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

今天我要谈论的问题是60后、70后为主力的陕西中青年诗人的创作状态极其时代表现。我跳过了从1949年开始直到现在的那个社会学式的文学史思维框架，直陈所论内容。我记得去年在北京的“诗歌陕军座谈会”现场，评论家李震先生对我的“断取”式的议论提出一个名曰“补充”的异议，他“补充”谈到了十七年时期陕西诗歌及其代表诗人，“新时期文学”前后的陕西诗歌及其代表诗人，以及2000年以后在新的传播领域和文学生态中时有表现的一些诗人。我当时也向李震先生强调了我的特别设定的指涉范畴。其实我选择的谈论方式包含着我的深层想法，就是我不喜欢那种摆摊设点的学院式思维，我认为如果要把陕西诗歌上升到当代诗歌史的框架上去考量，缺乏相应内容支撑的史是没有价值的。文学史的方法和社会历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事实上诗人极其作品并无入史的规格时，这个史是一个“史”的塌陷区域，最后是不存在的，是不足为论的。在当代诗歌现场，我个人以为可以立论的是陕西中青年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当下时代诗学海平面之上的贡献性的存在，只是受囿于区域文学语境的重重障碍和意识形态诗学指证与判断能力的内在分裂，他们倍受被边缘和被遮蔽之苦，仿佛隐没在雾霭中的群山。我今天试图在人所共知的背景下指证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但这个指证只是一种路径式的、轮廓式的、状态式的粗疏判断与分析，带着我本人认知理解的色彩，我更喜欢一种直陈其事的直觉性表达，或许这样做并不妥当，期待能够引发行家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