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原

(浙江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弗兰肯斯坦》与哥特小说的审美转型

姜 原

(浙江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试图解析《弗兰肯斯坦》体现的哥特文学特有的黑暗叙事及其负面审美思维，指出这部小说当时正面临着传统哥特小说的中世纪城堡、鬼怪、传说等题材的衰落，而黑暗叙事的审美价值正经历着艰难的转型，亦即将人们对新时代几乎是“万能”的科学技术的兴奋与忧患揉合为新的惊奇与恐怖，以警示西方社会主流思潮中的审美偏见与盲目科学崇拜意识将为人类带来的新危机；这种具有超前意识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此后以新的形象传承下来，人们可以从雨果的伽西莫多或T·S·艾略特的《荒原》或卡夫卡的《城堡》等作品中感受到类似的想象元素。

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负面审美；黑暗叙事

弗雷德·柏丁(Fred Botting)在2014年出版的专著《哥特》中把哥特小说的审美特征定义为一种负面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1](P1)，主要体现为人物、情境等叙事构建的黑暗性(darkness)与阴冷、惨痛等叙事风格的负面性(negativity) ，这显然是一个富有见地的判断；《哥特》一书以总结特色为主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类小说的黑暗性特征，但不足之处是并未对黑暗叙事的审美功能予以足够重视；而该书在探讨审美负面性时也仅仅引入了崇高(sublime)等心理因素用作体现负面美学的理论基础，却没能将哥特小说普遍的悲剧色彩与该理论相结合。此外，对于哥特小说的转型，柏丁亦有提及，然而他过于关注哥特小说本身，并未对小说哥特元素对于后世文学的渗透性影响作出评估。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无疑集中地体现了哥特小说负面美学问题，它既是之前众多哥特小说的收官之作，又是启迪后世文学哥特审美元素的开篇之作，其美学风格对后世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柏丁对此也无专门论述。柏丁早在1995年还主编出版过《弗兰肯斯坦》[2]，这是一个全方位研究这部小说的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角(Marxist，Psychoanalytic，Historicist，Feminist，Poststructuralist and Post-colonialist perspectives)广泛研究了玛丽·雪莱的这部名作，却独独缺少了美学的角度(Aesthetics)。事实上，他一直未就自己所提出的哥特小说负面美学问题予以系统的论述。

一、“恐怖与荒谬”的黑暗叙事与《弗兰肯斯坦》的创新性

《弗兰肯斯坦》(简称《弗》，下同)主要体现为一种黑暗叙事的哥特小说风格，而这种风格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并不被看好，例如约翰·科洛克(John Croker)便于1818年在《季度评论》 (Quarterly Review)上发文称其为“一部恐怖与荒谬的交织品”。[3](P383)但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实际上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因为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电影一直为社会所青睐，这说明它的原始魅力是不容否认的，也说明其黑暗叙事风格实际上反映着相当广泛的审美心理基础。

《弗》主要在两重意义上体现着一种富于文学生命力的“哥特元素”价值：首先，作为一部哥特小说，它在继承黑暗叙事这一写作特点的同时，将故事内容与19世纪初的社会焦点问题相结合，使得这种叙事充满了时代气息；其次，不同于大多哥特小说对于“恐惧”的执着，这部作品带给人们多重的欣赏角度，虽继续体现为哥特小说的负面审美，但足以产生出一种审美的辩证效应；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才能不停地回应着被科学崇拜所主宰的现代人生活，揭示人类自身伟大发明所带来的严重悖论；这部小说因此而使哥特文化服务于新的文学，为后世文学作品对于哥特元素的运用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早期的哥特小说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4](P2)，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通过恶棍(villain)与女郎(heroine)之间的互动与对照强调中世纪的黑暗以及人道主义理性的光辉；但这种启蒙运动潮流中的思想在这类作品中往往被更为突出的小说特色掩盖了；给人留下的最普遍印象显然都集中于作品的“恐怖”表现，例如大卫·庞特(David Punter)于1996年在《恐怖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error)中便指出：“哥特小说的特点在于强调恐怖意象”[5](P1)。当然，就哥特小说的共同风格而论，这一说法并无不妥，然而过于强调其“恐怖”特征却导致了哥特小说其他一些重要特征被忽略。哥特小说的叙事特点并不仅仅局限于“恐怖”，展开作品的实际上是一种黑暗叙事手法，亦即从人物塑造、场景设定以及背景安排等多个角度着重描写一些通常文学作品有意回避的内容，而恐怖只是该叙事手法的一部分体现。这种黑暗叙事内容与作品的正面描写内容形成反衬，通过“黑暗”的存在来凸显“理性”的重要。

哥特小说这种理性精神在《弗》中得到了发扬。该作品有着哥特小说共同的黑暗叙事特点，例如主人公的自私心理以及对社会常理的公然反叛：首先，弗兰肯斯坦所钻研的知识最早来自阿格里帕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小说当中被描述为“早已被当今主流科学所淘汰的谬论”，弗兰肯斯坦对这种知识的狂热追求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主人公为求知识而不惜与魔鬼签订协议的经历；其次，在一系列以死尸为研究对象的实验过程中，弗兰肯斯坦又触犯到了“亵渎尸体”这种有违常规伦理道德的行为；而在实验接近尾声时，主人公更是傲慢地说出了“一个新的物种将会视我为造物主般顶礼膜拜…”[6](P32)这样的话语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摆在与神明比肩的位置上。然而《弗》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展示人物的罪恶，它同时也在表现人物良知的一面，如弗兰肯斯坦在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之后走向大义凛然的自我救赎之路，在怪物的恐吓前表示“你的威胁不但不会驱使我作恶，反而让我下定决心不会为你制造一个罪恶的同伴。”[6](P116)这样的对比叙事看似制造了矛盾，实则起到一种很好的互动效果：通过弗兰肯斯坦和怪物这两个人物前后行为的对比正是因为有了大量关于“罪恶”与“叛逆”的描写，才能够凸显人物身上的理性光辉，就好像绘画艺术中通过阴影来体现光芒的存在。

由此看来，黑暗叙事是一种强调刻画人物的阴暗面、描写不安环境的叙事方法，但同时又以这些叙事内容作为对比来烘托光明、安全的重要。该叙事方法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焦虑、不安、恐惧等感觉来加强对于平静、安全、稳定等正常环境的渴望，而在作品的叙事安排上，《弗》体现出两处创新：首先它摈弃了多数哥特小说人物一贯的“非善即恶”，无论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还是他所造的怪物都在是通过自身经历而非与其他角色进行对比来体现罪恶与理性，这一点更为接近现实；另一方面，科学主题使这部作品脱离了对于迷信、传说的依赖。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19世纪的人们对于中世纪元素的关注度已不再像18世纪理性主义时期那样普遍，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及未来的探讨，因此哥特小说中所运用黑暗叙事也不能够再抱着中世纪的迷信传说之类素材不放，而是应转向人们更为关注的焦点；柏丁显然也注意到《弗》的这一转变，指出“《弗》违背了大多数哥特小说中黑暗、阴郁的特点”[2](P2)；然而，对于《弗》叙事风格变更的作用，对于黑暗叙事能够受到大众青睐的原因，仍需要从审美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释。

二、 “黑暗叙事”下的负面审美

崇高(sublime)是构成负面审美的主要元素，其在文本中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在《弗》中主要依靠“恐惧”和“怪诞”所体现。此外，作品的悲剧情节也丰富了其负面审美的内容。同叙事手法相似，哥特小说在审美上也普遍被人们冠以“恐惧”二字，譬如刘炅的《恐惧审美与意识形态》一书就提到“它(哥特文化)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充当着主动制造恐惧，制造‘仿真’精神体验的功能。”[7]这一观点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哥特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即通过黑暗叙事的手法将“恐惧”的感受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弗》所体现出的审美是多角度的，除正常范畴的审美外，作品主要通过运用一些与常规审美相悖的元素如悲剧、恐怖、怪诞、罪恶等来使读者达到“美”的感受，而这种负面审美产生的审美效应则往往是正面的。

恐惧这一特征在审美上十分符合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中对崇高的看法：“任何能引起痛苦的危险感的事物，或者说，任何可怕的事物，既是以在人心中引起像恐惧这样的强烈感情的事物，就是崇高的来源。”[8](P39)按其说法，死亡是“恐惧之王”(king of terror)[8](P40)，这也正是《弗》的叙事基调：整部作品的文本充斥着死亡的气息，主人公的研究对象是死尸；怪物的躯体是由尸块拼凑而来；而故事后续的线索都围绕着弗兰肯斯坦的亲友以及他本人的死而展开。可以说玛丽·雪莱将死亡所造成的恐惧气息完美地运用于整部作品的审美当中。

这部作品恐惧与崇高的基调可谓是一种怪诞美，而与怪诞审美水乳交融的是丑。怪物丑陋不堪的外表也是《弗》这部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同样是以人造人为主题，古希腊神话中的匹格马利翁(Pygmalion)所造的是个绝世美女，而弗兰肯斯坦创造的则是粗狂丑陋的雄性怪物，对此我们可以借用维克多·雨果对丑的审美功能的专门论述，“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9](P183)；雨果的这一论述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弗》怪物的丑探索其精神的美。

而当我们深入观察作品人物的精神，便可以注意到，《弗》中其实“并没有纯粹邪恶的角色”[10](P550)，这使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辨识出亚里士多德对一种悲剧人物的描述：

......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11](P38)

罗念生该书第39页的译注中说这种错误系“由于看事不明”而造成的，并非“道德上的缺点”，这与玛丽·雪莱小说中的情形十分相似：弗兰肯斯坦系出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怪物虽然行恶无数，却也有着一颗善良淳朴的心。

由此可见，《弗》从多个方面展示不同人物的悲剧命运，让人们从不同角度重温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弗兰肯斯坦越是渴求知识便越是走近绝望，最终牺牲了自我及亲友；怪物则越是渴望得到人类的认同便越被嫌弃，只能在自我求证的道路上孤独一生；他们从善良无害的诉求到充满愤怒绝望的抗争再到平静死亡的悲剧过程印证着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美学思想，恰如弗兰肯斯坦拼尽性命纠正自己的错误，又如所向无敌的怪物最终自愿走向死亡，他们的行为最终都透射着崇高境界中的怜悯与愉悦，正如伯克在论及痛苦与怜悯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而怜悯也是一种和愉悦相关的激情，因为它源自爱和情感。”[8](P46)。

崇高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带给人们一种负面愉悦(negative pleasure)，这种愉悦感的存在不仅解释了哥特形式的文学作品中的黑暗叙事为读者所青睐的原因，同时也证明这类作品为人们所提供的负面审美往往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其效果甚至比直接对于正面的描写内容更为明显。然而《弗》在这方面的例子并不仅限于此。

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无视他人的劝说以及社会常理的规范去进行自己的实验从而造出了完全不受人类社会法则约束的怪物，这个怪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哥特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违规(transgression)、越界(excess)等元素，其表现往往是故事人物打破某些教条、约束。《弗》在这方面的特点在于依靠“科学”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这不仅仅是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来强调道德伦理、法律、教诲等约束的重要，更是体现了自然法则的存在意义。在正常情况下，死去的生物不可能复活，然而当这种情况被描述出来时，人们正常的认知框架就会被打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与陌生感，而这种感受则加重了对正常秩序的需求。

负面审美使哥特小说的悲剧元素、恐怖元素、怪诞元素和犯罪等元素在《弗》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弗》在继承前期哥特小说这些特点的同时又更进一步地将多种元素完美地统一于“科学”这一主题之下。

三、负面审美在哥特小说转型中的意义

如果说科学的初衷是改善人类的生活，那么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创造显然就是对科学伦理的僭越，如果说科学的发明终须是一种服务人类的客体的话，弗兰肯斯坦怪物便是独立于人类、具有自身欲望与利益追求且高踞于人类能力之上的另类主体，显而易见的是玛丽·雪莱以此呼应着卢梭在启蒙运动中的科学观，并以文学的形象力量警示人类盲目的科学崇拜。而维系着上述社会学与哲学的两个制高点的正是《弗》叙事的自然科学话语，这一特征使它获得了“现代科幻小说鼻祖”称号，并形成了对以往哥特小说的重要超越：玛丽·雪莱在这部小说当中摒弃了传统哥特小说中的中世纪传说、封建迷信等元素，而是以当时主流的科学思想取而代之，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哥特式忧虑从过去转移到了未来。

塞缪尔·赫尔墨斯·瓦斯宾得(Samuel Holmes Vasbinder)在其专著《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态度》中观察了《弗》所引入的科学元素，但他似乎对此评价并不高，谓之为“投机文学”(speculative fiction)[12](P2)，意思是以当时与科学相关的内容为基础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文学作品。但瓦斯宾得并未能对作品中科学话语所产生的划时代的美学意义予以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弗》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审美投射点，它对后世文学的审美取向的引领使它无愧地成为哥特小说审美思想转型(transformation)的载体。

在19世纪初，新科学(New Science)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其假设观点认为人们通过运用理性以及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即能掌握宇宙的真理。[12](P65)这在玛丽·雪莱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她有意安排阿格里帕等人的作品作为主人公的理论起点，并借瓦德曼教授之口告知“若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就须学习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包括数学。”[6](P28)然而弗兰肯斯坦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制造了可怕的怪物并酿成一连串悲剧。玛丽·雪莱通过《弗》将科学作为一种忧患对象也提醒人们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带来某些尚未发生过的灾难。之后的众多文学、影视作品甚至哲学思想都不断引用这一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弗》会被称为“现代科学的启示录”，而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从事实上反映出这种担忧的真实性。正如舒默(Schummer)所说：许多十九世纪作家从中世纪挖出“炼金术士”(alchemist)这一形象来对科学进行批判。[13](P125)

《弗》对哥特文学所做出的改变，使得这部作品本身更加符合19世纪初欧洲人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点，哥特小说自此逐渐走向衰落；但我们从此后出现的许多新的作品、包括大量经典名著中都仍能够看到哥特文学的影子，例如维克多·雨果的伽西摩多也极有可能参照了《弗》中的怪物形象，又如前文提到的艾略特和卡夫卡的《城堡》和《变形记》；此外像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中的景物描写、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1902)中对于非洲黑奴的悲惨状况的叙述、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1930)结尾对那具男尸的细致刻画，都体现着本文所说的哥特元素。尽管学界对哥特小说的关注起步较晚，但哥特文化早已毋庸置疑的成为文学、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弗》本身虽并未摆脱“哥特小说”的称谓，但这部作品相对早期哥特文学做出的转型为哥特文化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式的榜样。

[1]Botting，Fred.Gothic[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

[2]Mary Shelley.New Casebooks Frankenstein[M].London:Macmillan,1995.

[3]Croker，John.Review of 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M].London：Quarterly Review，1818.

[4]苏耕欣.哥特小说——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Punter，David.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volume 1：The Gothic Tradition[M].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 Inc.，1996.

[6]Hunter，J.Paul.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6.

[7]刘炅.恐惧审美与意识形态：十八世纪末四部哥特小说之解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8]Boulton，James T.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8.

[9]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Oates，Joyce Carol.Frankenstein’s Fallen Angel[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11]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Vasbinder，Samuel Holmes.Scientific Attitudes in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M].Michigan：UMI Research Press，1984.

[13]Schummer，Joachim.Historical Roots of the “Mad Scientist”：Chemistry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M].Columbia：Ambix，2006.

2095-4654(2015)10-0051-04

2015-05-18

浙江财经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重点课题“从寓教于乐角度分析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哥特元素”阶段性成果

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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