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少华 史梅梅

街名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递特定时期当地居民心理状态和思想状况的信息载体，街名更改对塑造城市形象、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从命名学角度看，街名既具有指称属性又有本身的结构属性，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命名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与‘结晶体’，它的起源与制作，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反过来，命名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它又多侧面、全方位地体现着一个民族某一时期的文化特点成果。”据《旧唐书·地理志(五)》载:“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城。虞分并州。复属冀州。周职方，正北曰并州。战国属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自建郡以来，大同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屏全晋而拱神京”。自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后，平城历经修建九十余年，增筑城门，划分里坊;至辽，四面城墙又各辟一门，城内寺庙无数;明代，大同城由大将军徐达领导筑成。新中国成立后，只有在建国初对一些不雅街巷进行更名，至今部分仍沿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新建路段增加，市内街巷错综交杂，街名混用、滥用的现象层出不穷，规范命名迫在眉睫。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更名共涉及50 条街道，更名、命名共28 项。因此，通过考察大同市内街名的命名、更名特点与规律及演变过程，可知晓大同市城市变迁及社会人文内涵。

一、街名与文化

街名是街道历史文化内涵的具体化，或者说是一枚标签，正是这枚“标签”将一个个隐秘而不同的街道连缀起来，共同构成城市记忆的一个方面。同时，“街道不会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亦即不可能同周围环境分开。换句话说，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街道本身的区别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城市的独特性，而“城市的房间”——即街名就是要强化这种特性，为城市找寻独特的存在价值。“每条街道都像是一个隔离的世界，都有自己单独的文化。”对于文化古城大同来说，历史就是其文化因子之一。

二、大同街名的基本功能

“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城增筑，门四: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四条主干道:和阳街、永泰街、清远街、武定街得名。20世纪50年代初，四街以俗称的东西南北四大街代之。更改后的四街名表方位的功能相对减弱，而历史人文气息浓厚。此四街位于城市中心地理位置，四周有城墙环绕，古都气息不可谓之不浓。大同城内功能分区为西北、东北是官府署衙，西南是寺庙区，东南为文化区。细细推究，按城市功能分区，北部为城市官府衙署，定为“武定”既显庄严肃穆又起威慑作用;而西南则有华严寺、善化寺等坐镇，“清”、“远”二字恰当显示佛家、道家的精神追求。清真大寺也巍然屹立于此。寺庙与道观，教堂与神祠，这一幅幅看似不调的画面反而同时出现在大同市内，亲临此地，使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许是看惯了庙宇楼阁，清真大寺在曲径通幽处反添神秘，更显静谧、祥和。街名的表方位功能与历史文化在此融为一体，后者竟大有取代前者之势;城市分区与街道名称的内在联系也处处得以展现。

在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区内，随处可见的是“角”。北部官府区的户部角、柴市角，南部的马市角、姚家角、广府角、李怀角、缸角等。仅从数量看，北部的“角”明显少于南部，也说明“角”从本质上来说是市民百姓的活动场所，官府区较少也在情理之中。“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户部角，明代户部储粮之处;柴市角，明清时买卖柴草的集市;东马市角，明嘉靖年间与瓦剌互通贸易，设马市。广府角，因明代皇族府邸“广府”建在此得名;李怀角，因怀念云中节度使李国昌父子而命名;缸角，城南的酿酒之地。“角”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当代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角”早已失去它的通讯交流功能，只能作为一种历史遗迹任后人评说。可惜的是，后代子孙匆忙的脚步很少停留，“角”的含义也逐渐被历史湮没。

三、历史遗迹中的地名文化

永安路、太和路、永乐路、文华路因北魏宫殿名永安、太和、永乐、文华得名。北魏在平城建都时，建东西南北四苑，路在北苑、西苑两处的分别命名为“北苑路”、“西苑路”。猫儿园，相传此处是总镇署的一个后场，由于卫兵们拴马用的柱子上雕有猫头得名。兰池街因民国军阀大量种植花草芝兰等得名。日坛路，因此地曾为北魏时拓跋珪祭祀之所得名。雕塑、绘画、皇家建筑中所包含的大同精神时刻激励着当地居民，并为外界有识之士吸收，传播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使文化艺术价值最大化，重塑民族性格。呢喃着古城街名，刻画在岩壁、石墙之上的祖先建功立业的英勇画面仿佛重现于眼前，顿时备受鼓舞，砥砺精神。以历史建置命名，既体现大同城悠久历史文化，又将历史渗透在市民日常生活中，在不断重复中强化古城人的城市记忆，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大同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旅游胜地。云冈石窟是西欧中亚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包容和合的实证。因此，通向云冈的旅游专线命名为“云冈路”。柳泉街，原大同城东南建有柳港寺，为明清大同的风景胜地，大同八景中的“宝塔凝烟”、“柳港泛海”均在此;清末寺毁，形成一湾泉水，称“柳泉湾”，故名。

四、“古”“今”对话

“平城”是大同有建置后最早的地名，有史载为秦，由于当时战争频繁，百姓为祈福求安，命名“平城街”。《史记·匈奴传》载:“……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公元556年，北齐改平城为恒安镇(今大同);公元577年，北周改太平县为云中县，“大同之称云中昉于此”。因此市内有恒安路、云中路和云州街。1044年，辽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遂此次更名中也有体现这段历史的“西京街”。北魏迁都洛阳后，因平城(今大同)的地理位置在洛阳之北，故称“北都”，北都街得名。魏都大道，原新建南、北二路，为城市主干道，此道沿途所设置的公交亭、电话亭等，均展示出北魏京都的历史厚重感，使行人不禁回味着昔日的辉煌。街名如同一把钥匙，将历史尘封的记忆宝盒打开，一一示人，探究其源。作为城市文化坐标，街名既指示当下，又定位历史。古今交错，蕴藉丰富。

地方名门大户多修建房屋以示地位与身份，竞相攀比，造华屋，因而部分街道由此得名。例如马家巷、欢乐街、田家巷、昝家巷、东史宅、胡家巷、施家圪洞等。其中，昝家巷与胡家巷均因旧地名不雅而改名;施家圪洞由清末官兵怀疑施姓人家盗官库而挖地寻赃的故事命名，沿用至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华屋彰显个人地位、身份古已有之，而大同人更是看重。追求“名”与“利”为高洁之士所不齿，但若不是强烈的利益心驱使，又怎么会有名扬天下的“晋商”传奇?这些街巷名的独特风貌，既是本巷居民的个体记忆又与大同市街名文化整体交相辉映。

表示崇尚与愿望的积极心理也是“古”“今”对话的一种。由市区东部的文化区的“四纵六横”中可以看出历史与文化、崇尚与愿望的结合。“四纵”即永和、文兴、永安、太和四路;“六横”指由北至南的云州、云山、兴云、永固、西京、恒安六街。以“永”和“和”二字为主构成新街名如永和路、永安路、永固街、太和路，体现“贵和”思想。宣仁路、崇义路、宏礼街、达智街反映了传统道德秩序“仁、义、礼、智”的需要。儒家所倡导的处世原则备受历代文人推崇，以“仁、义、礼、智”命名街道，可见各教文化虽并存于这片土地上，但主流文化依然如旧。追求物质享受固然是大同人性格的一面，但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也从未滞后。求贤求才的潮流在当代社会愈演愈烈，古之民粹的继承与当下市民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合二为一，共同彰显城市文化。

五、结语

在不断探寻城市发展道路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一方面，历史记忆不只是“小众”的记忆，更是历代人民的集体记忆;具有浓厚历史气息的街名不仅仅是对往事的回首，更是提升城市品位、保留城市文化的捷径。同时，内蕴深刻的街名将时时提醒着市民古都大同的风采，这有利于增强个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个人发展大有裨益。当然，街名中的传承性也不容忽视。保留历史中的地名、引用历史人物命名等都为子孙后代了解大同历史大开方便之门，唤起追寻历史的好奇之心，跟随路名这条“线索”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发扬中华品德。

从街名的文化意义看，街名也可以看作是独特的语言符号，同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密切;街名的研究与历史文化、地理、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息息相关，也可为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研究提供线索。文化与历史相互促进共同为城市经济建设开拓前景;街名中所选取的典型的历史故事及事件体现特定文化，丝丝入扣。可以说，将街名汇编成册，就是一部完整的大同人民的奋斗史、苦难史和精神文化变迁史。

纵观城市历史发展史及城市特有文化，街名的更改是其中独特的色彩，也是“见微知著”的重要标志。在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之后，街名中所包含的历史性、差异性、传承性和经济性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人们常能从这些意蕴丰富的街道名称中，触摸时代的脉搏，体会历史的深沉与厚重。

［1］ 马鸣春．命名学导论［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1999

［2］ 大同市市区部分主次干道以及桥梁命名、更名方案．［DB］．http://www．sxqhdm．com，2009 －10 －12

［3］ 简·雅各布斯;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 芦原义信;尹培桐译．街道的美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 (清)黎中辅纂．许殿玺校注．大同县志［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6］ 吉庆刚，祝进．大同古城街巷中的“角”［N］．大同日报，2013 －4 －21

［7］ 大同市民政局．市区部分新建道路拟命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