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引进与诠释：后现代哲学与认知语言学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
——哲学第四转向后的语言学新论(下)

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语言学理论在西方哲学第四转向“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摆脱了基于客观主义形上学的索氏理论和TG学派的束缚，进入到“认知语言学”的新时代。我们认为，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产物，为人类理解世界、认知自身、研究语言开启一个全新的窗口。本文主要基于后现代哲学观继续论述认知语言学的6个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SOS建构论、识解多元化、语义模糊性、表达差异性、隐喻认知论和新创结构说。

第四转向; 后现代哲学; 认知语言学; 语言新观；SOS

1 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出现的第四转向(王寅 2012) 将人们的视线引入到后现代哲学思潮上，由此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过往知识和成就，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认为，后现代哲学思潮不仅发生在文学艺术界、社会文化界和哲学研究界，而且它还直接影响到语言学界。Lakoff和Johnson创建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Lakoff, Johnson 1980, 1999) 正是顺应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产物，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仅从他们挑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颠覆经典形而上学这一事实来看，将他们归入后现代哲学之中，当之无愧。

基于后现代思潮而出现的体验哲学又成为认知语言学(CL)的哲学基础，从而使语言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获得极大的发展，终于摆脱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束缚，冲出客观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巢臼，使落后于文学和翻译学(因为这两个学科早已进入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理论迎头赶上，为语言理论研究指明一个全新的方向，使其获得新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现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当下的CL)也在为后现代思潮推波助澜，添砖加瓦，为其输送新鲜血液。学者们携手共进为这一崭新局面而欢欣鼓舞，纷纷发表论文，各抒己见，有力地推动21世纪人文研究的发展。笔者在上篇中主要从3个方面(去中心论、体验人本观、原型范畴论)论述后现代哲学视野中CL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本文将继续分析其它6点。

2 再析6点

2.1 SOS建构论(SOS Constructivism)

我们知道，西哲中的第一次转向将哲学研究从“自然哲学”导向了“毕因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或存在论)，不再用一种自然物质(如水说、火说、种子说等)来解释世界的成因，而是将视线转向抽象的“being”，以其解释世界的本质，一切事物背后都有一个“是之为是”的“道”。在此阶段哲学家们主要遵循“客⟹主”关系，即客体如何真切地、镜像般地反映到主体中。千余年后，学者们就客体的本质并未达成共识。

第二次转向为“认识论”，重在解释“存在的认识性”、“如何认识存在”以及“我们有何认识能力”，这颠覆了“用神目之眼来审视现实背后的形而上”，强调“用心智之眼来审视视网膜成像的真实性”，其关键词为“真知、概念、思想和命题”等。但认识论者在“知识来源”上出现重大的分歧：一方坚持“经验论”(Empiricism)，而另一方则坚持“理性论”(Rationalism)，双方的争论持续300多年，并无结果。此阶段主要遵循“主⟹客”关系，即主体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这便是康德和哥白尼革命意义的主要思想——人为自然立法，建立了“人主体中心论”。

Piaget在近代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主客互动论”(Piaget 1981)，是对近代认知论的继承和发展，笔者将其归结为“主⟹客”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经验论他还批判知识和真理的天赋性，并提出“建构论”，认为知识和真理是人后天在生活环境中通过主客互动不断建构而形成的，人们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断做出调整和修补，乃至推翻并重建，从而实践“否定之否定”。

“语言意义”并非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由语言体系中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所决定，而是在阅读和对话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形成。Derrida认为，意义就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处生成；意义又像痕迹(trace)一样，可不断被抹去和改写，语言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持自身的痕迹，还可被不断地抹去，由后续符号所涂改(Derrida 1967：)。总而言之，语符的意义具有“延异性”，即在时间上的延宕，在空间上的变异。一言以蔽之，意义无确定性可言。

Heidegger认为，符号的意义在更多的场合取决于人们预先存在的“前理解结构”(fore-understanding)(Heidegger 1987)，即由人的“先有(fore-having)、先见(fore-sight)和先设(fore-conception)”所赋予。Gadamer后来所用术语“偏见”(prejudice)与此相似。

Derrida和Habermas等大力发展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认为在主客主互动中人的能动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前者的著名观点“一百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与后者提出的“共识真理观”(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将“互动关系”导向“主⟺主”关系，大有忽视客体之嫌。

笔者在反思上述几种“单向”(客⟹主、主⟹客)和“双向”(主⟺客、主⟺主)观点之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型”(简称SOS理解模型)，大力倡导一种更为全面的综合性理解：在理解中既有客主和主客关系，也有主客和主主互动；若再考虑到语言要素，即在“主(作者、读者)、客、语言”等多个要素中必定存在多重互动关系，这便是我们所倡导的“SOS建构观”，以否定意义确定论(王寅 2009)。SOS中强调的多重互动主要包括：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作者与文本、主观与客观、主观与主观、主客主等。这里的“建构”主要指：意义是在读者前理解结构与作者、文本等不断互动和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于意义是如何多重互动的，怎样建构而成的，笔者尝试运用(1)空间的客观性、(2)人类的主体性、(3)身体的特殊性和(4)体认的基础性来系统解释(王寅 2007：289-290)。

董洪川指出，“人文精神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概念，而非凝固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或民族存在不同的人文精神。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人文精神继承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以来的传统精神，却又有其明显的现代特征”(董洪川 2004：97-98)，即同样一个humanism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含义。我们曾提出“零位人本观、传统人本观、理性人本观、语用人本观、激进人本观、体验人本观”(王寅 2012)，与董洪川的观点相一致。我们倡导的“体验人本观”(Embodied Humenism)就是基于“SOS建构论”提出的，它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概念和语言形成的基础。注意，我们故意将Humanism改拼为Humenism，取其复数形式，这不仅可以体现董洪川有关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也可以彰显体验人本观中的多层含义观。

2.2 识解多元化(Construal Pluralism)

古希腊哲学家崇尚“爱智、求真、尚辩、致知”的精神，追问由以构成世界万物的统一性本原，从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哲学运思方式“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多找到一”。因为宇宙万物和客观现象是多变的，而本质却是永恒不变的，哲学研究旨在追求这不变的本质，这就是“一切是一”的思想，或许我们老祖宗所说的“九九归一”也是这个含义。

从Parmenides，Socrates，Plato到Aristotle，他们都经历了“从多到一”的思辨过程。Parmenides提出用永恒不变的“存在”来解释“现象”，决定“一事物为该事物”的是“定义、概念、存在、本质”，在语言中表现为判断词“on(t)”-(是、有、存在，相当于英语中的be)，可将其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据此就有了“Ontology”这一术语。笔者根据being的发音主张将其译为“毕因论”，以替代哲学界的译法“存在论、本体论、是论、有论”等。Socrates沿此思路继续追问本质，提出“观念论”；Plato划分出两个世界，并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给我们留下“事物是理念的影子”这一名句；Aristotle曾提出“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后3者又可被归结为“形式”，“四因说”就被简略为“二因说”，即“质料”和“形式”。如“房子”所用的砖和瓦是质料，但它们不能被任意堆放，只有按照一定“形式”置放，形成一定的内部空间，这才能成为“房子”。也就是说，某物之所以成为“房子”的决定因素是其“形式”；再之，砖和瓦的质料是泥土，但其固有的形式才使得这团泥土成为砖或瓦。因此，“形式”总是高一层的东西，形式给质料以规定，它是事物的决定因素。在古希腊语中“形式、理念、属”同用一词Eidos(爱多斯)，因此用“形”来表示事物的理念或本质。

正是由于他们的奠基性研究，将哲学的对象转向唯一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并从作为思想对象的“毕因”(Being)逐步发展出“形而上学”的运思方向，进而勾画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轮廓和理论走向，确定其长达2000多年西方哲学的基础内容。后现代哲学强烈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力倡导“去中心、多元论、多视角”的观点，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领唱者Delitz认为，尼采哲学的本质意在否定绝对真理，大力倡导多样性，他的名言“思维就是掷骰子”正是此义。被誉为科学哲学奇才的Feyeraband提出理论的“增生原则”(Principle of Proliferation)，即可以从一个理论中繁衍出一些与其逻辑上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理论。他还喊出Anything goes(什么都行)，“只要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好方法”的著名口号，震撼人们久已麻木的神经，再次唤醒对绝对真理的反思。美国实用主义和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如Quine，Dewey和Jameson等)所奉行的“只要有用就是真理”的立场也与其十分相似。这正应了我国北宋苏轼的名诗《题西林壁》的寓意：“远看成岭側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想追问一句：站在什么地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呢？后现代哲学家的答案是：站在哪里都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即我们永远识不得庐山真面目。

CL接受后现代哲学的多元论思想，并且将其进一步落到实处。Langacker(1987，1991)在认知语法框架中针对语言理解提出“识解”(construe，construal)的概念，用来描写人们对同样一个场景的不同认识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人们为何对同样一个词句会有不同的解释。Langacker将识解分为5项要素：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和突显(salience)，可用以具体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同一场景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表述。我们认为，这是CL对后现代“多元化”的一个发展，“识解”可用以具体解释“多元化”的认知成因。

近来，我们深入思考了识解5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价值。在这5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突显”，其他几个要素分别为“突显”提供不同的分析维度：(1)突显的范围：scope和background，图形vs背景；(2)突显的角度：perspective，相当于“注意窗”；(3)突显的层次：specificity，在语言表述中或详或略。另外，语言中还有若干现象可用“突显”这一认知方式做出合理解释，如(1)突显的对象：实体或关系——前者在语言中体现为名词，后者在语言中体现为动词；(2)突显的转移：焦点转移，如转喻等；(3)突显的顺序：如主宾颠倒和倒装句等(王寅 2006)。

我们认为，识解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为解释人类的主观性首次提供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分析方案，这也为后现代哲学做出重要贡献。笔者日前将这一想法通过电邮告知Langacker本人，他也感到很高兴，原初只是为分析语法之用，没想到还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

笔者(2008)还尝试运用识解的5大要素分析同一首唐诗《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为何会产生差异的认知原因，成功地将40个译文中的差异都纳入到识解的5种要素之内，这为翻译界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

2.3 语义模糊性(Semantic Fuzziness)

Aristotle是形而上学和二值逻辑的倡导者，在此理论统辖下，范畴或概念被视为“容器”，它具有明晰的边界，一个成员要么被装在这个容器里面，要么被置于其外，别无第三条路可走。Lakoff(1987)依据“形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认为，亚氏正是根据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建立二值逻辑，严厉批判先验逻辑论(Lakoff 1987)。

根据Aristotle的客观主义哲学，范畴的边界是清晰的，真理是绝对的和永恒的，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基于其上所形成的语义理论则为“语义确定观”，客观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持此观点。前者试图通过语言内部的“横组合+ 纵聚合”关系来解释词语意义的确定性(Saussure 2001)，后者在句法框架中通过CA的演算和组合来解释句义的来源(Chomsky 1965)。

Wittgenstein后期深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经典范畴论和语义确定观，大力倡导“家族相似性”、“游戏论”和“用法论”，认为范畴成员像一家人一样，各成员之间是“既像又不像”(Wittgenstein 1996)。语言意义也是这样，一个词语在不同场景就会有不同用法，此时的意义也必有不同，因此意义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特征。他曾以“游戏”(spiel，game)为例论述意义的不确定性，如各类游戏都有不同的参与人数与不同的规则，而且很难在“游戏”和“非游戏”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中国学生常对“语言游戏论”不甚理解，叫什么不好，非得称之为“游戏”？因为汉语“游戏”一词的意义较窄，《现代汉语词典(5)》的解释为：“娱乐活动”、“非正式比赛项目如康乐球等”、“玩耍”等、“玩玩而已”的意义，从而造成对“语言游戏”理解上的疑惑和偏差。其实，德语单词spiel虽可译为“游戏”，但比英语单词game所含意义要广，它可指“玩”、“做事”、“某些活动”等(Lugg 2000：23, 134)，因此，spiel除“游戏”外还含有“活动”之义。江怡认为，“语言游戏”相当于“语言实践”(江怡 1998：113)。该术语实际意义为：与相关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语言运用、语言活动或语言实践。

Quine接受维氏的这一观点，并且以Gavagai为例进一步加以论证(Quine 2005)。他还据此引申出“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又叫“不相容的翻译手册”，即人们可以用多种方法设计将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这些手册虽都可与土著言谈的整体相容，但互相之间并不相容。这为“模糊翻译学”(Fuzzy Translatology)提供理论基础。

Zadeh建立了模糊集理论(Zadeh 1965)，Lakoff首先将Zadeh提出的“模糊逻辑”运用于语言分析(Lakoff 1972)，深入研究英语中60-70个模糊词语(hedge words)。哲学界和语言学界根据维氏后期理论分别创建“灰色理论”与“模糊语言学”(伍铁平 1999)、“模糊语义学”(张乔 1990)、“模糊语用学”和“模糊翻译学”等学科。

语义模糊性也是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学)的基本观点。(王寅 2001：§5，2007：§8) 我们认为，词典上某一词条的各个义项只能是一个概括性意义，或叫“理想化意义之集合”，在实际使用时我们只能取其中某一义或与此相关的概念，这是转喻，即用一个“理想化意义之整体性集合”来代替当下的“部分用法”，这是“整体代部分”的转喻认知模式。例如，英语单词window为一个“理想化意义之集合”，相当于汉语中的“窗户”。但当它用于下列各种不同的表达时，却有不同的具体用法： to install the window(整个窗户)，to sit in the window(窗户的部分空间)，to paint the window(仅漆框架，而不会漆玻璃)，to break the window(仅指玻璃)，to open the window(仅指可活动部分)，to jump through the window (仅指窗户的空间部分)，to see sb.in the shop window(仅指橱窗中的一部分空间)。除第一个window可指整扇窗户外，其余都仅指窗户的某一部分。这既可用以证明语言使用中的转喻无处不在，也是批判客观主义语义理论的好例证：从上述window的种种不同用法可见，其意义并没有与客观世界完全对应，一成不变，所谓的“真值”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它必定受到个人理解、社会情景和人际关系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必定要涉及到百科知识、主观识解和表达经济等要素。

2.4 表达差异性(Expression Divergence)

基于传统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学，Saussure和Chomsky认为，语言具有“先验性”和“天赋性”，因而它也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sm)(Saussure 1916；Chomsky 1957，1965)，并且他们尝试用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揭示语言和句法的普遍性。一时间，追求语言中的共性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调。

随着后现代哲学的登场，“普遍观”和“统一本质观”遭到严厉的批判。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Saussure 1916)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为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哲学家，特别是德里达)所摒弃。Chomsky论证的语言普遍性以及专注于“核心语法”(Core Grammar)的方法也受到功能主义者和认知语言学家的申斥。CL认为，为能达到理论的3个充分性(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必须采用full coverage的立场，兼顾一切语言现象(包括习语、不合规则的边缘性表达等)，这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

Taylor曾举例批判乔氏的“普遍语法”(UG)，他指出，即使在同一语言中也不存在普遍的NP(名词短语)，如构式“助动词+NP+其他成分”中的NP就与所有格构式“NP + POSS + N”中的NP不同(Taylor 2004)。

① Should the President resign?

② Is there a teacher in the classroom?

③Will mine be accepted?

④Would under the bed be a good place to hide the case?

只有例①中的NP能用于所有格构式，而其他3例中的NP都不能：*there’s teacher(作所有格)，*mine’s house，*under the bed’s place.

VP(动词短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语法范畴，因为VP可分出很多小类：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连系动词、主动词和助动词等，它们的用法有很大差异。Beware虽在词典上标注为动词，但它的用法却受到很多限制。(王寅 2007：156 )

在跨语言比较研究时，情况更为复杂，如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助动词”(auxiliary)这一句法范畴。汉语中的动词用法比英语复杂得多，并且汉语中的及物与不及物情况也很特殊，这就使该问题更加突出。因此Croft认为，应该根据词语所使用的构式环境以及所表达的语义功能，才能对其语法范畴做出较为妥善的处理(Croft 2001)。因此，他强调构式的差异性，认为没有两个语言中会存在完全相同的构式，主张用“多样性”(diversity或variation)和“独特性”(specificity)取代“普遍性”，取消句法范畴，直接从语义角度分析语言，这就是他“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的激进之处。

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 不仅出版了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系列丛书，而且还出版了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系列丛书，现已出到第二十五卷，详细论述语言相对论，意在批判语言普遍观，强调表达的差异性。

2.5 隐转喻认知论(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tonymy)

隐喻可概述为“A is B”，即以喻体B来替代或寓比本体A.根据经典范畴理论，A就是A，这才是绝对真理，它何以能视为B，岂不是违反事实的“假话”吗？它违背人类的理性思维，难怪要被传统形而上哲学排除在外。可是，人们就偏偏习惯于说这种“假话”，并且也能听懂这类“假话”。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隐喻的使用比例很高，占日常语言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

既然语言中的这类“假话”很多，它就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不能置之不理，视若罔闻。特别是在后现代哲学“人本观、非理性、多元论”的影响下，隐喻和转喻等自然也就登堂入室，成为众多学科(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的研究对象，提出数十种隐转喻理论：指称说、替代说、转移说、变异说、分类说、互动说、语义说、语用说、认知说和神经说等(王寅 2001)，而且还将隐转喻理论从词汇层面拓展到语音、语法、语用和语篇等层面(王寅 2007)。如今向洋看世界，一召开国际性隐喻研讨会，学者蜂拥而至，会议规模之大令人惊讶不已。正是他们联手登场，不断上演“隐转喻灰姑娘”的喜剧。

笔者曾分析英、汉语明喻习语，并且据此提出人类心智中存在一种“AS认知方式”，它不仅反映现实世界中事体间两两相似的关系，从而形成这类语言构式；更为重要的，这是比隐喻机制更为始源和基础的认知方式，基于此，人类发展出丰富的想象力，形成今天复杂的概念结构和语言表达，这或许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王寅 2007，2010)。此外，该认知方式还可用来统一解释CL中述及的隐喻、转喻、范畴化、识解与概念整合等机制以及构式网络和认知过程中的方向性，可进一步简化理论描述，并为统一分析语言各层面提供一条重要思路。“AS认知方式”既体现体验性，也反映出人本性，它是语言象似性的基础，也是人类丰富想象力的源泉，或许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最根本的元认知策略。Fauconnier曾将人类特有的“双域整合能力”视为人类创造力的始源(Fauconnier 2002)，既然是“双域”，就必然会涉及到X和Y与AS和LIKE的问题。

2.6 新创结构说(View of Emergent Structure)

为能在科学主义和数理逻辑法下演算出词义与句义的关系，Frege提出著名的“组合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简言之，1+1=2，句义为词义+语法义之和。体验哲学和CL与客观主义哲学观背道而驰，接受认知心理学中的完形理论和Feyeraband的“增生原则”，坚守1+1≠2的原则，坚持认为常常是1+1>2，提出并论证语言中的“整合原则”(Principle of Integration)和“新创结构论”(Fouconnier 1997，2002)，即当两个要素相结合时，总要出现一些新信息，王寅分10点举例详述了该原则(王寅 2011：321-331)。

3 结束语

本文认为，体验哲学和CL是哲学第四转向后的产物，笔者近年来围绕这一主题分别在外语类期刊发表：(1)《语言学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外语学刊，2008年第4期)；(2)《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看语言象似性——语言学研究新增长点之六：象似性的哲学基础与教学应用》(外语学刊，2009年第6期)；(3)《体验人本观视野下的认知符号学》(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4)《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当代隐喻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5)《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主义》(外国语文，2012年第2期)；(6)《中国后语哲与体验人本观——十一论语言学研究新增长点》(外语学刊，2012年第4期)；(7)《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外国语，2012年第6期)；(8)《后现代哲学的转向与超越——特征与评价》(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5期)；(9)《新世纪语言学研究当与哲学紧密结合——基于后现代人本观的认知语言学》(外国语文，2012年第5期)；(10)《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中国外语，2013年第1期)。本研究上、下两篇分别从9个方面(去中心论、体验人本观、原型范畴论、SOS建构论、识解多元化、语义模糊性、语言差异性、隐喻认知论和新创结构论)简述CL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可见，只有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体验哲学和CL的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

语言研究前景辉煌，每每想到这里，我们不禁激动不已，深感任重道远。为能撩开语言透明度不高的面纱，尽早走出语言迷宫，我们尚须加倍努力，不断攀登科研高峰，尽快进入学术前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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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LinguisticsfromthePerspectiveofPost-modernistPhilosophy:NewLinguisticTrendafterthe4thTurnofPhilosophy(II)

Wang Yin

(Sichuan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Linguistic the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4thTurn of Western Philosophy —Post-modernist Trend —has finally got out of the control by Saussurean Theory and Chomskyan School based on objectivist metaphysics, and advanced into a new era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We think that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e an outcome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which has opened a brand-new window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 cognition of human itself and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Based on post-modernist views, the present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six basic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L:SOS Constructivism, Construal Pluralism, Semantic Fuzziness, Expressive Variety,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and Emergent Structuralism.

The 4thTurn;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Cognitive Linguistics；new views on language；SOS

特约主持人：王寅教授

主持人话语：我们分别在《外语学刊》(2013.5)和《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2)上发表了两组有关西方哲学第四转向(即后现代哲学思潮出场，包括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言学和翻译学前沿研究的文章，在国内外语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受到很多同行的关注和支持。这两组论文一方面显示当前全球范围内人文学术大潮的最前沿动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者正奉行“与时俱进、继承发展”的国策，并已参与到当前人文研究的前沿中，使我国的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翻译学和语言哲学已基本与西方学术前沿接上了轨，出现与西方学者合作研究，合力推进世界非物质文化进步的大好局面。

H0-05

A

1000-0100(2015)04-0058-7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4.013

定稿日期：2014-05-26

【责任编辑王松鹤】

我们认为，西方哲学的第四转向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先生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完全吻合，代表着当前国内外语言和语言哲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一方面，这使语言学理论摆脱以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语言学的束缚，让在理论上落后于文学和翻译学(早已步入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迎头赶上，迅速进入到理论的前沿阵地，为语言学开辟出一个全新方向，这正是认知语言学的历史功绩之所在，从而出现文学、翻译学和语言学可与“后现代哲学”同堂对话的大好局面。我们为此大好形势感到由衷的高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的很多研究成果进一步促动(语言)哲学的发展，这充分证明“哲学与语言学同生共长”的史实。这也意味着：语言学研究只有以(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才能得其真谛，修得正果。

这正应了罗宾斯的一句名言:从宽泛意义上来说，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Robins 1967:103)。钱冠连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千万不能躺在人家的摇篮里，还不知道这个摇篮的编织者是谁。这句话实在是意味深长——自古学术一条道：饮水思源，求根问本，理清来龙去脉，方可更上一层楼。只言片语，似懂非懂，不求甚解，误人误己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