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新元，原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环境监察局局长，现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任环境监察研究分会主任。他在环境保护部门工作30年，长期从事环境执法、污染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应急工作。他直接领导的环境执法人员从无到有，现已发展到全国7万多人。他具体组织在中国成立按区域划分的6个国家环境督察机构，完善了中国环境执法体制。他是排污收费制度在中国成功建立并得以实施至今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实施者。

“这样的天气，”陆新元指着雾霾蒙蒙的窗外说，“不开窗子不好;开了吧，更不好。”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监察分会是陆新元一手筹建起来的，从他的办公室所在的西直门金茂大厦11层望出去，四下里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金秋十月，北京最好的季节，你能看到什么呢？”他摇头感叹。

30年前，也是金秋十月，我在青海湖边第一次见到陆新元。那时的青海湖水更清，天更蓝;那时的陆新元意气风发，清澈的眼神里满是对前途的乐观、憧憬。从我那时跟他的合影来看，我的眼神似乎很迷茫，那次在西宁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环境监测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环保方面的会议，从全国同行那里我才知道：环保不被重视，原来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原本是兴致勃勃而来，见到这形势未免有些沮丧。

环保现状如何，当时身在国家环保局的陆新元肯定比我清楚得多。从他脸上我看不到任何灰心丧气的表情。

30年后再见陆新元，他的眼神依旧清澈，显得还是那么乐观。

中国环保这30年，发展得很是坎坷，就连环保队伍本身，对事业不太看好的也大有人在。而陆新元一直在坚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事物总往好的方面看，好多时候事情看似不可为而他偏要为之，最终在他的坚持下，目的竟是达到了。

当然，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陆新元最初的理想，比如眼下这漫天的雾霾，就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当初按照我们的标准去治理，形势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严重，如此被人诟病。”

工地上的“小钢炮”

理想若没有坚实的生活打底，只能沦为空想。生活靠经年累月的积淀，陆新元记忆中的艰难岁月起始于他的知青生活。

1968年12月9日，18岁的陆新元去山西插队，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纪元。

真实地接触农村，给他的一个印象是：地主没有他之前想象得那么坏。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地主排第一，但他眼里的地主大多面目和蔼可亲，干起活来也是把好手。当然，阶级分析的教育也非全然无用，从他们对昔日发家过程的津津乐道，年轻的陆新元可以从中看出其剥削性质来。

另一个印象是：大队书记太厉害。

当时每个知青下乡，上面是有钱粮补助的，这些补助都发到大队统一管理，大队从中克扣了一大半，真到知青手里的并不多。为了多拉北京知青，书记跑到火车上去游说：我们这里生活好，我们有灯光球场！知青这帮青瓜蛋子懂什么，一听说有灯光球场就跟书记跑了。结果到那里一看，屁也没有！没有灯光，也没有球场。每人的定量都吃不饱，饿肚子。于是知青想家，想回北京探亲。大队书记就是不给他们假，连春节都不让他们回北京。走，走不了，就连跟家里诉个苦都不能。全大队就一部电话，打电话得跑大队部，书记就守着电话，想说点什么就不方便了。很多父母想孩子了，于是发电报过来：母病危，速速回京！书记攥着电报说：病危？病危个屁啊！还当我是个傻瓜蛋啊！有4个北京知青实在忍不住，嚷嚷着说要回北京去找有关单位告状，说完就打点行李偷偷地上了路。书记知道了，带了一队民兵背着枪挂着手榴弹，一溜小跑一直追到了火车站，愣是在发车铃声都响了后，把那4个人拉下了火车，押送回村里。那天的事情陆新元记得清清楚楚：天阴沉沉地下着小雪，书记把那4个人拉到前面示众——抗拒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一些一同下乡的北京知青还在一边帮腔，用新编出来的歌词唱道，“人有脸，树有皮，要是肯干就跟着毛主席，要不想干就滚他妈的蛋！”

然而普通村民还是很淳朴的，他不看你什么阶级觉悟，就看你能不能干活。光说不练不行，练得不好也不行。陆新元干活不惜力，数九严寒挖窑洞，别看他是个小个子，光个膀子推起车来一溜小跑，很是抢眼。工地上及时抓先进典型，高音喇叭里把他形容成一门小钢炮：“社员同志们，知青战友们，陆新元虽然个头小，推起车子满地飞跑，就像一门小钢炮……”扛粮食，100斤一包的扛在肩头得走上很高的跳板，时间一长腰就受不了，几十年后腰疼的老毛病还经常犯。这样玩儿命，使他成了学毛选积极分子，知青里唯一的党员。三年后招工，他被招到县银行。去县里报到途中，无意中听人说银行里派性斗争很厉害，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行李没卸就回到了队里，把这个招工名额让给了一起下乡的一个女同学，公社又把他当风格高尚的典型宣传了一通。第二年，清华大学到他们那里招生，大家一致推举了陆新元。

环保所开启了环保生涯

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那年陆新元从清华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毕业，就遇上了周总理逝世，遂跑到天安门广场拍了一堆照片。之后同学们慷慨激昂表决心，要奔赴西藏和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也一腔热血地跑回家对父母说想去西藏，母亲一听就伤心垂泪，孝顺的陆新元只好跑回系里问主管分配的总支书记，书记说：“就你分得最好，分到了北京环保研究所，其他人不是下工厂就是到基层，你就收拾收拾去报到吧。”他问书记：环保是干吗的呀？书记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研究废气废水的，总之是个科研单位，错不了的。

一到所里，大部分科研人员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跟他们打得火热，学到不少东西，彼此是无话不聊。老知识分子都喜爱周总理，听陆新元说他到天安门去拍了几卷的纪念场景，都颇为嘉许，说这几卷东西很珍贵，值得好好保存。后来查“四五事件”的参加者，老知识分子们劝他赶紧把胶卷曝光了，同时敷衍上头来的专案组人员——没听说陆新元去过天安门，这可是个老实的小伙子。

北京环保所是国内最早研究污染治理的单位，那时的条件相当简陋，也没什么好的仪器设备。治理邮票厂废水，知道其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3，4苯并芘，进入人体后毒性发作要到20多年后，接触这东西时应该穿两件柞蚕丝的防护服，可所里没那么多，只好一人一件。陆新元的“小钢炮”劲头又上来了，天天跟那些有害物质打交道，一点也不犯怵。

在污染治理一线一干就是四年，1980年，刚到而立之年的陆新元被调到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大气处任秘书。起始的工作看似没多少技术含量，也就是接接电话打打水，整理整理文件。陆新元把这看作是种历练。处里老同志多，处长、副处长都是高工，业务过硬，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整理文件时，每份涉及环保科技和处里业务的文件他都仔细认真学习，一段时间积累下来，工作程序很快就熟悉了，业务也进入状态。

1981年，陆新元开始从事排污收费工作。

“排污收费之父”

1982年，国务院准备试行排污收费条例，显然，这个条例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是在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之上，并经过严密的测算得出的。

这个工作落到了陆新元头上。

这个时期，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国环办并入建设部，成了部里下属的一个局，国家环境保护局。人事变动频繁，原先从事排污收费工作研究的两人先后调到别的岗位，只剩下陆新元一人做这个事情了。

一接手条例的起草工作，他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现存档案里没有一个字涉及该项工作的，只有一个讲话，是关于工作重要意义的。这就好比让你去编一个筐，不告诉你这个筐应该怎么编，只跟你说编这个筐的重要意义。你应该怎么编？

一般事业心不太强的人可以这样说：没有技术资料，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工作条件，你让我怎么干？马儿没有草吃怎么能跑起来呢？

恰巧陆新元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做事情有个自己的盘算：要干就干没有人干过的，这里头畅想空间大，能使个人能力得到最大发挥。

他决定先去调研一番。

原先在国环办，顶着国务院这个头衔走动，下面不敢马虎，到哪儿都有个处长陪着;现在成了建设部的一个局，人家就有些怠慢了，什么事情得你自己亲力亲为了。就连找个地方住宿、吃饭，你都得自己来，没人理你。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不多，就陆新元一个人;粮草呢？他要准备的“粮草”就是把北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那年头票证还没有完全取消，换粮票是出差前必须做的头等大事。

他选定了山东、安徽和上海作为调研的3个点。

那时候排污收费都没经验，陆新元就多听，少说，集众人的智慧，补自己的不足。渐渐地，一些想法开始成熟了。

回来后，他整理了调研的第一手资料，又参照国外成熟的经验，写出了排污收费条例有关大气部分的初稿。

他的工作，得到了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大力支持。

曲格平是中国环保界的元老，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对陆新元很是欣赏，之后把陆新元调来做党委秘书，兼国家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从事征收排污费的管理工作。

多年后两人见面，曲格平笑称陆新元是“排污收费之父”。

雾霾为什么那么重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

排污费是最早用市场手段来治理污染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落实国家“谁污染，谁治理”环保政策的重要保证。排污费的收取，对排污企业是一种惩治和监督，同时给环保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渠道，以此有效减缓和遏制环境污染势头，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空间和环境。

这种常识性的东西不一定会形成共识。

陆新元拿着条例草案去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征求意见，却发现简单的道理在有些人面前很难说明白。

这两家主管官员说：你把二氧化硫排放的收费标准定得那么高，企业能受得了吗？

陆新元回答说：受得了。他把脱硫的成本和相关企业的盈利数据等计算给他们看。

这些官员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标准必须得减掉一多半。否则，给保证实现GDP指标带来麻烦，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最后作了很大妥协的排污收费条例，对大气污染的监管力度远远不够，造成了现在华北乃至全国大面积的雾霾现状。

事情过去了30年，说起此事陆新元依然耿耿于怀：“二氧化硫到现在还是件头痛的事情，”他说，“一个不到位的条例，一些不到位的法规，酿成了现在的恶果，我们正在自食其果。”

法律法规的力度太小，使得环境监管疲于奔命，难度很大，很多时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这场百年一遇的体育盛事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保证良好的空气质量这道死命令的下达，使得任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的陆新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离8月8日还有两天了，主管副部长对他说：“老陆啊，空气还是不行啊！”陆新元坐镇中央，全北京出动了6000多名环境监察人员来回巡查，所有冒烟的生意一律熄火，难闻的气体一概不许往外放。这时有情况报来：首钢空气排放不达标，有些已经关了七八年的老电厂又冒起烟来;区环保局的人根本进不去，市环保局的人去了也不顶用。陆新元急了，进了首钢，逼停了那些锅炉。一直到奥运会闭幕，他这才松了口气，回家睡了个囫囵觉。

环境责任重于泰山

那年，陆新元在国外出差。一天他在好望角，正当他在欣赏异国旖旎风光之际，国内来了个电话告知：出大事了！

他赶紧浏览起新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吉林某储油罐发生泄漏，污染了松花江，大量油污漂向下游的俄罗斯，酿成重大国际环境灾难。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安全生产监管不力的重大责任事故，跟环境保护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然而最初的处理结果出乎人的预料：环保部挨的板子最重，部长解振华因此而辞职。

身兼环境监察局局长、环境应急中心主任，陆新元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赶紧去机场。部里通知他说济南有个全国环境监察的会，于是陆新元先回了济南，到了后就让下属给他准备一部车子，连夜赶回北京。

第二天，国务院召开事故处理会，陆新元出席，并被任命为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环境方面的副组长。新任命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任小组组长，他当时的一些话让陆新元记忆深刻：对环境问题来说，没事当有事，小事当大事。

时过境迁，回忆当初的松花江事件，陆新元还是如鲠在喉。“松花江事件的实质，是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有些人对环保不上心，搞起政治来绝对是把好手。这样的事情要是早10年前经历，我的仕途恐怕会更顺畅些。”但他承认，他的兴趣在业务上，搞政治不是他的强项;有些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现在的专家很多都精通政治，九寨沟铁路项目论证会，来的都是院士，每人都提了一堆问题，好像还很深刻、很尖锐;到最后表决了，一个个都举手通过。”

理想主义者的处事风格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知道环保不好做，为什么一坚持就是30年呢？陆新元坚信：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生存的地步了，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群众，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关键在于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端。中央重视环保，到了地方，政策就开始走样，一切拿GDP说话。后来实行的环保一票否决制，就是在纠正这种偏差。环保人要做的，就是将法制和规范落到实处。

环境监察队伍的从无到有，乃至发展成现在的7万多人的队伍，就很好地印证了陆新元的这个说法。环境监察局成立后，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陆新元坚持各级监察机构在人力配备、车辆和技术设施配备上要实行标准配置。一开始有关部门很不以为然，资金支持很难到位，地方上也没太当回事。陆新元毫不气馁，力推部里定下的标准，一个地方监察机构配置达标了，他都亲自下去验收。在他的坚持下，各地也渐渐重视了起来。后来，国家决定总量控制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给了环保20个亿。这么多钱怎么花？财政部一看，哦，环境监察有标准配置，就按这个标准来，于是就批了6个亿。再一看，污染源监测24小时不间断，10年研究坚持下来，成熟的监控软件在全国推广。好，于是又批了5个亿建监控中心。20个亿环监局一下拿走了一半多，这让其他司局羡慕得不得了。陆新元说：若没有长期的坚持，人家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

干环保没有下马的时候

60岁以后，陆新元慢慢淡出管理层。但他有个心愿：要为后续的环保事业做更多贡献。

还在位的时候，陆新元就很重视环境教育工作。在繁重的业务工作之余，他主编了《排污收费概论》《环境监察》等教材。90年代初，他主编了《环境保护排污费财务与会计（实用教材）》，他充满感情地为该书作序——

“本书是孟繁田会计师的遗作……

“孟繁田同志系山东省环保局的干部，并被国家环保局聘为特约环境经济调研员。……为了贯彻会计制度和理顺全国排污费财务会计工作，他先后在广东、福建、安徽、河北、天津等地讲课，培训了主管会计五百余人，并在国家环保局海阳培训中心培训了重点市、县会计十五期1200余人。

“他十几年如一日克服年老体衰困难，奔赴全国二十几个省市……

“孟繁田同志的一生，是为财务会计工作奋斗的一生。1993年3月在海阳培训中心，讨论修改《排污费财务与会计（实用教材）》的会议上逝世。这部教材的发行……同时表达我们以及全国环境监理工作的财务会计工作者的深深怀念之情。”

念旧之情跃然纸上。

全国的环境监察工作局面是陆新元一手开创的，在环境监管的一线摸爬滚打十几年，各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跟他一样，老的老，退的退，纵然壮怀激烈，也只好回家抱孙子。陆新元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人健康状况良好，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如何激发起他们的热情，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将经验总结好，为后来的人所用，这是他所要考虑的。

经过一番运作，陆新元注册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察分会。与此同时，各地的环境监察学会纷纷成立。以往的老战友、老部下又重新聚拢起来，陆新元带着他们不计个人得失，雾里霾里跑前跑后。

2012年成立的环境监察分会主要从事环境监察人员培训、国际间交流和监察网络的筹建工作。陆新元的电话白天晚上一直响个不停，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个别老部下个人问题都会跟他叨叨几句。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不时还调侃几句，爽朗的笑声穿透了雾霾。

但在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内心，是对环境现状的深刻警醒。

很早以前，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荣高棠说过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

那次，国外的一艘油轮原油大量泄漏，污染了一大片海域，环保组织将污染景象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在国务院环保会议上，荣高棠指着一幅照片，图中显示的是在油污中挣扎的一只海鸟，说：

我们就像这只鸟一样。

这个场景陆新元记了几十年。

“油污或许还能避开，”他说，“但这漫天雾霾，我们无处可逃。”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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