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 232001)

略论何干之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 232001)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发轫于中国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了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使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何干之依托学术著述，深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向社会各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体现了他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功绩。

何干之；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贡献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1945年的中共“七大”，正式将被中国革命证明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发轫于中国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了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使命，为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是众多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自中共中央提出毛泽东思想后，何干之和广大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将深入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向社会各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视为学术研究和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他从1937年到延安担任陕北公学的理论教员到1969年因病去世这30多年时间里，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解说”、“思想方法论”、“中国现代革命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等课程，并编著了《<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中国现代革命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时期的资产阶级》等著述，深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向社会各界积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真意，并在极“左”的年代身体力行、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深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

何干之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极其深厚的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潜心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围绕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等问题撰写了《中国经济读本》(1934年出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36年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7年出版)、《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出版)、《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1937年出版)等著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剖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知，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青年就是读了这些书后，思想转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2，而何干之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较有名气的学者。1937年，何干之到达延安后，除一如既往积极学习马列经典外，还特别认真地阅读党的文件和毛泽东所做的报告，准确把握中共中央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领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时势判断分析的精神，不断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水平，继续将学术研究融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中，何干之着力于挖掘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并将之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主要特色，科学阐释了党中央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一真意。

何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基础。他说，毛泽东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考察中国命运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引导着中国人民赢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使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2]304-305，“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旗帜，是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2]312。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征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涵和突出表现。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正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得到了亿万群众的真诚拥护。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创新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所以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而中国革命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抗战、内战的成功，使“工农红军、苏维埃、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这些革命的名词，以及由这些名词所代表的实际，都与毛泽东的名字互相辉映”[2]190。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科学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何干之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刻苦、耐劳、勇敢、富于创造性和革命传统的民族的观点；关于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关于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农业、手工业者是财富和文化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关于剔除古代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吸收它的民主性精华的观点；关于近代社会的观点”[2]307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神财富和指导思想。何干之从学术研究角度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积极响应了党中央提出的学术中国化号召，使深入挖掘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贡献力量成为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学术研究的方向。

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3]讲话全面揭示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化特点，也体现了何干之将民族性特征视为毛泽东思想重要内涵这一理论见解的正确性。

二、向社会各界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曾明确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些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4]对于马克思主义工作者而言，向社会各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何干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后编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中国现代革命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等课堂讲义和著述，在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民族性特征的基础上，向社会各界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解说》是何干之1947年在河北束鹿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的上课讲义。他在“作者题记”中说：“这本小册子编写范围，不限于《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对于《毛泽东选集》中重要著作，并有论述，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参考”[2]211，显示了其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本意。在讲义中，何干之结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文章的理论精神，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需要武装斗争、需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独特特点，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和意义，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见解，有助于学生正确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全国开展了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何干之一如以往地向社会各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何干之接受委托编纂教材，其《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于1954年出版。该书先后三次修订再版，发行上百万册，影响很大，向广大青年大学生积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该书中，何干之以毛泽东的革命历程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主题，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个人功绩也描述了很多，时代印痕较为明显。但作为一部描述中国革命史的“信史”，何干之非常巧妙地处理了“历史”和“现实”关系，对毛泽东个人功绩的描述尽量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没有超出历史的范畴。他说：“毛泽东初期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917年新民学会的成立。当时全国各地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就是这种组织中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5]22表达了毛泽东只是许多早期革命者的一员的事实。而在分析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关键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述时，何干之意在揭示中国革命当时面临的背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使读者更容易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认识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认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伟大指导作用”[6]190，以此凸显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1957年后，面对国家形势逐步“左”倾的政治形势，何干之仍不忘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1959年，他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新课并编写了讲义，向广大师生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剖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当时歪曲、夸大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歪风相抗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何干之的举动必然会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但他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被人遗忘了，为了教育青年一代，我不怕重复讲”[1]26，表达了他科学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勇气。庐山会议后，何干之的这一举动确实为他带来了诸多不幸，但这门课和这本讲义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中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显示了何干之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党的思想理论所作出的重要功绩。

三、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

在峥嵘的革命岁月，何干之将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特征作为向社会各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点；而在激情的建设年代，由于国家政治形势的逐步“左”倾，1957年后，何干之则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作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点。他主张科学正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地驳斥了思想界出现的诸多不实的夸大宣传毛泽东个人功绩、歪曲毛泽东思想真意的错误观点，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

何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特定的革命战争时代。20世纪的中国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也成为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国具有比这时代里其他任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更进步更坚强的工人阶级来实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而这个革命一定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所以中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故乡”[2]329。这一表述，科学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针对当时思想界神化毛泽东的现象，何干之则着意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指出了毛泽东作为领袖出现的偶然性和主观性。他说，毛泽东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领袖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中国工农大众，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要有自己的领导者，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要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民族的特点，接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形成一种完全适合于解放自己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中国人民势必至于有其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物，但是所选出的领袖恰恰是毛泽东这个大人物，也是偶然的”，因为“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民有最深厚的血缘关系，以群众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以群众的是非利害为自己的是非利害，加上其他许多历史的、社会的要素，所以毛泽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革命舵师”。[2]201

在此基础上，何干之指出，思想界在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时，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不能随意夸大毛泽东的个人功绩。他说，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需要拥有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毛泽东是杰出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重视困难”[5]308，“从藐视敌人和藐视困难中来建立战略思想，从重视敌人和重视困难中建立策略思想”[5]309。毛泽东的这种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就是“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相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从实际出发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正确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5]309。正是在这样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正确地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军事战略和方针，从而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在实践中指引着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也紧紧围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此，何干之总结说：“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由于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掌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娴熟地驾驭它，因而在中国这个极端困难和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创造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胜利的一切前提，从而取得了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2]321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优秀品质。

1963年，何干之完成了其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部著述——《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虽然这是一本成书于政治当道时期的著述，但何干之依然没有过分夸大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是把与资产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并专列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主要经验”的内容，以毛泽东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为指导，突出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和集体智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何干之在应邀出访阿尔巴尼亚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讲稿中，也丝毫没有夸大毛泽东个人的功绩，而是以7万字的篇幅实事求是地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和特征。这部讲义之后还被翻译成了俄文在海外发行，极大地扩大了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影响。

有学者评价何干之：“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位史学家的活动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毛泽东思想全面科学的宣传，在当年是勇敢地迎击了‘左’倾潮流，充分表现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的责任感和刚直不阿的品格。这对后来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如何更加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起了指导和启示作用”[6]198。何干之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党的思想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将永不褪色。

[1]何干之.何干之文集：第1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2]刘炼.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3-12-2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htm.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7.

[5]何干之.何干之文集：第3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6]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文 俊]

2015-05-25

本文为2014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何干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研究”(批准号：SK2014A230)、2013年度安徽理工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项目“何干之史学研究”的部分成果。

康桂英(1975-)，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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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5)03-00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