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演讲）　张宏敏（整理）

（国立宜兰大学，台湾 宜兰 26041；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韦政通教授九十感言

韦政通（演讲）张宏敏（整理）

（国立宜兰大学，台湾 宜兰 26041；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整理者按：2014年11月30日下午15:00-16:00，韦政通先生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发表了对自己一生定位的感言——《九十感言》。兹根据整理者的手工记录（没有根据录音整理）整理发表。如有不妥，敬请先生海涵、读者谅解。

九十感言；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韦政通；演讲

这次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举办的“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研讨会”的会议闭幕，虽然办得很圆满，但并不是我人生的谢幕！前面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孔子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的人生感慨，我自己快九十了，又有什么人生感怀呢？其实我的一生与孔子相类似，只不过我毕竟不是孔子，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不需要像任何人。如果大家想了解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了解。

第一种了解我的方式

我在《人是可以这样活的》（台北洪叶文化公司2000年版）的“自序”文中用三种角色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这一生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

第一个是“学者”的角色。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主要通过撰写论着的形式来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在个人的感受上，学者的工作最为艰辛，这是最不容易的工作。

第二个是“思想家”的角色。我说过“创发性的思想工作，比较起来，最能使我满足”，其中以《伦理思想的突破》（台湾大林出版社1982年版）这本书的完成为标志，使我确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关注伦理议题的思想家。

第三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主要写作一些社会关怀的文章，“六十年代是为生活所迫，八十年代则因台湾剧烈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运动所刺激，写这方面的文章，主动的意愿少，被动的成分多”。

我在1996年写成《孔子》并完成出版之后，即在告别“传统”之后，我开始研究毛泽东。70多岁，我开始研究毛泽东，最初研究动机也是很奇怪，但是通过研究毛泽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能力与活力。我研究毛泽东主要是从人性的“负面”心理学甚至心灵史角度来研究毛泽东，通过研究毛泽东，我发现毛泽东善于读书，并且我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生命感应。研究毛泽东使我多活了10年，其实到现在我已经多活15年了。我最初研究毛泽东是打算写《毛泽东三部曲》，已经写下11000多页的读书笔记，第三部虽撰写过半，后来因为手疾就暂告停笔了。

研究毛泽东的成果，我的第一部书题曰《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1999年出版），第二部题曰《一生风雷震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2001年出版）。第三部主要研究“毛泽东与孔子”，书名拟好了，叫《六亿神州尽舜尧》。撰写第三部书稿的动机，是我认为毛泽东一生受儒家传统的影响最深，我这样说，新儒家难免又会嫉恨我的大不敬。记得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的学术会议上，大陆学者金观涛写了一篇“毛泽东与儒家”的论文，受到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不认为毛泽东与儒家有任何关系。其实，余英时是有偏见的。后来，金观涛写出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的著作。如果让我写“毛泽东与儒家”，相信我写得肯定会比我的老友金观涛有深度。

总之在1996年到2001年这八年时间里，我写出了两本研究毛泽东的书；如果我的手还可以，我还可以写上10本研究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选题最值得研究。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十分博学，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理解，他是内行。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高级领导人与干部、下属谈话，谈得多半是学问，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就是毛泽东。曾国藩带兵打仗，还给下属、士兵谈学问。毛泽东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谈话、聊天，内容大多是历史、文化。我还说过：“如果让我在毛泽东身边，我跟他也会很合得来”，因为我会跟他谈学问。

第二种了解我的方式

第二种了解我的方式，可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契入。今年（2014年）10月23日，我有《我是谁？》的“九十感言”，我反思我自己这辈子“立志做现代学人”，主要有三大精神发展的追求阶段。

第一，追求经济独立。任何一个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追求经济的独立。我这一生有太多的幸运，我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因为我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太太，我经常在外“闯祸”，但她都包容我。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已经合为一体，共同进行着生命的创造。我们结婚时，她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我问她：“你最想要什么？”她说：“当教授。”我说：“有梦想就好办。”她大学时代就读于张学良的父亲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政治学毕业的。后来，她为自己的理想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最终梦想成真，由教中学进入到了大学，成为一个教授。

第二，追求思想独立。经济独立是思想独立的基础。我思想上的独立是从脱离师门（牟宗三先生）开始的，尽管我脱离了师门，我一生对牟先生是充满感激的，我说过“儒学是我的生命信仰，（牟先生的）儒家拯救了我，使我懂得了做人的严肃与庄严”。我走出“新儒家阵营”之后，就开始对新儒家、自由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因为要追求思想独立，我开始了批判孔子、批判传统以重建新传统的工作。

第三，追求精神独立。十一年前，我的太太去世，我当时最主要的事情是处理后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出去。所以在2006年左右，我把一大部分捐给杭州师范大学，一部分给台湾法鼓大学。没想到过了五年、八年、十年，我的身体还很健康，自觉运气真是不错，尤其在七十岁以后，我还认识这么多年轻且有志向学的朋友，彼此成为忘年知交。所以我说：“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必然性，绝大部分是偶然的，在这其中你很难找到规律。”

我说的精神独立，是任何事情不依赖他人，就像现在的我——身体健康、心灵愉悦、生活幸福——越活越好！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幸福感！我常说：“一个人（学者）的最终满足不在于写了多少部著作，而是这个人自己把自己改造得十分满意。”

第三种了解我的方式

第三种了解我的方式，可以从我的生命历程契入。

第一是“理想的火焰”。近十几年来，我在大陆南北多所高校做讲座，主持人在介绍我时大多是根据网上的介绍抄来抄去。但是几年前来深圳大学做演讲时，景海峰教授对我的介绍，我最满意，因为景教授是根据我的传记《理想的火焰》的内容介绍我。“理想的火焰”是我“做我自己”真正的开始，关于这点，我在过去的相关文章或演讲都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是“思想的探险”。早年在师从牟先生的时候，我写过四五十万字的一部书稿（《近三百年思想研究》，但是我觉得不成熟，就干脆彻底否定了。早年我还写过有关章太炎与林语堂的文章，在《民主评论》上发表过。那时候，我还是儒家的信徒。我把那段经历称谓“信仰之旅”，那是我人生中为追求理想而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后来我与新儒家分道扬镳了，但是我的内心永远感谢牟先生，他和儒家给我内心注入了力量。我“脱离”师门之后，就在心理把儒家信仰埋葬。由此踏上了“思想的探险”之路。

第三是“黄昏的追梦”。在我的晚年阶段，我用“黄昏的追梦”来比喻，也就是黄昏岁月里我的梦想。四年前我来深圳大学发表演讲，讲了8个多小时，那是对我的一生生活总结的一部传记，放在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的人生很丰富，自认为比孔子还要丰富。孔子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是“倒霉鬼”，鲁国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历时10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其实，有时候我也很可怜，但是我大部分时间过得比较好。

两年前，我在为香港“法住人文讲座”做的一场“谈生命的挑战与成长”的演讲中说过，“生命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现如今，我已经完全忘却我了我的过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今天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夕阳无限好”，但是没有也不要下一句诗。朱自清很喜欢近人吴兆江将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这里，我就用“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两句诗，来对我晚年的生活与“现在的我”进行一个总结吧。谢谢大家！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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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6

韦政通（1927－），国学大师，曾任广州中山大学讲座教授与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目前担任国立宜兰大学生命教育研究室荣誉顾问。张宏敏，中国哲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