜的出现无可厚非，……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倒是众多的80年代文化过来人对他所保持的集体性的认同和缄默。张炜的出现虽然是一个突出的个例，但他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时代文化方向的缩影。”[24]张光芒描画了张炜作品中道德内涵发展的整个脉络，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倒退的过程：“张炜在反抗现代文明的征途上一退再退，从形上道德的追索者坠落为传统文化道德实用主义直至成为封建性道德的牺牲品，实在令人惋惜。”[25]而倪伟从考察张炜的早期小说入手，发现张炜在其中书写了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所以张炜的道德立场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他肯定了张炜的文学转变与道德立场的激进：“即使他从传统思想道德那里汲取了不少精神资源，但他对现实的批判仍然立足于当下，是对一切‘伪现代’的揭穿和清理，这样一种正当的立场怎么能简单地说成是反现代的呢？……在此意义上，尽管张炜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所开出的‘道德’药方也决非什么对症的良药，但我们还是应看到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回应方式，其所拥有的批判力量是不容抹煞的。”[26]

总之，张炜因其创作的思想性以及与时代变迁的密切关系，常常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在80年代，文学研究者不遗余力地挖掘张炜作品的启蒙主义意义，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古船》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90年代以后，张炜的创作发生转向，思想个性突显，赞扬与批判的声音并存。不可否认，在争议中出现了少数简单化、极端化的文章，但大多数研究者所进行的严肃、学理的争论，使得张炜作品主题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向前推进。

二、主题研究的多维度拓展

除了在争论中不断深化的有关张炜作品“道德”内涵的研究，对张炜作品主题的揭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拓展，既有传统文学研究的各种视角，也有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这些多维度的透视与解读，虽然不是争论的焦点，相对平静地进行着，但不乏真知灼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苦难”主题的探讨。张炜小说对于苦难的表达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同时，他对苦难的理解还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李星认为，张炜通过《古船》显示出其独特之处——“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第一次将‘苦难’醒目地推到了小说描写的前台，展览了在各种名义下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欺凌、杀戮，痛苦的欣赏”，而张炜书写苦难的意义是：“他把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无所遮蔽地揭露出来”；“张炜的历史哲学的彻底性，恰恰在于他勇敢地将苦难和革命阶级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27]。可见，虽然同处于80年代语境中，但李星与黎辉、曹增渝等人对张炜的人道主义却进行了不同的评判，他试图把张炜对苦难的人性拷问与主流的历史观糅合在一起。90年代，郜元宝挖掘出张炜书写苦难的某一特征——“确切地说，张炜的兴趣不在于探讨苦难承受者和制造者在现实中交锋孰败孰胜的可能性，而在于站在承受者的价值立场，探讨交锋、反抗的不可能性”，并认为苦难承受者有“弑父”的恐惧，所以，“即使是受难者的怒火，也只能带来更大的苦难和罪恶”，于是张炜以和解超越了苦难，“在大地之上寻求仇恨的和解”[14]。宋炳辉着眼于张炜对生存苦难的呈现及应对方式，并以这一角度解读了张炜的几部代表作品：“《古船》从叙述罪孽入手，终而在人伦层面抵达对苦难的体认，并显示出超越苦难的努力；《九月寓言》则直接从苦难切入，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下臻于超越苦难的欢乐，而最终又使人类认下另一重苦难；《柏慧》则力图在人伦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层面上面对苦难。但由于从一开始就在第一个层面上紧盯住罪孽的现实缘由不放，……最后既没有达到超越罪孽的宽容，也无法实现对苦难的超越。”[28]他认为，“《柏慧》的探索甚至反而远离了张炜的写作理想”，原因是小说含有太多的从现实而来的愤怒，没有提供艺术上的对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28]。

其二，精神分析学的解读。郜元宝讨论张炜小说中的苦难时，曾指出苦难承受者有着“弑父”的恐惧。郭宝亮运用精神分析学进一步发现，“在张炜的本文系统中，对母亲的热爱、讴歌和依恋以及对父亲的仇恨和敌视则是明显的事实”，而其原因是，“张炜的童年创伤性记忆对张炜小说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9]。他接着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出“弑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主体性人格的不能确立，即永远不能进入象征界背后的现实界”，因此，张炜的很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游荡的孤儿或者半孤儿。但“无父”的焦虑必将转向“寻父”。张炜的《怀念与追忆》、《家族》等小说体现了这一转变，“弑父冲动更多地转

化为对父亲—家族血脉的寻踪”。可是，在《家族》中，主人公认同的父亲仍是边缘人、流浪汉、失败者。“因而，无论‘我’对父亲拒绝还是认同，都一样不能进入历史—文化的中心，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体”[29]。郭宝亮运用精神分析学，以“弑父”与“寻父”的悖论与转化，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张炜小说中流浪与追寻的主题，以及宿命般的悲凉感。张懿对《外省书》和《能不忆蜀葵》进行了心理学解读，认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神经症患者，创造了自己的理想化人格，史珂的自欺和自怜是表征，而淳于阳立则表现出神经质的自尊。“显然，史珂和淳于两个人物的真实人格和精神力量与张炜的判断相距甚远。他对前者的推崇和对后者不乏暧昧的默认和纵容就像人物对自己的理想化构想，充满了虚幻的辉煌，最终却如无的之矢跌落在文本的后方。人物破坏了修辞赋予他们的看法，于是作者的意图变得孤立无援，自说自话”[30]。张懿从对人物的精神分析导向了对张炜修辞的质疑，指出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张炜坚守人文精神的难度与挑战性。

其三，比较文学的研究。耿传明的《张炜与俄苏文学》属于影响研究，在这篇文章中，耿传明指出，“简要地说，张炜前期创作受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影响较大，那种将自然人格化，物我相通的风景描绘，与张炜本人那种亲近自然的心灵是非常契合的。《古船》时期的张炜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深沉执著的道德探索和深广博大的人类爱哲学也有一定的联系。张炜八六年以后的近作《海边的风》、《九月寓言》等则受苏联当代文学中道德—自然哲理流派的小说家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影响较大”[31]。姜智芹的《张炜与外国文学》把张炜所受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外国文学，重点讨论了张炜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海明威、马尔克斯的影响关系[32]。袁诠主要考察了张炜小说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认为张炜主要从文学精神上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色彩的魔幻风格[33]。这些影响研究一般首先以张炜的自述为证，再列出了主题与艺术上的相似性。陈思和则运用了近似于平行研究的方法，将西方文学中的“恶魔性因素”移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他发现张炜的几部时间相隔较远的作品都存在对人的欲望的书写，即从《蘑菇七种》到《外省书》、《能不忆蜀葵》，“构成一个完整的‘文革时期的夺权斗争——改革开放时期的自我释放——全球化时期的欲望追求’的欲望三部曲，完整地演绎出中国式恶魔性因素的发展轨迹”[34]。他还指出张炜对恶魔性因素的表达具有局限性，“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充满面对的勇气，把魔鬼作为自己的仆人和部属”[34]。

其四，文化内涵的挖掘。张炜成长在齐鲁大地，深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影响，他的许多作品蕴含着相应的文化精神，并呈现出某些独特的艺术风貌。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显在的，表现在张炜的入世精神与道德关怀等方面。而《古船》主人公抱朴、见素的名字出自《道德经》，引起研究者对作品中道家文化精神的兴趣。胡河清认为，抱朴的性格形成与逐步成熟，受到老中医郭运的道家精神的影响，“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因而他能够长期在磨房中独处思考，“这段隐息生涯提高了抱朴的身体、精神和人品”。同时，《古船》还对四爷爷、长脖吴专讲道家的“邪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35]。之后，还有研究者把张炜的归隐田园、亲近自然的意识，也看做道家的影响。张炜作品中的神秘性因素，尤其是2007年的长篇小说《刺猬歌》所具有的鲜明的魔幻色彩，使隐含其中的“齐文化”内涵浮出地表。王薇薇认为，张炜作品的神秘色彩是齐文化赖于生长的这片土地对他的潜移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丛林意象”，被张炜反复运用，“而《刺猬歌》本身就是一部最为完整的《丛林秘史》，记录了丛林里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尽情铺陈了丛林的隐秘和奇妙”。因此，“齐文化的神秘色彩，通过丛林这种必不可少的意象，在张炜作品中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形象的呈现”[36]。涂昕也认为，张炜小说中的神话、寓言色彩受到了齐文化的浸润，他侧重分析了齐文化对张炜的文学想象力与小说语言的影响[37]。至于张炜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内涵，从《九月寓言》发表之后，许多评论家进行了探讨。其中，王光东运用原型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张炜的《我的老椿树》、《梦中苦辩》等作品的主题可与民间的“动物报恩系列传说”和“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故事类型联系在一起；而《刺猬歌》中有“动物与人成婚”的民间故事主题原型等。他由此进一步指出，“‘原型’在张炜小说中的出现首先是张炜认识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其次，“民间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经验、道德经验的结晶，其优秀的部分自然也构成了他文学追求的重要部分并在他的思考中生发出了新的意义和价值”[38]。

其五，生态主义的透视。由于张炜作品中大量的自然书写，生态主义批评兴起后，视其为主要的研究

对象之一。尤其是许多硕士学位论文把张炜的生态意识作为选题，但简单套用生态主义的各种理论进行论述的情况比较多。其中，乔懿的认识比较切实一些：“张炜既不是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也不是狭隘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自然意识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同时他的人道主义又包含着生态伦理的维度，他坚守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文化的立场和理想。”[39]汪树东对张炜的生态意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认为童年生活导致张炜的生态意识的萌芽；“张炜作品中生态意识的核心就是构筑一种新的生命伦理，这种伦理倡导万物之间的和谐和相互关爱”；“张炜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充分地表现在对生命之美的欣赏之中”；而张炜对现代文明的严厉批判也与他的生态意识密不可分[40]。钟玲在列举了一些聚焦环境问题的当代作家之后，认为“张炜的小说因为使用各种方法来呈现环境思想而独树一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刺猬歌》，“运用富有想象力的、独特的、寓言式的混种叙事，提倡以中国传统思想和对自然深刻而浪漫的爱为坚实基础的环境思想，这种对自然深刻而浪漫的爱源自张炜的亲身经历”[41]。通过作家思想分析与文本细读，钟玲揭示出张炜的环境意识与文学表达的独特性，及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三、艺术研究：浪漫主义及其他

张炜创作的艺术特征也是研究的重点，因为张炜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且艺术方法多样化，同时不断进行形式的创新。

关于张炜的艺术个性或者说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之说占主流地位。于清才评论张炜的第一部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时，虽然把张炜的创作归于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大潮，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作品表现“生活的真实”。同时，他指出了张炜作品的抒情性，“张炜小说的美还充分体现在强烈地抒情中。……含蓄的抒情和作品形象中的‘女胜于男’结合在一起，常常赋予作品一种浓郁的意境，而这种意境产生了令人怡情悦性的阴柔美——这就是张炜作品的美学风格”[42]。而宋遂良在评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时，把艺术特征直接概括为浪漫主义，他认为这部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为作品的情绪的抒发，以及对于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描写，还体现在大量的景物描写上[4]。杨政指出了张炜早期创作中在美学上有“美丑对照”原则，并且认为，张炜小说不能以现实主义的“典型”论来看，“他似乎更着意于抒发一种内心的感情和情绪，创造一种诗的意境和气氛”[43]。杨政虽然没有运用浪漫主义概念，但他所讨论的“美丑对照”原则与抒情性显然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古船》发表之后，李星并不赞同“塑造典型”是《古船》的成功之处，他认为，张炜属于“主观型”的作家，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不注重描写现实矛盾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更多表现一种心理意绪的生发、追寻过程”；“他的人物更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典型概括意义”；“细节描写在张炜的作品中不是为了突出环境的具体性、真实性，而是作为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某种暗示出现的，更富象征性”；“他的作品具有浓烈的被人们称为忧患和痛苦的氛围场”[27]。但在80年代的语境中，《古船》被公认为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如张晓岩完全以现实主义理论来解读它，认为这部作品植根于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人物，并且“作品中的象征性描写是可以为现实主义所容纳的”，对人物心灵深处的表现也没有改变《古船》的“再现型的现实主义”性质[44]。他把这部作品视为现实主义的坚持与深化。对于张炜在90年代的创作，一些研究者仍然坚持以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解读，如李建军认为，“《柏慧》是一部优美、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其理由是，这部作品具有现实主义批评精神，以及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倾向等[45]。他主要以批判精神为标准推断《柏慧》为现实主义杰作，不无偏颇之处。而刘明试图以宽泛、中和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概念来概括张炜的创作，认为从《古船》到《家族》，张炜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一体，形成了“以表现中的再现为主要特征的心理现实主义”[46]。另外，《刺猬歌》面世后，少数研究者把这部作品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阐释显然太表面化。事实上，90年代以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浪漫主义”作为论述张炜创作的关键词。颜敏在其专著中对“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二张”进行了总结性论述，认为他们有共同的浪漫主义倾向，“张承志和张炜的审美的浪漫主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高扬人的主体性，编织灵魂的神话。……其二，作品中含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其三，自然崇拜”[47] 46~48。王爱松赞同颜敏对“二张”的评价，称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趋势在世纪末的独脉余响”，但他又认为，张炜的浪漫主义创作具有一种独特性，“将一种现实的战斗精神融入了浪漫文学

的创作”，“他力图在自己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创作中确立起客观性和社会性，传达出公众的情感和弱者的情感”[48]。贺仲明在分析张炜的十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时，更加辩证而深入地探讨了张炜的浪漫主义与现实批判性问题：“从现实批判方面说，由于渗透了更多的主观情感因素，作品能够呈现出更多的坦率和心灵真实，其胆识和锐利，是其他许多现实类题材所不具备的。而且，也许是意识到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更侧重于内心表现，难免存在现实表现不足的缺陷，《你在高原》有意识采用庞大的篇幅和宏大的历史架构，以更多侧面、更大范围地再现现实，增强其现实批判的广度和力度。因此，虽然作品始终以抒情为主要特征，但其现实揭示和批判依然颇具力度和深度。”[49]总之，很难以单一的某种创作方法来涵盖时间跨度大、作品丰富多变的张炜的创作，相对而言，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抒情性以及现实批判精神等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关于张炜创作的具体艺术方法和形式创新，研究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其实，上述的阐述主题思想或者创作方法的论著，大多数都会涉及具体艺术方法和作品形式问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着重讨论形式问题的论文。具体来看，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张炜作品提供了许多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但他的人物形象塑造有二元对立的倾向，批评家们从不同层面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区分。比如，从道德层面看，有善良的人与邪恶的人；从生存方式看，有苦难制造者与苦难承受者；从精神层面看，有坚持人性理想的向上的一族与追逐权力与利益的向下的一族，等等。然而，严锋认为，“张炜是当代中国最执著于人物谱系结构的一位作家”，并提出在张炜的小说中可以还原三种最基本的神话人物原型：“1.英雄族。如隋抱朴，宁珂，曲予，宁伽，老胡师，朱亚，史珂，师麟，桤明，淳于阳立。2.穷人族。如闹闹，茴子，肥，赶鹦，鼓额，拐子四哥夫妇，狒狒，老妈。3.魔鬼族。如赵多多，瓷眼，黄湘，柏老，殷弓，鹰眼，小胡子炊事员，副校长。”[50]他肯定张炜的人物形象谱系的建构对于重建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张炜的神话谱系正是一种要在礼崩乐坏的混乱世界里重建价值体系的工作。他很可能意识到，这种重建如果不从某个绝对的、先天的原点出发，那就无法从根本上确立主体，最终必将再度堕入黑暗。”[50]严锋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阐述的张炜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及其价值的观点很具有创新性。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性别理论来看张炜的人物塑造，可惜没有出现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其二，小说的叙述方式。由于张炜对小说的抒情性甚至是诗意的营造，他的小说在叙述方面就具有了鲜明的特征。从《九月寓言》开始，研究者对他小说叙述方式形成不同的评价。王彬彬在质疑《九月寓言》时把叙述问题作为重要一项，“《九月寓言》在叙述过程中，还有些语句、有些段落、有些慨叹，不知是出自叙事者之口还是出自人物之口，似乎是出自叙事者之口，又似乎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还似乎是二者齐声发出的。在这种时候，叙事者与人物，叙事者与叙述对象，已融为一体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已完全消泯了”[11]。王爱松认为，“仔细地考察一下张炜作品中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与作者的关系，不难看出，他所建构的是一种典型的独白型的艺术”。他进一步以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分析了张炜小说的这一艺术特征所带来的得与失[48]。对叙述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你在高原》。张定浩认为，“在张炜这里，始终都没有‘不可靠叙述者’的任何位置，《你在高原》中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似乎总是重合的，在价值观上全然一致，并且由于采取第一人称叙述，使得主要人物‘我’、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因此，对于读者而言，其价值观是否与小说的叙述主体相一致，就会造成不同审美效果，比如善意理解、认同，或者产生反讽情绪[51]。然而，对于张炜小说的叙述方式，不能够单独地探讨这一问题并进行苛求，应该结合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同时，还应该看到他为了减少这一叙述方式的弊端而在文体上的不断创新。这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其三，小说的文体或结构问题。张炜在80年代运用的是比较传统的小说文体，而在90年代的创作转变中，他对文体的创新特别显著。王光东指出，《九月寓言》“在作品内部采取了一种较为自由的结构方式，作品的七个章节似乎并没有多少必然的因果联系”，这种结构形式带来了时空的超越性[13]。他还认为《柏慧》很好地利用了“书信体”，而“《外省书》以人名形成全书十一卷的命名，不是每一卷一个故事，而是每一卷提供一个故事的侧面或者是故事的一个角度”，形成了“网状结构”，具有“一种环绕立体声的效果”[52]。对于《家族》，王一川认为是“双体小说的新文体”，“抒情体与叙事体交错、历史叙述与现实叙述分

离、抒情人与叙述人竞现，也就是说形成诗体与小说体双体并立格局”[53]；而张清华认为这部小说具有“三重奏”式的交响叙事结构，“即打破了纵向时间顺序中的叙事，把家族历史、当下现实和主人公（似宁珂和‘我’两代人合一的声音）的抒情的诉说三个不同的板块，以共时态的断片予以展开”[54]。可以说，在这一层面上，评论者比较一致地认可张炜小说的创新性。

总体而言，张炜研究在激烈的争论与沉静的学术中不断推进，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数量大，研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可观的高度。然而，如何反思张炜研究的推进方式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局限与不足，从而把张炜研究进一步提升，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争论在张炜研究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遗留了一些学术陷阱。一般而言，争论可以激发学术灵感，深化学术问题。但一方面关于张炜创作的争论并不是纯学术的，在80年代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90年代的争论主要停留在时代文化层面。因此，关于张炜的争论便遗留了一些需要梳理的概念和观点，如“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尽管沉静的学术研究一直存在，而且学院化研究在不断加强，但张炜研究的进展并不乐观。关于张炜的博、硕士论文已经逐步增加到每年十篇左右，期刊论文达到几十篇，但沿用论争过程中产生的术语，以及重复建设现象，都比较严重。当然，这种现象目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对于张炜研究的推进有比较突出的限制。二是，对张炜的整体性研究还比较欠缺。比如，关于张炜的创作转变的问题，过去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外部原因的论述，对于张炜创作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隐含的延续性问题，只有贺仲明、颜敏、倪伟等学者的探讨，尚有开掘的空间。又如，张炜的创作除了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和诗，但对这些体裁的研究还比较少，总体水平较低。散文方面，余亚梅的主题解读[55]、韦器闳的分类与艺术研究[56]，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诗歌方面只有王万顺以“小说互文性”的角度做过认真的探讨[57]。另外，现有文学史对张炜的论述也存在上述问题。比如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着重论述《古船》的价值，对张炜在90年代的创作只做简单介绍，甚至认为，“张炜自《古船》之后，让人感到‘越走离小说越远了’”[58] 457。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59]具有鲜明的个人理论色彩和独特体例，但只选取张炜的《九月寓言》入史也显然不妥。其他一些文学史，尽管表面上论述了更多的作品，但实际上大多数仍聚焦于《九月寓言》，论点也基本出于90年代论争的成果，对张炜创作的整合还不够。所以，对于张炜的文学史书写，还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地记录与评价他的文学活动与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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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