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龙（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推陈出新，闳意妙指
——读《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有感

赵泽龙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柳宗元作为唐代哲学的重要人物，在儒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唐宋儒学转型的准备阶段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然而，理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搁置了柳宗元的儒学思想，以致后世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其文学思想的研究。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其儒学思想渐渐受到哲学界的关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陆续发表或出版。但是，这些论著只是分析柳宗元儒学思想的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2014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伏清著《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入学复兴》一书围绕着中晚唐儒学在末学驰骋，儒道不举这一困境中如何实现儒学复兴的时代课题，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了柳宗元思想的主旨和实质以及他对中晚唐“儒学复兴”所做出的贡献，呈现了唐代儒学与两宋儒学复兴的历史联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柳宗元思想研究”的结项成果，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是全面性。 本书以横向比较为经，以纵向比较为纬，具体分析了柳宗元在中晚唐时期面临儒学复兴的四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一是如何对待佛教的问题，即辟佛还是融佛。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以儒学为基统合佛老。这不仅是三教理论由于各自的局限与现实的需求不相符，从而表现出三教融合的需要，还是佛教昌盛发展、影响深刻而又广泛的现实下的必然选择。二是儒家经典如何重获活力的问题，即“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在当时唐代特定的学术大背景之下，儒学的复兴之道在于自身研究方法的变革，即力求通过治经模式的改革充分挖掘儒家经典内在的生命力。作为新春秋学派的承继者，柳宗元倡导由“章句”向“义理”以及由“叙事”向“义理”的转变。如何实现对章句学的即“破”即“立”呢？在他看来，要借助舍传求经、疑古、辨伪等具体方法，实行“有我而得”的治经模式，以“大中之道”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柳宗元解经范式的变革突破了两汉以降的章句传注，开启了儒学由汉学向宋学发展的新局面，呈现出唐宋经学思想的承继性。三是如何彰显天人关系论中儒家的人道原则，是选择孟学路线还是荀学路线。柳宗元通过对传统“自”论的继承，创造性地发展了由孔而至荀子——王充的天人相分的路线，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还从历史观的角度发展了“自然”人性论和“民役而非役民”的思想，从构成世界整体的“天”、“人”双重领域伸张儒家的“人道原则”。尽管其“天人不相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从“非议”和“认同”正反两方面渗透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在解构传统天人感应论、建构元气自然论和宇宙本体论以及人性论等方面为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即“以文掩道”或“文者以明道”。柳宗元借助“古文运动”的形式，从“文”与“明道”、“取到之原”与“旁推交通”、“为学”之文与“为文”之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古文”与“古道”这七个方面，发展了“文者以明道”的主张，以此实现儒学的教化功能。“文”和“道”的辩证统一是他一生所追求之复兴儒学和文体革新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呈现。

其次是创新性。就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研究而言，该书对于破除日丹诺夫唯物与唯心“两军对垒”的教条主义做出了贡献，长风破浪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儒学复兴的视角来考察柳宗元与宋代理学兴起的关系，探讨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意义。这一视角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突破了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判断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地位的唯一标准的旧框。以往学者对柳宗元思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文学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日丹诺夫唯物与唯心机械区分的教条主义模式被打破以后，学术界对于柳宗元哲学的研究可谓寥若晨星。本书从柳宗元与宋代理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考察其哲学思想，实可谓是为柳宗元哲学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就这一方面而言，全书最为凸显的要数第四章如何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就天人关系而言，是选择孟学路线还是荀学路线。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在受到池田知久等国际国内学者们对“自”与“自然”的诠释的基础上，始终以伸长人道原则为准则，将“自”的“自然而然”之意贯彻于柳宗元的以下几个观点的分析中：一是“天人不相预”的天道观；二是圣人与人无异，持“中正之道”的成圣理想人格，其中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性论和明志观；三是“民利”“民自利”的“利安元元”的社会理想。通过对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的分析，从而得出全新的结论：柳宗元主张的“天人不相预”理论全面克服了汉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宋代理学的转型扫清了障碍，因此，柳宗元在唐宋儒学转型的准备阶段具体不能抹灭的历史作用。但基于柳宗元的思维方式还并未完全“脱汉入宋”，又恰好合理地解释了柳宗元为什么得不得宋代理学家的认同。这种基于“自”的诠释学角度的意义来分析其天道与心性理论方面对人道原则的伸长，由此探讨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相对于以往唯物与唯心的界定来定格柳宗元的哲学贡献，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力。其二，打破了仅将韩愈、李翱作为理学先驱的旧定势。柳宗元与韩愈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唐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愈学说备受关注，柳宗元思想却被搁置的历史现实之下，我们重新认定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本书独辟蹊径，从探究唐宋儒学转型与中晚唐儒学复兴之间的关系着手，挖掘出作为“异端”学的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正统”与“异端”之间，别于正统而又同于正统，得出了中唐儒学复兴是宋学的胚胎，柳宗元、韩愈等都对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同为理学先驱的结论。

当然，该著的创新性思路还体现了统筹兼顾的特点。不仅于总的结论和命题方面有别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细节的论证方面，也可谓另辟蹊径。如第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佛教的问题方面，通过《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之文，具体而微地结合当时的历史文献和佛教史来分析柳宗元对时禅之风“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方面的批评，由此批驳学术界一向认为柳宗元“溺佛”“融佛”的简单结论，而认为柳宗元和韩愈一样，是有辟有融的，两者于佛教的态度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因而可谓“殊途同归”，不存在决然而然的不同。就第二个问题儒家经典如何重新获得活力的问题，通过对柳宗元的《非〈国语〉》等文献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等文本的逐字逐句的归类梳理，可以发现，不仅仅是韩愈，同样柳宗元也是宋代理学经学变革的前驱，以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中晚唐新《春秋》学派在推进由章句向义理、由汉学向宋学的演变过程中，功不可没，直接开启了宋代经学革新的大门。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5—09—25

赵泽龙（1992—），湘潭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