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宇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266061)

●文学研究

生命的自然性与大自然*
——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哥萨克》及其人物形象

张兴宇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266061)

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的对立是中篇小说《哥萨克》的基调，这一基调不仅反映作家的世界观，即他于物质文明对人的消极影响所持的否定态度，而且也折射出其自然生命观。托尔斯泰认为，大自然是一种至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他身上也同样具有至善的因素；人接受大自然的濡染熏陶，可以远离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恶，自身保有更多的自然善。小说中人那些焕发着生命自然性的自然之子，无一不深刻地体现出内在的自然善与外在完美大自然的有机统一。

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生命的自然性；大自然；文学与哲学

1 《哥萨克》中大自然与人的生命自然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不乏对自然风物的描写。但是，“大自然在托尔斯泰的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没有像在《哥萨克》里那样，在艺术结构上和叙述过程中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它在这里好像扮演着某种角色，并且不是次要的角色，实质上是作品的主要‘人物’”(赫拉普钦科 1987：65)。这一“人物”为作品中的其他主要人物提供相对封闭的日常生活环境，两者融合无间，达到近乎完美的高度统一。因此，同作家的其它作品一样，在这部小说中，大自然与人的身心自然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因此它不仅在诗学结构上，而且在主题揭示上也负载着重要功能。这种主题体现的正是一种生命的自然性思想，即人的生活离不开大自然，与其相和谐一致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托尔斯泰笔下，大自然具有调适身心情感的重要作用。与大自然相接近，经受其陶冶濡染，可以使人的内心远离各种精神樊篱和物质欲望的束缚，使其生活变得纯净自然，激发其过一种远离虚伪的生活愿望。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文艺创作的一个手法，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中心人物奥列宁来自莫斯科上层社会，作为富家子弟的他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是一种没有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的“自由”，这种“自由”让他不知把青春往何处安放。他怀着幸福的心情，怀着对莫斯科的回忆，远赴高加索，想开始一种新生活。随着离开都市生活越来越远，离得高加索越来越近，满眼望去身边全部是寥廓的大自然的时候，“他的心境也就越来越畅快”(托尔斯泰 2000：186)。而当他第一次看到雄伟静穆、连绵不断的雪山之后，他感到一种让他惊异不置的美。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只要是他所见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觉得都获得了一种新的特性，象山那样严峻端庄的特性。一切莫斯科的回忆、羞愧、悔恨，一切对高加索的可鄙的幻想，统统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托尔斯泰 2000：188-189)。大自然自此进入奥列宁的生活，也让他进入一个新天地。正是外在的大自然的亲和及怡情作用，他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这种真正的生活，是他“没有走高加索军官的旧辙”(托尔斯泰 2000：289)，而是通过与哥萨克村民的交往，特别是与叶罗什卡交流以及日常的打猎、感受大自然等等活动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的：奥列宁对哥萨克村子的生活是如此习惯，过去对于他仿佛完全成为陌生的了；未来，特别是在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以外的未来，简直使他不感兴趣。接到家里或者亲戚朋友的信，他感到受了侮辱，因为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似乎毁灭的人而为他悲伤，可是，他在这村子里却认为那些不愿像他这样过生活的人才是毁灭了的。他深信，他脱离了从前的生活，并且这样离群索居和与众不同地在这村子安顿下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在出征时，在要塞驻扎时，他觉得很好；但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叶罗什卡大叔的庇荫下，在这森林里，在这所村头的茅屋里，特别是在想起玛丽亚娜和卢卡什卡的时候，他对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全部的虚伪才看得清楚，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厌恶和可笑。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在这里更自由，更是一个人(托尔斯泰 2000：296-297)。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那些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下层人民以及洋溢着“活跃的生命”的人物，与大自然的物我交融、和谐一致正是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从未考虑过生命意义的问题，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他们自身生活的自我言说和自我彰显。也就是说，生命无意识是他们的最大的精神特征，因此这里面便谈不上大自然对他们的生命意义有无启发的问题。在这里，能从大自然当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体悟与启迪的人，往往是像奥列宁这样来自于文明社会的人物。当然大自然的这种触发作用也并非对这类人物一无例外地全然有效，它往往只对作家笔下的那种“思想”的人物，亦即思考“活着为什么？”的人物才产生效应，也只有这些人物能够意识到“以往之不谏”，认识到接近大自然、摈弃各种名利的简朴生活的可贵。因此，对于那些同来自这一社会，从未驻足考虑生命意义何在，把追逐虚荣和声誉看作其存在的真正意义的人物而言，他们的那副利己主义的躯壳不但不会从完美的大自然那里获得精神的共鸣，反而会对其中的生活带来恶劣的影响，在小说中我们可以从奥列宁的同事别列茨基公爵那里获得这一印象。后者虽然很快融入哥萨克人的生活，但在内心却对之拒斥，因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前程和进阶，所以即便是莱蒙托夫笔下同为“浪荡公子”的毕巧林也远远高他一筹，因为后者不想与恶俗同流，而只好从玩乐中虚掷生命；而别列茨基则是把这种生活看作一种应然的生活，从而使种种不道德的“文明”陋习染污哥萨克村庄的纯净空气。梅列日科夫斯基曾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的这种创作手法，他认为在作家那里，“不在于人物说什么，而在于关于人物有何言说”(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9：229)。而在托尔斯泰对奥列宁和别列茨基两相对比的言说中不难看出，托尔斯泰所确立的正是奥列宁对真正生命的体悟，所张扬的正是在这种体悟中认识到的一种朴实简单生活的原则。这种原则所体现的正是这篇小说字里行间所焕发的那种生命的自然性思想。

2 自然与文明对立中生命的自然性

在这部小说中，除奥列宁和别列茨基两人所体现的一种生命观念的对立外，其实通篇可见一种自然世界和文明社会的对立，是自然之子的是和文明之子的对立，在这种两相对立比较中体现出两种生活原则的差别，前者依照自然的法则，后者则依照人世的法则。这是从《卢塞恩》等托尔斯泰早年的创作中我们便已领略到的内容，也是其早期创作中一贯运用的手法。具体到《哥萨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对照，通过对生命自然性思想的确立和张扬，小说的这一主题得到极大深化从而也更为显豁地呈现出来。应该说，小说中所采取的自然与文明相对立的视角以及扬前抑后的态度是托尔斯泰从卢梭那里借鉴而来的。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服役期间通读过卢梭的作品，并在日后把后者学说奉为至爱，因此创作于这一时期及后来的作品中不时可以看到卢梭学说的影子。后世的评论家谈到《高加索》这部作品时，也多常常谈及其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比如有学者谈及，“卢梭关于个人自由，关于为反对‘虚假’的文明的束缚而‘返归大自然’，回归到过一种简朴、自然生活的思想，反映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也体现于其如《卢塞恩》、《哥萨克》和《鸡蛋大的麦粒》等作品中”(Бурнашёва 2009:709)。

实际上，小说中自然世界与文明社会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品中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的对立而具体体现出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之子往往指这么一类文学形象：他们自始至终与大自然保持密切联系，经受大自然的濡染而保持着纯美无瑕的内在精神面貌。纯朴无伪、自然率真是这一类人物从生活中所折射出来典型的精神内里和生命特征。在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较早地在他长诗《茨冈》(Цыганы 1824)中通过茨冈姑娘真菲拉(Земфира)塑造出这一类人物；而托尔斯泰则通过《哥萨克》这部小说进一步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形象的画廊。他在小说中通过对哥萨克人居住的诺沃姆林斯克镇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刻画出一幅自然之子的群像，他们“心地单纯、精神健康和有自尊心”(赫拉普钦科 1987：66) ，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其中最为突出是老猎人叶罗什卡和哥萨克少女玛丽亚娜)展现出小说鲜明的生命自然性主题。

2.1 自然之子：叶罗什卡与玛丽亚娜

在哥萨克村镇里，来自莫斯科的文明之子奥列宁与叶罗什卡老人交往最多，后者是一位纯粹的自然之子，他的整个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深知动物的生存习性，也知道它们与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在与奥列宁谈到野猪时，他说，“你以为野兽是傻瓜？不，它比人还聪明呢，尽管你叫它猪。它啥都……你想杀死它,它想活着在林子里游玩。你有你的法律，它有它的法律。它是猪，可是它并不比你差；它也是上帝造的。唉呀！人是愚蠢的，人愚蠢啊，愚蠢啊!”(托尔斯泰 2000：243)。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长，但在叶罗什卡看来，他与大自然以及大自然中的“野生”生命相比并没有优越性可言。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位老人确实是与文明绝缘或者说是不开化的，因为他不明白奥列宁为什么写东西，以为他在写“损人利己的状子”(托尔斯泰 2000：304)。但是，即便如此，从前述可以看出，在这位老人身上并不缺乏智慧，他身上凝结着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朴素的智慧。因此，我们便也不难理解，他的世界观中为什么充满一种彻底的自然性思想：在他看来，上帝创造万物就是让人享乐的，这里面什么罪恶都没有；“人死了，坟头上不过是长长青草，再没别的”(托尔斯泰 2000：240)。对于这一点，小说中的奥列宁也看得很清楚，他认识到，这里的“人们象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托尔斯泰 2000：297)。赫拉普钦科曾表示，“在托尔斯泰创作《哥萨克》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中，包含着联系自然规律说明人的‘自然’存在的规律这个要求”。(赫拉普钦科 1987：379)。通过叶罗什卡这一形象以及上述奥列宁总结性的表述，我们可以体会出这位文艺家的对《哥萨克》这部小说认识的深刻之处，它虽然简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蕴。

“为人单纯”(托尔斯泰 2000：248)是叶罗什卡的自称之言。其实在叶罗什卡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即他认为“世上什么罪恶都没有”(托尔斯泰 2000：240)。但是，他也认识到，人一旦失去其本性便会成为罪恶之源，所以他对俄罗斯人的戕害无辜深恶痛绝：“有一次我坐在水边，看见一个摇篮从上游漂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摇篮，只是边儿破掉一点。于是念头又来了。这是谁的摇篮？我想，一定是你们当兵的魔鬼到了车臣人的村子，抓车臣女人，不知哪个魔鬼把小孩弄死了：抓起腿来就往墙角上摔。他们做不出这种事吗？唉,人是没有心肝的！一想到这里，就怜惜起来。我心里想：扔了摇篮，抓走了女人，烧了房屋，他们的骑手就拿起枪，到我们这边抢劫来了”(托尔斯泰 2000：242)。可以看出，在这位打猎老人所叙述的事件中，左右着“你们当兵的”行为的，正是一种背离道德的“人世的原则”，也正是这种原则践踏人身上天然的、自发的善性，在人们之间、在民族之间播撒下仇恨。А.М.茲韦列夫在述及叶罗什卡此方面的精神特征时曾指出，“《哥萨克》让人惊讶之处在于，它好似第一次在文学中把‘朴实’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作为一种切切实实的对世界的感受呈现出来。这种感受指的是，它使人思考那种自然的、自生到死都保存下来的对公正、人性与尊严的认识并在行为上与这些认识保持一致”(Зверев 2007:192)。

叶罗什卡是一位眷念哥萨克古风并保持着旧时信仰的老人。他虽然有时也谈上帝，但他所皈依的是一种自然宗教，或者说“自然善的神学”(Густафсон 2003:69)。在他看来，不管哪一个教派都一样。所以他说，“各有各的规矩……就拿野兽说吧，它生活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也生活在我们的芦苇丛里。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上帝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托尔斯泰 2000：240)。他的这些话让我们想起《黑暗的势力》中的阿基姆、《复活》中涅赫留朵夫在渡口遇到的老人以及《神意与人意》(Божеское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1905)中那位同样以自然法的观念看待生活的老人等。显而易见，他们所秉持的都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观。因此，这里应当指出，叶罗什卡等以老人的面貌出现并不是偶然。托尔斯泰曾表示人生的理想境界是天真未凿的童年时期，但是，他同时也非常推崇人生的老年，认为老年人的智慧与孩子的道德纯洁一样，在生命的自然性上是共通的，这也是其笔下那些不乏生命自然性的人物中，老人占有较大比例的原因。

布尔索夫在他所著的《列夫·托尔斯泰》一书中曾指出，“《哥萨克》中的大自然的美是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美。在这里，人的外在和精神的美以及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的美与大自然相和谐同一”(Бурсов 1960:397)。小说中，极具个性魅力的中心人物玛丽亚娜便是其中一位体现这种和谐美的女性形象，她“性情开朗，直率无隐，朴素自然”(赫拉普钦科 1987：67)，同样也是一位自然之子。在小说中，作家着重刻画玛丽亚娜的外在美：“她丝毫不俊俏，然而是美人。她的脸型可能使人觉得太刚毅，甚至近乎粗野，但是她身材高大挺拔，胸脯和两肩强壮，主要的，她那双黑眉下被阴影遮着的长长的乌黑的眼睛含着既严厉又温柔的表情，还有她那嘴的表情和微笑非常甜蜜。她轻易不笑，但是她一笑总是妩媚动人。她身上洋溢着处女的魅力和健康的气息”(托尔斯泰 2000:292)。显而易见，这不是一种娇柔、华贵和招摇的美，而是一种朴素、自然和不张扬的美，这种美恰恰是与她的生活环境相映衬且相辅相成。她是大自然的化身，即如小说中透过奥列宁的眼光所描述的那样，她“像山峰和天空一样美丽”(托尔斯泰 2000：322)；“像大自然一样平稳宁静”(托尔斯泰 2000：323)。梅列日科夫斯基曾谈及托尔斯泰，认为“他爱自然中的自身和自身中的大自然……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恰恰在于他从来没有能够彻底地、完全清晰地把文化与自然自发分开，把人从自然中提取出来”(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9:176)。这是托尔斯泰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我们从其笔下的许许多多人物，包括玛丽亚娜的形象上可以看出一斑。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玛丽亚娜的这种纯真、朴实的美让奥列宁意识到他之前生活的鄙俗和虚伪，看到那种“真正的、没有被虚伪所扭曲的自然生活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Бурнашёва 2009:71)，“而一想到那些客厅、那些掺有假发的抹油的头发，那些不自然地翕动着的嘴唇，那些遮掩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瘦弱的四肢，以及客厅里那些本来不配称作谈话而勉强充作谈话的喁喁私语，我就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些迟钝的面孔……出现了那些就座和让座的烦琐客套，那厚颜无耻的情伴的撮合和那永远听不完的流言蜚语，永远看不尽的装模作样，那些繁文缛节……还出现了那世代相传的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消除的苦闷(这一切都出于自觉，认为非如此不可)……应当看见和了解什么是真和美……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观赏自然和同它谈话”(托尔斯泰 2000：321)。

玛丽亚娜外在的朴素美与哥萨克村庄里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读者我们无法目睹她的美，但是却时时看到她处在劳动的场景之中。操劳家务，田地里的活计她无一不做也无一不能，由之，活泼、快乐和勤劳才是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场景中对她直接形成的切实印象。同时，在玛丽亚娜的身上不仅洋溢着朴素的美，还透露出一种内在的纯洁的美，这种美通过她与卢卡什卡以及奥列宁之间的爱情体现出来。她爱卢卡什卡，并且爱得忠实、执著、不随便。她与女伴谈到卢卡什卡：“有天夜里他骑着马回来，走到我的窗户下，醉醺醺的。他央求我。”/“你没有让他进去吗？”/“怎么能让他进来！我说了就算数，刚强得象石头，”玛丽亚娜严肃地说。/“真是好样的！只要他愿意，随便哪个姑娘都不会嫌弃他。”/“让他找别的姑娘去吧，”玛丽亚娜骄傲地回答。/“你不可怜他吗？”/“可怜，可是我不做蠢事。这样不好。”(托尔斯泰 2000：312-313)

其实她与奥列宁之间算不上有过爱情。她对来自奥列宁这位谜一般人物(托尔斯泰 2000：283)的对自己单相思式的爱情充满不信任。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奥列宁曾问起她：“你嫁给我吗？”他问她。/“你哄我，你不会娶我的，”她快活而平静地回答。/“你爱我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为什么不爱你呢，你又不瞎又不聋的！”玛丽亚娜笑着回答，用她那双粗硬的手捏紧他的手。“你的手多么白，又白又软和，象熟奶油似的，”她说。/“我不是开玩笑。你说你嫁给我吗？”/“只要父亲答应，为什么不嫁给你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哄我，我会发疯的。明天我就对你的父母说，我去求婚。”/玛丽亚娜忽然大笑起来。/“你怎么啦?”/“觉得可笑。”(托尔斯泰 2000：345)

与上文一样，同样是对话，但这一对话中所透露出的玛丽亚娜的那种满不在乎和敷衍随便的语气与前一对话迥然不同。显而易见，她与奥列宁之间不会有结果，这是注定的，从这一对话的字里行间我们便可以敏锐地感受出来，随之后文也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其实这两人之间的“爱情”经历正好映照出玛丽亚娜身上那种像雪山一样不可接近的、庄严的美 (托尔斯泰 2000：321)；“他先前关于这个姑娘不可接近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托尔斯泰 2000：353)。奥列宁与玛丽亚娜之间无果的“爱情”，追根究底，是由不同文化和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特征所造成。“玛丽雅娜所代表的那种类型，要比奥列宁所代表的来得高超”。(贝奇科夫 1981：117)

2.2 文明之子：奥列宁

小说中，奥列宁是小说中与叶罗什卡和玛丽亚娜“相对”的一个中心人物，他是从莫斯科这一大都市来到边远的高加索的文明之子。但在小说中奥列宁并不是反面人物，在精神上他要远远高出他的同事别列茨基公爵。如果与同在高加索淹留过的毕巧林相比，奥列宁在精神上也同样高出许多。后者不仅仅看到其所在的那个社会的伪善和做作，而且也知道自己生命存在的使命，他在忏悔的同时也把握住了生活的方向，这是奥列宁这一类的忏悔贵族与毕巧林之类的多余人的不同之处。

同托尔斯泰后来创作中的一些人物一样，奥列宁也是作为一位“思想者”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奥列宁独自一人来到与叶罗什卡一起打猎的森林里，躺在鹿窠旁，或者是因为“归家”了的缘故，此时虽然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托尔斯泰 2000：266)，但思维却表现得异常活跃，各种思想在他脑际纷至沓来。他心头首先涌现出“无缘无故的幸福和对一切的爱”(托尔斯泰 2000：266)。他想到，活着还是要比坟头上长青草要好，并且要活得幸福。“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么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托尔斯泰 2000：267) 循着这一思路，思维的机器已经被他完全发动起来，此时突然一个思路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有大彻大悟之感：“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生活。这一点是明确的。人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要求；因此，这种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用自私自利的方法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寻求财富、荣誉、舒适的生活、爱情，可是，有时由于种种情况，不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由此看来，不合乎情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想获得幸福的要求。不论外界的条件如何，而永远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欲望呢？究竟是什么呢？是爱，是自我牺牲！”(托尔斯泰 2000：267)。

这是奥列宁对生命的感悟。它虽然第一次出现在奥列宁的意念里，但是读者对此并不陌生，因为在托尔斯泰日后的创作中我们屡屡能从他笔下人物的言语中听到，而且在这篇小说的后文也同样再次出现类似的内容：“为了做一个幸福的人，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爱，自我牺牲地爱，爱一切人和一切物，爱的网要伸展到四面八方：谁落进网里，就捉住谁”(托尔斯泰 2000：302)。在这种爱的情感驱使下，他做出自我牺牲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卢卡什卡，他送给后者一匹昂贵的马。但是，这种即兴而来的自我牺牲，以及给予特定对象的自我牺牲，本身就具有一种先天的不可持续性。在对玛丽亚娜炽热的爱恋的情感影响下，他很快便从为他人而生活，为别人的幸福要自我牺牲的想法上退缩：“自我牺牲——这都是胡扯和荒谬。这一切都是骄傲，是逃脱应得的不幸的避难所，是对他人幸福的嫉妒的逃避。为他人而生活，做善事！为了什么呢？在我的心灵里只有对自己的爱和只有一个愿望——爱她，和她住在一起，以她的生活为生活。我现在不为别人，不为卢卡什卡祈求幸福，我现在不爱这些别的人”(托尔斯泰 2000：324)。

看来，奥列宁关于自我牺牲的哲学并没有一个牢固的精神基础，只爱自己的想法现在在他心中作祟，他又回到之前他那种“苛刻的利己主义者”(托尔斯泰 2000：267)的境地里。即如奥列宁对自己说，“爱上她并不是我的过错”(托尔斯泰 2000:323)，但是这种非但没有自我牺牲，反而企望牺牲他人的幸福而获得自己的幸福这一方式本身就有问题。不难看出，这里面有一定的虚伪、不自然的成分。虽然奥列宁在与“自然”人交往过程中看到自己所属圈子的虚伪，但是他还是没有注意到潜藏在自己意识深处的虚伪，或者说，那种反思抑或忏悔的光亮还没有撒进他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小说中曾提及“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他对卢卡什卡的慷慨行为仍然不断使他快乐，他经常寻找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有时他会忘记这个重新被他发现的获得幸福的单方，认为自己可以同叶罗什卡大叔的生活交融起来；但是后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抓住这个思想自觉的自我牺牲，并且凭借这个思想，他心安理得，骄傲地看待所有人和别人的幸福”(托尔斯泰 2000：297)。由此看出，只有在奥列宁一时忘记“幸福在于自我牺牲”的信条时，他才能融入“自然人”的生活，这岂不是一种自我蒙蔽或者自我欺骗么！虽然奥列宁内心还是希望“扔掉一切，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托尔斯泰 2000：297)，实现自己“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托尔斯泰 2000：297)的想法，但是他内心总有一个难以言传的无形障碍阻止他迈出这一步。在“自然人”那里，他们除大自然的馈赠外，一无所有，所以生活得坦然、朴实、自然；而在奥列宁那里，有着那么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牵挂，他还没有学会放弃，没有摆脱掉自己所处圈子的魔咒，没有跳出利己主义的怪圈，所以总是生活得不释然，也不自然。这正是他与自然之子高下分野的地方。当然，现在的奥列宁还年轻，他仍要进行精神探索。在他离开高加索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那些精神的同貌人诸如列文、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皮埃尔以及《复活》中的涅赫留朵夫等便锲而不舍地进行这种探索的接力。

应该说，就奥列宁所处的圈子而言，他在精神状态上远远地超出他周围的同类人，即便如此，他的那种生命归属的“胎记”却总是抹不掉。比如，仍是在鹿窠中，奥列宁清醒地感觉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托尔斯泰 2000：266)。虽然在那里他也一时地意识到：“他并不是什么俄国贵族，莫斯科交际场中的人，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不过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野鸡，或者是一只鹿，就象现在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生物一样”(托尔斯泰 2000：266)。但是，即如布宁对此所理解的那样，“任何一只鹿，任何一个叶罗什卡大叔都不像他那样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不像他那样激烈地肯定自己的‘与众不同’，只要想一想他在爱情上的那种兽性的嫉妒心理就够了”(布宁 2000：27)。对于自己身上的“与众不同”，奥列宁也曾想去改变它：“如果我能够成为哥萨克卢卡什卡，象他那样偷马、喝酒、唱歌、杀人、喝醉了酒爬进她的窗户去过夜，全然不去想我是谁和我为什么这样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我就会幸福了。我曾尝试投身于这种生活，然而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弱点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复杂的、不协调的和畸形的过去”(托尔斯泰 2000：323)。从这里可以体会得到，奥列宁的“与众不同”来自先天，与“自然人”身上的自然性不同；同时也是个性，因为，他与本圈子里的人也格格不入。他的“与众不同”，使他怀揣“为他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念头。但是在布宁看来，“这个真理注定是不详的。心怀这个真理就不可能做一头鹿，或者叶罗什卡大叔。‘我是什么都一样，或者是一只野兽，跟一切野兽一样……或者是一个躯壳，其中安装着同一上帝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只要你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一副‘躯壳’，那就根本不一样。鹿也罢，叶罗什卡大叔也罢，都是‘躯壳’，不过他们想不到这一点！鹿们和叶罗什卡们各各都‘与众不同’，都是个‘自己’，却丝毫不想去寻找‘可以为之快点牺牲自己的人’。因此，那为生来既是鹿、叶罗什卡大叔，同时又是奥列宁者预备的生命之路是注定不详的，奥列宁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不过坟头上长长青草’那样死去”(布宁 2000：27-28)。也就是说，在布宁看来，像自然之子那样的生活道路，对奥列宁而言自然行不通，他注定要走另外的一条不归路，亦即为一种精神理想而不懈探索的生命之路。事实证明，托尔斯泰小说中奥列宁精神遗产的承继者们所走的大都是后面的那条人生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所展现的自然之子与文明之子的冲突中，虽然以后者从哥萨克村镇的出走而结束，但这并不表明自然之子的一方占据上风，而另一方败下阵来。在作家笔下，奥列宁非常认同生命的自然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他内心中“小我”(利己观念)和“大我”(精神追求)的“杂念”让他的思想无法安顿下来，使得他无法跨越这种无形的精神藩篱。因此，对于像他这样的一个探索生命意义的人，并不存在落败于自然一方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才能与自然相和谐的问题，亦即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自然生活达到完美的统一，这才是其中的关键。来自文明社会一方的人需要寻求一种途径，使自己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奥列宁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还需要全面地剖析自己，内在地完善自己，这样才能一步步地走向真正属于他的生命归宿。

3 结束语

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村镇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是一个近乎天然状态的社会。这里有自然的人性，生活于其中的人大都是自然之子。这是一个能够得到生命自然的乌托邦，是一片桃花源般的生命净土，使得来自都市文明的人都深受感染，心灵得到净化。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得出，生命的自然性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在其中的人身心的自然美，也不仅仅是那里的大自然所呈现的和谐的、完善的美，它更是一种生活观念。这种观念所体现的，便是人的生活要与大自然相和谐一致，把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的大自然的美完美地统一起来。而要达到这样的生命自然境界，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要始终保持和谐的状态，克服或者远离文明的侵扰和诱惑。这是小说通过大自然及各种人物形象及这些形象的对比所揭示出来的一种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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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nessofLifeandtheNature:OntheCharactersinLeoTolstoy’sCossacks

Zhang Xing-yu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The conflict between sons of nature and sons of civilization is the keynote of Tolstoy’s nouvelleCossacks.This keynote not only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of the world, specifically, his negative attitude against the insidious impac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upon human’s soul, but also indirectly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natural philosophy of life.Tolstoy believes that the nature is ultimate good, and as a part of the nature, human beings also possess the goodness of the nature.By bathing in the nature’s goodness and being far from the evils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one can preserve such natural goodness.Starting from this philosophy, Tolstoy makes all the sons of nature in this nouvelle be those who profoundly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goodness of inner nature and perfect goodness of the outer nature.

Leo Tolstoy;Cossacks; naturalness of life; the natur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 本文系青岛市社科基金项目“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命诗学研究”(QDSKL 1501079)和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命诗学研究”(14XB25)的阶段性成果。

I106

A

1000-0100(2015)04-0138-6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4.029

定稿日期：2014-07-30

【责任编辑陈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