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琴

（福建省委党校 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01）

一 问题的提出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普通存在。目前中国家庭暴力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学术界已从多学科视野下研究家庭暴力问题。家庭暴力问题研究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工作、法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虽然目前中国家庭暴力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范畴等方面看，家庭暴力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1]P6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处于转型期，但按国外标准5%的人生活在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乡土气息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村落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概念，具有心理认同，是民间社会展示的舞台，通过研究村落能看到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村落正在慢慢地消失其边界，所以本文对村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抢救意义，具有把研究成果存放在“博物馆”的责任。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田野调查），采用多元的方法收集资料包括访谈、观察、文献二手资料等。围绕“移民二代女性承受家庭暴力状况”的研究焦点，进行典型个案的定性抽样。抽样访谈人、抽样现场、抽样家庭暴力事件、抽样事件的过程与抽样时间，采集移民二代女性在移入地的生活图景，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家庭暴力的发生频次等证据，运用“场域－生存心态”理论，论证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 “场域－生存心态”理论

布尔迪厄在 1990 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场域—生存心态①和实践的概念，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场域和生存心态来解释实践。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中，首先场域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场域内有复杂的关系。其次场域中以及场域之间充满竞争，这是场域运动的表现。这种变动导致了场域界限和场域力量的变化，维持着社会的运转。最后场域体现着行动者的努力方向和努力成果。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必须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的行为，以及使用该场域中特有的表达代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2]P137布尔迪厄曾经说过，“生存心态涉及某种历史的、和个人历史相连的、以及属于思想发生模型的东西”。他还认为，“生存心态是作用者(agent)所属的团体或阶级的历史、特征或共同的记忆”。因此，生存心态即来自于集体的历史，也来自于个人的历史。正是历史揭示了任何团体生存心态的来源。[3]P123场域是行动者实践的场所，生存心态来自于实践的过程，这样生存心态和场域就在实践统一起来，两者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

三 家暴的形成与化解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民工作。福建闽北于1955 年上半年成立移民工作机构，负责接收安置移民。1955～1966 年因战备需要，沿海的福州、福清、莆田、惠安先后有一些居民迁入定居，称为志愿开发山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者。1965 年55 对年轻夫妻从他们的原生地——莆田X 村移入闽北偏远T 村。2015 年正是这批移民在移入地生活历程的50 周年，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以T 村中移民二代女性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村家庭暴力形成与化解原因。

在该典型个案中，M1、M2、M3 三个姐妹是移民家庭的二代移民，除了大姐M1 是二岁时随父母一起移民，M2、M3 都是在移入地T 村出生，三姐妹都是在移入地长大成人，并都嫁给了同村不同的移民家庭的二代移民。三个姐妹的婚后家庭生活都发生过家庭暴力，但家暴发生的频次与级别有所差异，家暴化解的途径有所差异。

(一)少女时期：生存心态的形塑

M1：“我18 岁就嫁人了，我很少帮忙老妈种田干活。她们两个干得苦，做得要死。”“现在家里，煮菜都是他做的，家里的大事都是他操心。我就洗衣服，做做家里的卫生。”

M2：“以前家里要承包二十几亩田，又是种双季稻。老爸老妈天天要杀猪卖猪肉，所有的农活都是压在我身上。”

M3：“她们都出嫁了，我天天和老爸老妈一起卖猪肉。老爸老妈在其它村里卖猪肉，我在家里卖猪肉。这样一天才能把一头猪卖光。以前又没有冰箱，如果当天没卖光，猪肉会坏掉的。家务活都是我做的，家里盖的两幢新房所有沙土都是我挑的，所以我现在是兄弟姐妹中最矮的，因为那时发育时被扁挑压矮的。（笑）”

（二）婚后家暴：生存心态的产物

M1：“以前老爸出去赌博，都会带上我。他眼花，反应慢，我就在旁边帮他看牌，帮忙看有没有人出老千，帮忙看老爸不要出错牌。”

“以前我跟他打架，我打不过他，被他从楼上踢下来，我气得不行，我就会拿起菜刀砍，他就走掉。留下我一个人，我心里有股火烧得我难受，我气得不行，年轻时不懂事，每一次都会跑去跳河，后来就会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把胸中的火放出来。要不然就喝酒，都是一瓶白酒一口喝掉，喝到大醉为止。”

“以前经常打架，主要是因为钱的事吵架。家里没有收入，两个人又赌博，输钱的时候就会打。后来开了一个加油站，两个人就很少打架了，孩子也长大了。他负责加油站外面的事，我负责在家里卖油。只有过年时，我会去赌，其它时间也没办法走开。现在两个人也会学会了包容，偶尔两个人吵起嘴来，他会也走开，我也没人打架了，现在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

M2：“以前我最不喜欢种公路旁边的田，每天中午，同学都背着书包去上学，我还在田里干活。一个女孩子背着喷农药机在田里喷农药，周围的男人表扬我很厉害，我都想躲起来。我还是更喜欢种山里的梯田。虽然更麻烦，但是总比路边种田感觉轻松。”

“我结婚后家庭主要是办小厂，加工筷子半成品，他一年就给我二千元生活费，还唠叨说我太会花钱了。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做，没有当家，他哪里会知道家庭开支是很大的。”“我会去赌博，但我从不做庄家，只是在旁边吃吃露水。一天能赚到五百元的生活费的钱，我就会离开赌桌。我根本不敢像她们俩那样赌。”“以前小孩还小，两个人会经常打架，夫妻打架吵架是很正常的，过几天就没事了。现在孩子大了，打架几乎没有了，就是还会吵嘴。”

“几个姐妹就我过得最苦。M1 老公会做家务，会管孩子的读书和工作的事。M3 老公虽然不会干活，但他不管钱，M3 是家里老大，钱都在她口袋里，一切她说了算。我干得半死，口袋还没有钱，两夫妻还经常打架。兄弟姐妹里就我的命最不好。年轻时，他们去读书，我在家里干活，现在就我命最苦了，都是老妈不让我读书。”

M3：“我以前爱赌博，赌输了40 万，还都是借。我终于戒掉赌博，咬紧牙，苦干三年做生意，终于被我还清了。我再也不会去赌博了，好好做生意，多赚点钱。”

M3 咬牙切齿地述说被丈夫打的记忆：“以前被打，自己也会还手，但是女人怎么可以打得过男人，每回都是被打得很惨。后来，有一回被打得愤怒到极致，我也拿起菜刀来保护自己。奇怪，从那以后，他打我的次数少了很多，也没有那么凶悍了。以前是自己会赌博输钱，所以内心对家庭很内疚，超市和所有家务活都我一个人承担下来。村里的人都说我不好因为我会赌博，都说他很老实。其实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很自私的人。每天只知道睡成猪，晚上到处去喝酒，从不帮我干一点活。”

“有一次，我发现了他和隔壁卖肉包的女人有一腿，我气得半死，我大吵大闹起来，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打了110，警察来了，把两个人叫到所里做了笔录。回家以后，我发现他变了许多，再也不会睡懒觉，每天晚上都会负责把超市摆的摊都收拾好。”“去年我学会了开车并买了车，因为我分析过，我会开车，我做生意钱会赚更多。我发现自从我会开车后，他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感觉我比他更厉害了。”

四 “场域—生存心态”视野下的家暴

（一）社会场域作用于家庭场域

在宏观层面，某个家庭是受作用于特定的社会场域及历史性各种因素。家庭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与外界进行着各种信息和关系的交换，公共领域的各种力量会不同程度的介入。社会场域对家庭暴力有激化、促进或缓和、阻止作用。[5]P72福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娶老婆就要娶莆田女”折射出莆田女性的吃苦耐劳，既主内又主外的性别特征。莆田男性大男子主义，莆田女性吃苦耐劳的性别特征，已是福建人民的共识，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对女性的暴力与社会的性别结构有关，具体来说它同某一社会或文化中有没有“男性理想”有关，所谓“男性理想”是指对统治、强悍和男性荣誉的强调。[6]三姐妹虽然是在移入地成长，但依然继承了莆田女性的传统性别特征。嗜赌虽然是M1 受家暴的动因之一，但其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特质也是动因之一。M2 的勤劳与M3 精明能干一样避免不了遭受家暴。虽是莆田移民二代家庭，但依然受莆田传统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所影响。行动者之间在家庭场域中的互动是由其在位置等级系统中的关系性定位塑造的。男权社会外在的规训和女性自身服从，强化了男性权力。处在男权文化中的女性不自觉地将男性的观点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观点，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规训的迎合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客体地位。大男子主义首先以男权主义的形式在家庭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家庭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各种性情特质都影响了最终的暴力建构。莆田传统主流社会对家庭中丈夫控制地位的认可与推崇，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打老婆已成为表现丈夫的气场，成为男性借用武力控制女性的形式。社会场域引诱人们赞同长期存在的社会设置，并使行动者以自主性的方式维持或促进这种社会设置的再生产循环。

移入地的社会场域影响并再生了新的家庭场域。莆田移民家庭范式与T 村原住民的家庭范式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田野调查中发现T 村原住民的家庭习俗是，没出嫁的女孩是不需要到田里干活的，劳动力都是家庭的男性。T 村原住民的家庭范式以女主内男主外为主轴，家庭暴力在原住民家庭中很少发生，多数以争吵的形式表现家庭冲突。原住民的争吵型家庭冲突不会被升级化为家庭暴力，也归因于原住民多以家族式群居，家族观念浓厚，长辈与同族人都会及时来调解冲突。因此，随着生活、生产融合，移民与原住民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场域在慢慢彼此影响和渗透，缓解了移民家庭频繁发生的家庭暴力。

（二）行动者权力关系的角逐

在中观层面，社会性的所有表达或符号呈现都离不开其建构性的权力关系，行动者之间在场域中的互动是由其在位置等级系统中的关系性定位塑造的。在家庭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经济能力、人际关系以及各种性情特质都影响了最终的暴力建构。[5]P72家庭经济压力是家暴的主要原因，家暴既反映了个人及其成员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困扰，同时也折射出90 年代农村经济落后状况。当M1 夫妻俩有共同确定的事业时，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加油站和培养儿女成长的方面。夫妻关系变得齐心协力与和谐。通过系列家暴的夫妻主体互动关系看，M3 在受家暴的反抗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是其新的主体身份重构的历程。早期也只是传统的认识“老公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发展期，突然发现“以暴制暴”的方式很有效，弱者永远只有被欺负的命，自己要强悍起来；成熟期，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M3 的经商能力与会开车的行为和法律意识是其在家庭场域中为自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增量。M3 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优于丈夫和现在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让她摆脱了受家暴的处境，并更加丰富了夫妻之间和谐的互动关系，夫妻的关系模式得到重新建构。

（三）行动者生存心态的整合与再生产

在微观层面，行动者的生存心态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的。生存心态体现了“人的历史”，这种“历史”由个体的生命历程汇聚而成，又接受着环境的塑造和他人互动的影响。而正是这种个体性的历史参与了家庭暴力产生的每一个进程。[5]P72布尔迪厄指出：“各个个人的‘生存心态’的相互区别性的原由，就在于社会经历轨迹的特殊性。”由于同一阶级的各个个体的生活经历，不论从年代顺序和环境特征而言，都不尽相同，所以，哪怕是属于同一阶级的各个人的“生存心态”都具有特殊的标识和风格。[4]P839

三姐妹三人少女时期的生活历程不完全相同，所以她们各自形塑的“生存心态”相互区别，建构了三个人婚后不同的家庭生活角色和行为方式。相较于家庭暴力本身，场域理论视角更重视家庭暴力事件背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生存心态）对彼此的影响。M1 在少女时期就成了父亲赌博的好帮手，却没有成为母亲一起务农的好帮手。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亲密的父女关系和疏离的母女关系体现了M1 对传统女性气质的拒绝及对男性气质接受的“生存心态”。M1 在少女时期所建构的“生存心态”，在婚后家庭生活的场域中，都顽强而持久地实践着。婚后家暴的过程中，M1 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在指挥着她要全力对抗丈夫的暴力，她要打赢丈夫，然而女性在暴力的对抗中永远都是身体的弱者。这种双重性格特征矛盾与冲突集中诱发她被打之后的怒火需要通过跳河，跑到深山去，或是喝酒方式来宣泄。家暴之后喝酒，喝得酩酊烂醉也是她头脑中男性意识在作祟。M2 宿命取向把自己承受的家庭经济压力和家庭暴力归因于外在的，非自我努力所能控制的因素，将压力归结为命运使然，而不是自己的原因。兄弟姐妹之间家庭经济境况和姐妹之间在家庭权力地位的差异带给M2 强烈的宿命取向，甚至把这不公平的现状归因于少女时期辛苦劳作而辍学造成。M2 宿命取向的性情特质持续影响了其受家暴的常态化。M3 在定义自己承受过的家庭经济压力时却更宽容、积极，更多地从自身好赌的行为去思考与检讨形成的原因，惨痛教训之后能积极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努力赚钱。M3 以女性吃苦耐劳和精明的营销之道支撑着自己渡过人生的经济难关并用积极乐观态度地面对未来。在应对经济压力时，M3 具有很强的韧劲和弹性。M3 这种特质是家庭发展的力量和一种重要资源。

五 结 语

（一）目标家庭：个体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影响了暴力建构

个体性的生存心态参与了家庭暴力产生的每一个进程。三个目标家庭中主要矛盾产生模式是互动因果循环。M1 家庭早期因家庭经济差，夫妻常因赌输钱而冲突，冲突次数的频繁与暴力的级别被列为村中典型家庭暴力事件，归因于M1 少女时期建构的生存心态与其丈夫的男权主义意识。在2009 年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研讨会上，人类学家庄孔韶提出目前开展的消除家庭暴力的活动一直忽略了对男性自律的培训和教育，如果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能更有效地促进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7]M1 的丈夫是村里的意见领袖，热心于帮助处理村里家家户户的红白喜事。他是家中长子，又是岳母娘家的长女婿，主持着家族的大小事。在经营加油站，处理村里大小事情过程中，是其个体道德建构过程，是把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转化的过程，从而实现其道德自律。他也明白打老婆是不对的，一切以家庭和睦为重，这也是后来他不会施行暴力的原因之一。社会道德只有通过个人的道德内化，才能起到它应有的社会调控作用。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的转化是人以“实践—精神”方式把握世界的一个方面，这种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个体道德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自身系统的过程。[8]P93

（二）原生家庭：家庭和谐的正偏离力量

原生家庭与目标家庭中成员的互动关系，会对目标家庭的相处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正偏离还是负偏离的影响取决原生家庭对目标家庭是采取干预措施还是资源的支持。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强调中国文化有按照男系血缘决定亲疏、远近的特点。但在调查三姐妹的家庭中发现有倚重女系亲属的现象。本案中原生家庭对缓解三姐妹家庭冲突起到重要的作用，并对目标家庭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在家庭场域里，原生家庭的更强资源支持是女方拥有的社会资本。

在调查中发现三姐妹的孩子们与外婆家更亲近，逢年过节原生家庭中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大家族的人是在原生家庭欢聚。家族团聚是亲情的沟通有助于家庭的和谐，建构家庭行动者的和谐情感关系。三姐妹的孩子们现都已长大成人，并在原生家庭资源的支撑下顺利地找到理想的工作。孩子安好，父母就安心，这是天下父母心，因此现在三姐妹的家庭争吵与家庭暴力都少了很多。在家庭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经济能力、人际关系以及各种性情特质都影响了最终的暴力建构。原生家庭增加了女儿在目标家庭场域里的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三个女儿在婚姻中的相对地位，并对其丈夫形成制约。家庭为女性建构最亲近社会支持网络，也是农村妇女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渠道。因此，亲友支持网络的维护与拓展，亲朋之间情感能量的调动与发掘，为受虐妇女构筑起坚固的“爱”的城墙，是当前妇女工作的重中之重。[9]P133

（三）资本存量：女性主体建构的主轴

场域的相互有关系是靠力的关系来维持，并实际来展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场域是靠权力关系来维持和动作的。权力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可以是政治性、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或文化性，等等。决定着权力的性质的，是组成特定相互关系的各个社会地位上的行动者所握有的实际资本的力量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等不同类型。任何一个场域始终都是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者运用其手握的各种资本进行相互比较、交换和竞争的一个斗争的场所。每一个行动者一旦参与到某一个场域中的斗争，也就利用其历史积累和原有的资本，依据其所占有的社会地位，通过场域中的特定相互关系网络，而同其他行动者进行多种形式的策略性斗争。[4]P846-848家庭场域中夫妻占有的文化资本的不均等，可以由自我的努力学习与吸收社会文化实现文化资本的增量。加强农村普法工作有利于增强农村妇女利用法律保护自我的意识，是建设农村社会与家庭和谐的必要条件。由于赌博引发家庭暴力的社会现象，要通过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才能有效减少农村盛行的赌博风气。通过社会的教化机制，文化资本可以实现其再生产过程，从而维持了男女两性不断进行性别分层的社会过程。加强社会支持网络支持，包括亲友支持网络、社区支持网络等，为女性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各种资源支持，为女性的社会资本增量。莆田二代移民女性在移入地生活图景既有移出地传统文化形塑的生存心态又有对移入地文化适应性。围绕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增量与转换，在T 村的莆田二代移民女性摆脱了家庭暴力的斗争，建构各自和谐的家庭，为农村女性的主体建构树立鲜活的典型。

注 释：

①Habitus 的译法有“惯习”、“习性”、“生存状态”等，在本文中采用“生存状态”译法。

[1]仲鑫.中国家庭暴力研究评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62.

[2]李艳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综述[J].决策信息(下半月刊),2008,(6):137.

[3]田玲.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理论中的互动关系及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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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晴锋.“场域—惯习”理论视野下的家庭暴力[J].社科纵横,2011,(1):71-72.

[6]李银河.两性关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生龙曲珍,刘谦.多学科视野下的家庭暴力研究综述[J].现代妇女,2012,(3):16.

[8]易小明,赵静波.道德内化中的主体张扬[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3;137.

[9]刘崇俊.性别象征符号与婚姻暴力[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11):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