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旸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25)

转义融合：日本文学视域里的尺八形象*

孙 旸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25)

尺八源起于中国，传入日本成为普化禅宗的重要法器，也是日本传统民族乐器之一。相当多的日本文学作品描写尺八。伴随中国禅宗思想在日本的流传，尺八成为日本人思想、行为甚至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赋予独特的意蕴。在日本文学视域里从尺八的音符(音色旋律)、形符(本体用途)、意符(本体意义)3方面探究其物象转义，从而窥视日本民族心理受中国禅宗影响之深度。

日本文学；尺八；中国禅宗思想；物象转义

1 中国尺八在日本的传承

在中国，尺八似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普化尺八已是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一种象征。中国大陆绝迹的唐代尺八却被日本人完整地保存在奈良正仓院，以致相当多的人误以为尺八是东洋乐器。事实上，尺八确实起源于中国。《中日尺八考》(傅湘仙 1994)、《日本尺八与杭州护国仁王禅寺》(孙以诚 1999)对于日本尺八的传承、流变及与中国的关系作出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宋代以后尺八在我国渐渐不传, 明末之后几近绝迹。而中国古代尺八大约在唐代(日本奈良时代)东传日本后得到发展，在日本奈良、平安朝时期已入主宫廷雅乐，现在日本奈良市的正仓院还收藏有唐天宝11年(752年)使用过的18种75件乐器，其中有8件尺八。但至平安晚期，平家灭亡，古代告终，尺八也随之绝迹。一般认为现代日本尺八的源头是“普化尺八”，普化宗的禅师将尺八吹奏融入禅宗修行中，称为吹禅。从觉心将尺八与中国禅宗带入日本那天起，就注定尺八、禅宗和日本的不解之缘。到日本明治时代，尺八音乐开始由寺院、武士流向民间，后来还与现代演奏形式和乐器结合，逐渐成为日本民族音乐的重要象征。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式样,禅宗对日本文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刘毅 1999:79)由于禅宗受到日本当权阶层与百姓共同接受，因此作为禅宗代表法器的尺八便顺理成章地被日本人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精神上接受，融入到日本人的生活中。作为禅宗普化的器物尺八也是日本文学史中的“常客”。日本文学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平安时代是历史的一个流变和传承。如果梳理这一过程里日本文学作品中关于尺八的描绘，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及其深度。

日本许多文学作品提及、描写尺八，具体有以下几个特征：(1)日本文学中描写尺八遍布在各个时期，并没有和特殊的历史时代相生，未出现在某一阶段大面积集中描述尺八的作品；(2)描写尺八的作品在文学史中并未占据主导性地位，作品等级不一；(3)作家以推理小说家居多，而且多半与中国有着一定联系，其本人多崇尚中国佛禅文化；(4)作品内容主题大多关注不幸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孤独者和妓女命运。可见，尺八在日本文学中可谓源远流长，并且这种流传非突然、急速，而是一种缓慢地、潜移默化地、不温不火地渗透。如同生活中的禅宗一样，文学作品里的尺八也自然在禅宗思想的渗透中成为一个重要符号，无论在音符、意符还是形符上都被赋予独特的意蕴。文学中的尺八无论作为乐器的具象还是其乐曲的抽象，都已经从其本体超脱为融入日本文学的一个代表性物象符号。作家们将尺八从本身意义升华到一种精神高度，巧妙地完成尺八的“物象转义”。尺八的物象主要指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结合而言的音符(音色旋律)、形符(本体用途)、意符(本体意义)。

2 尺八的音符转义：母体胎音与生命本源

尺八由禅宗法器变成日本的民族乐器，其音符原本作为音乐的一种曲调在日本兴起并渐渐日本化，但主体的存在形式仍是乐器。尺八的音符(旋律)在文学中应作为陪体存在于其中，多是抒发人物心境、渲染环境。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尺八的音符旋律却与生命原点的母体胎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木田独歩在《女难》中描述一位凭借内心的感受吹尺八的孤独者。“我”命中不易近女色，后也因此失明，时常吹奏尺八浮想起自己的母亲。“如今虽然也不是很好，但也没感觉多么悲伤。只有在吹奏尺八的时候，那个旋律总会让我想起爱恋的母亲，也曾想过一死了之，但却不能如此。”(国木田独木 1974:66) 爱恋的曲调、怀旧的情愫、流转的哀伤，注入根底里的是那永久的恨。尺八的音色里存在深邃的伤感与广阔的温暖，仿佛母亲在孕育时的原始胎音，能够唤醒人们对胎源的记忆，对生命本源的追溯。孤独者的内心复杂伤感，吹起尺八，苦痛经历浮上心头，伴随着人生各种无奈，最终还是想起母亲，思考人从何处而来，回归到何处，尺八的音色似乎与人内心的情感有某种相似性。

1947年寺田寅彦的《蓄音机》(寺田寅彦 1992：48)提到日本人对于日语的母音和子音的组成、还有日本研究者对具有特色音色的三味线和尺八音色的特殊因子的研究一定非常有兴趣。寺田把尺八的音色认定是日本传统音乐中特有的，和日语的母音一般对日本人而言是基础，视为母体胎音。对于尺八音色的关注，日本文学中并不少见。樋口一葉在《秋袷》“月的夜”里，月色中飘出尺八的音色让人沉醉。国枝史郎的《名人地狱》描写善光寺里尺八在金子制造的场所里声音会改变，赋予尺八音符以神秘奇妙的变化。辻潤的《<享楽座>的序言》中把尺八和梦幻结合在一起。“那时，你的尺八吹奏出简单幼稚的梦幻曲，点燃那颗隐秘在内心深处的冰冷的心。”(辻潤 1982：278) 尺八的音色在作品中神奇而神秘，而把尺八的音符完全地转义为母体胎音与生命本源的当属水上勉。在其作品《狂猿记》、《飞奴记》、《西湖的忘笛》、《西湖黄昏》、《虚竹的笛》中都出现过关于笛子(同尺八)的描写。

《狂猿记》中，深夜来临，总能听见猿猴的哀啼声，这哀啼声会让世间圣灵闻者悲伤落泪，如同从猿猴骸骨的四肢和头盖骨的缝隙通过空气发出的声音，人们因此制作了最早的洞箫(尺八)。小说最为玄妙的地方：九母死前让他“到榕树底下看看，一定有一猿猴在啼叫，”九未发现猿猴，返回时母亲已过世的描写。表面看来，母亲和猿猴分别存在，其实作者想借此暗示猿猴和母亲的一体性。猿猴和人类本是异体，视为同体，虽然不可思议，但同为母性的二者在逝去之前合为一体也可以想象，猿猴的啼哭声化作笛声永远与母爱紧密相连。男性在战场上利用猿猴的啼哭声(笛声)攻破人心，女性的命运却像猿猴的啼哭声一样悲惨。利用其声作战，最后还是战死沙场，一切都是虚无。历久弥新的却是从母体传出的啼哭声，唤起人性内心的悲悯，唤醒人们最本真的人初性善之本。

《飞奴记》虚构一个明国吹笛子的僧人能够让听者思念家乡，唤起亲情。笛子又一次成为论述中心：无外遇到海难，依靠着抓住笛子获救，“返回日本，留在中国雕刻大藏经，以此来凭吊那些救过我的中国人。即便如此，我毕竟是年岁已高，唯有吹着笛子，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水上勉 1995:134)。这里的笛子，已经不单纯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联系着中日两国情感，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感恩之情注入音乐中传入人心中的独特之物。在中日交流史中，尺八作为情感的鉴证而魅力四射。

再看《西湖的忘笛》的舞台宋代临安的日本留学僧人胜弁被笛子的精美绝伦所深深吸引，他轻抚着笛子，仿佛听见天空传来的美妙旋律。笛子的吹奏方法是日本人的父亲所授，中国材质的中日合并的产物——笛子融合源心对日本父亲的思念以及对中国的深厚情感。笛子以一种特殊的链接身份而存在。从整篇小说来看，笛子作为中日友好的鉴证便可传递自己心中的情感。

《西湖黄昏》细致描写了沈万法在船上吹奏笛子的美妙炫音。“西湖上，传出一段玄妙的笛子乐曲。乐曲之美，仿佛在述说着一段故事，而吹笛人却一言不发，忘我地吹奏。那曲子伴随着难以形容的声音，倾听中仿佛踏上一段旅程，浮现出人生的种种经历。好像被带回母亲的胎内，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听者似乎融入白白的露色中，有的甚至忘记漂泊。”(水上勉 1995:202) 母亲的胎内是人最初的本体，也是人怀有未被影响时的最本真的性情，即人人内心深处原本带有的佛性。笛声似乎可以把听者带到母亲的胎内，也意味着笛声可以唤醒人们的本性(佛性)，可以使听者安神养性。3部作品巧妙地把笛子的音色与佛心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一次唤醒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母体是人们出生的地方，笛声带我们回到生养的故乡。中国禅师六祖慧能“落叶归根”的思想再一次隐现在水上勉的作品中,可谓是笛色禅心。尺八的音色在文学中转义成唤起人们本源中的本性，是日本民众内心对根的眷恋、对起源的尊重、对追善供养的信奉、对佛禅的渴望与寄托。

3 尺八的形符转义：菊花与军刀

日本在结束平安时期的歌舞升平的繁华后，进入长达400年的将军武士统治及相互讨伐的时代。中国的禅传入日本后，精神实质正好与武士追求从一而终相契合，便兴起“武士爱禅”。在普化宗日渐兴旺之时，1614年，日本曾公布诸多保护虚无僧的条文，其中便有允许虚无僧将刀插在腰间，可带一切道具。所以大量虚无僧不仅有佩刀，还手持尺八，多选坚硬竹制，可如刀剑般使用。

在日本文学中，主人公的尺八多半像军刀一样被插在腰间。樋口一葉《青梅竹马》曾描写当时许多富家子弟喜欢把尺八插在腰间，盛气凌人。相马泰三《农村医师的孩子》、新渡戸稻造《自警録》、佐々木味津三《右门捕物贴 血染手型》、国枝史郎《剑侠》等的主人公都是腰间挂着尺八，甚至已经将尺八用做武器，与武士道精神契合。当时的日本，无论僧侣、贵族还是平民都喜欢把尺八如刀般挂在腰间，仿佛是一种威严的象征，不仅象征着日本人想把武士道精神与禅思想融为一体，更把英雄主义外在化，尺八有如军刀般神圣，又代表着禅宗思想，内含着菊花般的柔。

这种柔在日本人心中便是危机意识下的悲，正岡容的《寄席风俗》介绍立花屋扇的尺八的调子充满“难言的悲哀味”。橘外男的《棚田裁判长的怪死》中棚田裁判长离奇死亡。调查追溯到几代前祖先家离奇死亡的侍婢，尺八的哀伤曲调能够引来侍婢的魂魄。“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如此清澈的尺八音，哀声切切入耳” (橘外男 1996:135)，尺八的声音如 “哭泣般、哽咽般”，又很“清澈”，“滑入人心”，“哀声切切”般打动世人的心。关于尺八的音色充满哀愁的描述在明治初期的文学作品很少见，到明治中期以后逐渐增多。表现现代世相的时候，或许尺八只作为一个小道具出现。可是当表现人世间的哀愁的时候，尺八便从一个小道具被转义为离别的代言者，随人而生、融入世间，道尽哀伤与悲切般柔美、坚韧与沉着般隐忍的便是日本人心中的尺八——一种在苦难中得到精神救济的神器。

如此一来文学中的尺八既是彰显英雄主义的军刀，又是救济心灵悲观情绪、唤醒内心柔软的禅宗思想的转义符号。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曾在《杂种文化》中明确指出日本文化的混杂性，取之各国文化形成的日本文化。虽然日本文化有无法改变的混杂性，但其中又有强大的排斥性与吸收性相互作用。这无形中增强日本人强大的自信心与英雄主义的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选择、判断、吸收中，必然产生取舍、纠结的情绪，又使得日本民族形成充满理想、满怀斗志、小心翼翼、心思缜密的矛盾悖论的思维习惯(王升远 2014)，导引他们崇尚英雄主义但又是彻头彻尾的悲观者便是鲁恩·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菊花与军刀”的性格，而这种矛盾特征恰恰是日本人赋予尺八的特殊性。

尼采在提到希腊人需要用艺术来美化生活时解释道，“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他前面安排奥林匹克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这个民族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尼采 2011:18) 日本人和希腊人同样细腻敏感、脆弱又热情坚毅，充满悖论的民族性格在面对现实的压力、生存的痛苦时势必同希腊人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形而上学中。我们不能夸大说中国禅宗思想就是日本人的“日神”，但尺八的确被转义为武士道精神中不败的英雄主义与脆弱悲观的日本人在精神中寻求快乐的寄托物。这是道源“条条赤心”中所谓的尺八的佛性。

4 尺八的意符转义：自救与救赎

再看《女难》中那个凭借内心的感受吹尺八的孤独者“吹奏出的哀伤曲调中是他命运中的旧欢新悲”(国木田独歩 1974:53)。 “我在吹奏尺八方面是外行，他吹奏的曲子的善恶、技巧的巧拙，我全然无法判断。而那种倾心的吹奏下缓缓逼近的曲调，却让我情不自禁地凄楚感动。那音律有如哭泣声，哭着哭着悲从哀来。”(国木田独歩 1974:54) 島崎藤村在短篇《朝饭》中描写气象站的观测员“我”在旅途中遇见以吹尺八谋生活的旅人，而“我”在施与中得到快乐。林芙美子的《爱哭的小孩》描述被母亲抛弃的可怜的孩子以尺八为伴的孤寂生活，接受从富裕到贫穷的无法躲避的命运，其中尺八成为摆脱孤寂生活的依赖物。豊島与志雄的《绝缘体》讲述一个少与人交往唯独喜欢吹尺八的市木认为“尺八是能够使远离尘世孤独的人快乐的乐器”(豊島与志雄 1996：298)。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描写孤独者在自己的世界里吹着尺八，感受着孤独的快乐，这是一种心灵依赖式地自我救济。

1950年震惊日本的金阁寺放火事件中的小和尚林养贤也是如此。1956年三岛由纪夫根据该事件在《新潮》上连载《金阁寺》。随后，1962年9月，水上勉发表《五号街夕雾楼》，1979年7月发表“二十年的执念”《金阁炎上》。水上勉着重笔墨揭示林养贤的口痴宿命与家庭根源，似乎已经成功使读者从批判的立场缓和下来。可是细节的描写似乎又不仅仅如此，《金阁炎上》中，作者连一般口痴者难于发出首音的特征都捕捉地很准确，并非只追求作品的直接性与生动性，更为如实地展现出养贤与人交流时的困难与痛苦。作者在叙述中呈现的是由于语言障碍而与外界隔断、孤独地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小和尚形象，其潜意识里必然有内在的急躁、恐慌、不安、倔强、劣等感和逃避现实的问题。小说更深层表现的是对无法满足的人生欲望而产生的厌恶情绪，明知得不到却要努力争取的弱势群体的实态。

水上勉在距离养贤故乡较近的舞鹤市做教员期间，与养贤曾有一面之缘，所以水上勉创作的《金阁炎上》不仅描写金阁放火事件，更是为一位朋友做生存实情的再现，探求养贤为满足从劣等感中剥光见日的欲求而做的努力。作家故意强调他虽然口痴，但歌声美妙，读经时不口痴，这是作家在为丧失希望的人们寻求另一缕曙光。或者说，任何一个卑微的人都有闪光的一面。林养贤在绝望中看到光芒的源点有两样，一是“诵经”、二是“吹奏尺八”。养贤可以在吹奏尺八中慰藉自己，拯救自己。作者解明此点，也可以“为死去的人在冥府路上提灯照亮了”(水上勉 1974:220)。作者如此理解，应该是其20年执念的又一诱因，那就是中国禅宗思想对作者的影响。水上勉一生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在文学实践中完成自身的修行。养贤也是在诵经和吹奏尺八的时候才能在内心得以安慰，摆脱俗世困扰，心无执念，自然便可抛开外在存在形式的口痴障碍，恢复到原始本能的状态，一切皆可顺达。养贤吹“尺八”的熟练再一次证明“尺八”对于日本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符号，一种慰藉内心的符号，这缘于尺八中有博大的禅宗思想。日本文学作品的人物在用尺八自救，而作家在文学中用尺八展现主人公自救的同时实现更多地救赎他人，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寻求到精神依赖，这正是文学的社会价值。对于作家而言文学创作便是禅宗修行，用文学来拯救众生，自救与救他。

5 结束语

尺八身份具有特殊性，既是中国的禅宗的法器，又是日本民族的传统乐器，是“新日本音乐”中着重发扬和保护的民族文化，是中日友好合体的代表性物象。从普化尺八到民族乐器，尺八是世间与禅界的连接物、衍生品。

尺八在文学中的物象转义，音符、形符、意符的转义其实是相互联系、逐层递进。这是作家从一种几乎不能称作意识的描写状态一直到一种潜意识的高度统一的状态。而这种转义更贴近人心意愿，达到一种“格式塔”式地将尺八这一物象本来的意义与禅宗思想、日本民族意识、日本人思想夙愿、性格特征等重构、转义，产生1+1>2的深层效果。这种转义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并显露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特有的潜在心理结构。尺八在文学中的转义，恰恰证明日本这个民族在潜在心理中对于中国禅宗思想的信奉。中国禅能在日本传承下来主要还取决于禅从佛教高高的神圣位置走到市井百姓的世界，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见性成佛”思想满足了民众追求平等、均一化的渴望。所以禅的大众性在日本被充分地利用，并得到很好地体现。这种禅宗思想被日本人信奉为生命的本源，与原本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融合，又渗透着菊花的芳香。大胆地说，尺八在日本人心中，至少在文学的世界里是日本人菊花与军刀的复合体，是日本人多面性格的融合物。因而我们总能在文学世界里的尺八中感受到日本人的那份执着的英雄主义、那份逃离末世情怀的孤独、和那份独有的缜密心思与危机意识相伴相纠结的性格特征，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困惑。文学在此时又彰显出其社会价值，作家们试图用禅宗思想救赎他人，也在自救，在救济的过程里思想与其生命本体架构的更为紧密。

近代文学中出现的尺八曲目多是日本民谣“追分”，这是与日本文化融合的最好证明。在日本文学中，或者说在日本，尺八转义的形成顺理成章，它并非是在没有目的和意图中偶然产生。其发生发展有历史、社会、人文等复杂的关系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形成于现实的各种欲求、各种暗涌、各种矛盾中，而这些种种复杂的关系投射在个体的心理，便会寻求一个突破口或者说一个转寄物，将对现实的各种模糊感受转义其中。换言之，日本人在各种矛盾中要寻求精神寄托，而尺八本身对于日本人而言承载太多的文化内涵，顺应地成为这个转义物。

人们在每个时代都在寻求可以慰藉心灵的隐喻之物，而当此物不能容纳过多的思想时，人们便会弃之而寻找另一个更丰富、更具多变性、包容性的寄托物，尺八便是其中之一。铃木大拙主张中国禅在与日本文化结合后才得以发展，以此来彰显日本民族文化的灵性。铃木在《禅与日本文化》中把日本文化全部建构在禅中加以解读，更说明禅对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虽然这里的禅更多指向经过融合变化后的日本禅，这是日本人固有的自我保护与逃避意识的产物。但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情不自禁地与源流的中国禅相契合，不得不说日本文化是遇到中国禅宗思想才有了深厚的发展根基，那个源头才是禅的“纯洁性”，也是日本人内心的始发站与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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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ofTransferredMeaning:ShakuhachiinJapaneseLiterature

Sun Y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Originated from China, shakuhachi became an important divin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Puhua Zen and one of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in Japan.In Japaness literature, there are lots of descriptions of shakuhachi.During the infiltration of Zen, shakuhachi, endowed with unique mea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Japanese idea, behavior and even daily life.Therefore, through probing into its object-to-symbol transferred meaning in literature within three aspects as note (timbre and rhythm), pictograph (original meaning and usage) and ideograph (original significance), it show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inese Zen on Japanese national psychology.

Japanese literature; shakuhachi; idea of Chinese Zen; object-to-symbol transferred meaning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中日动漫的民族性元素比较研究”(13D042)、2013-2014年度留学回国人员科技项目和2014-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08230058)的阶段性成果。

I106.4

A

1000-0100(2015)04-0154-5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4.032

定稿日期：2014-10-05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