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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樊篱之外的女性之花

2015-03-18李慧媛

关键词:人格婚姻

李慧媛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朱秀娟的《女强人》和铁凝的《玫瑰门》在发表之时都引起了文坛的巨大轰动,各为两岸女性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存在地域、经济、文化等差异,但两位女作家在塑造现代女性形象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在现代意识突出重围的时代,朱秀娟和铁凝的作品在传统樊篱之外均占领了一席之地,培育了两株满溢现代色彩的女性之花。

一、反叛传统婚姻

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发轫于婚姻自主。婚姻是两性共同经营的天秤,稍有不平就显露无疑,因此冲破传统婚姻的枷锁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基础。只有冲出了这个牢笼,女性才能争取更多的自由实现自身解放。《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和《玫瑰门》中的宋竹西共同面临着这重樊篱。

林欣华作为朋友眼中特立独行的一位女性,高考失败后的不懈努力使她勇攀事业高峰,在经济上一步步摆脱了男权话语的控制,并且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自己在婚恋中的地位。林欣华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在积极自主地寻找着人生的最佳拍档,先后遇到了风度不俗的雷蒙和体贴柔情的余世光。两位男性起初都被林欣华的才能吸引,给予她事业上最大的关心和支持;而一旦涉及婚姻生活,都暴露了传统男性婚恋观念的迂腐。雷蒙需要的是一个能与之匹配的妻子,增添自己的光芒;余世光则打着“幸福”的旗号让欣华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相夫教子。两人都不能使欣华以事业的让步和牺牲为代价而与之结合。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男性,女性在他们眼中都是附属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要求的婚姻“是女性的、母性的、利他的,是依照文化界定和统治的爱,而男性则是自我主义的,这是他们创造成就和野心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把女性无私的爱合理化”[1](P19)。但基于经济的独立,欣华能够撇开物质的捆绑,忠于内心的声音,在事业与婚姻中自主选择。为了表达新女性对事业与婚姻的双重诉求,作者刻意安排了林欣华与理想男性叶济荣的结合作为结尾,并通过这唯一具有现代意识的男性之口阐释了现代婚姻的内涵:“现代的婚姻,应该不是把太太限制在家里洗衣洒扫、烧饭带孩子的形态了,我既然己同意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事业,我当然知道你会很忙,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夫妻,我们有个家,你忙累了回来休息,那是个我们彼此安慰的地方。而且我做研究工作,学海无涯,也会很忙,没有时间有事没事吆喝太太。”[2](P333)林欣华对传统婚姻的反叛、对现代婚姻的追求,正是现代女性要求社会大众对女性身份重新定位的直白表达:消除女性生活中事业与婚姻的悖论。

宋竹西则是在性与爱的层面展开对传统婚姻的反抗,她的婚姻几经波折。庄坦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庄坦的懦弱加之二人性生活的不和谐致使竹西对婚姻失望,出于对性的真实需求,她引诱了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大旗并与之结合。但是,这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追求的不单单是性,她更渴望精神层面的满足,与胆怯和被动的大旗竹西无法进行精神的沟通,于是出于对爱的需求决然离开,主动投向了能给予其性与爱双重满足的男性叶龙北。“文明史告诉我们,女性权利的丧失是由性权利的丧失而失去的。”[3](P23)竹西对于性爱的大胆追求就是现代女性思想解放、争夺权利的最好出击:她一直处在两性关系的主动地位,从性这一根深蒂固的男权统治产物中脱困,自主地叩问内心与灵魂,大胆地追求性与爱的结合,忠实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需求,在男女性传统的博弈中完胜,具有明艳的现代女性色彩。

然而,在表现女性人物反抗传统婚姻之时,朱秀娟和铁凝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否排斥男性。朱秀娟刻意塑造了一位理想男性——叶济荣,将林欣华人生的圆满最终打造为与叶济荣的结合。由于“台湾女性主义者们认同的是西方女性主义中的经典女性主义——承认现存社会结构是男权的,即以女性权益服从于男性利益的权力结构为理论的出发点,因而她们在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完全将男性排斥”[4]。而铁凝却不塑造坚实伟岸的“男子汉”形象,在勇敢大胆的宋竹西面前刻画一些懦弱、委琐的男性,男性的软弱无能和女性的坚韧顽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铁凝笔下的女性不仅冲破了传统婚姻,更重要的是推翻了主动依附的男性牢笼。正如刘惠英所说:“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上帝死了’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他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

二、追求独立人格

作为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中坚力量,朱秀娟要塑造的现代女性超越了反叛传统婚姻的层面。“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已不再是解决女性的人生痛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问题,而是升华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5](P318)作为新时期的女强人,林欣华在婚姻自主之外,对事业和家庭都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她追求的是人格上的独立。而这种人格独立正是欣华能够在各种境遇中不被左右、傲然挺立的养料。当林欣华在商界名声鹊起之际,自己的老板吴东培却找了一位留洋归来的总经理管理公司,置欣华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副董事长职位,以此来遮蔽她大施拳脚的天地。但林欣华并未做出退让,不仅拒绝了吴东培的“好意”,而且立刻宣布辞职!为保持人格独立,她毅然放弃了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震洋公司,放弃了自己曾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而这份坚守,也为欣华赢得了应有的名誉和地位,赢得了男性的尊重!家庭方面也是如此。林欣华的哥哥屡遭事业失败,母亲想让她借钱救助哥哥,而欣华则希望哥哥能在困境中磨砺自身走向成功,因此拒绝了母亲的要求,这对于传统观念浓重的母亲来说无疑是无法理解的。母亲认为男人才是家庭的顶梁柱,男人的成功才是家庭的荣耀,而一切女人都应帮助家中的男人;即使男人并未向家庭提供生活支持,男性也作为一个符号屹立在家中,女人理应以男性为中心做出最大的努力。欣华怎么会不懂母亲的心意?但她不同于被传统套牢的母亲,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哥哥,帮助他走向成功。朱秀娟笔下的现代女性不仅独善其身,而且还能兼济自以为是社会中心的男性,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

宋竹西的独立人格不像林欣华那般单刀直入,她是在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坚定不移中表达着对人格独立的诉求。宋竹西面对近似变态的婆婆司绮纹的压制,不卑不亢地用人格独立反击着这位长辈的纠缠。司绮纹痛恨竹西能够忠于性,真实地生活,拿着大旗的裤衩找罗大妈企图让竹西难堪,却不料被竹西回击得体无完肤;她跟踪竹西与叶龙北幽会,却被竹西冷静轻蔑地下了逐客令,一脸尴尬。竹西一直是婆婆痛恨的对象,婆婆嫉恨竹西能够大胆追求性爱,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过活,不因外界的眼光改变自我,因而一再对其纠缠。而竹西呢?却一直站在一个置身事外的立场看着婆婆对自己的打压,好似不管多大的报复都只是长辈制造的一场闹剧。她冷眼旁观着一切的发生并且照顾婆婆终老。而司绮纹对竹西的痛恨不过是与竹西一样渴望新秩序、新生活,她的压制不过是想独立自主地生活而做出的极端反应。宋竹西在中国封建礼教的病灶——婆媳关系中,遵守着自身的那份人格独立,保持着对本心的尊重,无疑是一株傲立的女性之花。

从对林欣华和宋竹西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到,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有了契合点:对女性的人格尊严与价值观念、女性的自我觉醒与形象塑造、女性的历史生存真相与现实人生境遇进行新的思考。作品不再只解决女性人生痛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等问题,而是升华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例如林欣华在事业上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保持人格的独立;宋竹西在生活中冷静对待婆婆的牵制,追寻自我的精神自由。这些都是两岸女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新表达。

三、唤醒同性自我意识

林欣华和宋竹西相对于作品中的其他女性而言,都是不折不扣的新女性,他们在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还不忘给予同性人生上的启迪,帮助同性摆脱男性中心、传统浪潮的漩涡,唤醒她们的自我意识。

杨银秋是林欣华工作中的得力帮手,同是在事业上兢兢业业的女性,欣华在工作和精神上都给了杨银秋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杨银秋在一次接待外国客户的工作中遭受侮辱,气愤辞职,欣华坚决以“损失再多,这种客户我们也不要”的态度放弃了快到手的生意。杨银秋因为工作繁忙深陷婚姻困境,欣华虽然知晓其婚姻的真正症结,但仍尊重杨银秋的坚持并鼓励她说:“好好努力挽救你的婚姻”。然而,欣华并没有放弃杨银秋,而是为她保留了原有的职位。在杨银秋看透丈夫的谎言和婚姻的真相后,欣华及时向她提供了工作,保证了银秋的生活不因男性的伤害遭到损失。林欣华作为同性中较早觉醒的女性,她看透了造成女性人生困境的真正原因,并乐意伸出双手,给人生迷茫中的女性一些启示和援助。而这也是新时期女性具备的全新的人格魅力,他们不只向男权社会进军争取自己的地位,还投向女性内部,帮助未觉醒女性打开新思想的大门。

宋竹西对苏眉生命觉醒的启发也是巨大的。苏眉是司绮纹的外孙女、宋竹西的外甥女,是一个渴望自由成长的女孩。由于血缘、命运的影响,她不断被外婆设计,按部就班、毫无自由地生活。外婆不仅设计她的人生,而且变态地对其进行精神虐待,甚至让她亲临竹西与大旗的偷情现场,这对于年幼的苏眉来说无疑是精神的惊吓,甚至使她产生对生育的惧怕!幸运的是,独立大胆的竹西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感染了已经封闭内心的苏眉,使这个从小生活在恐惧和惊吓中的孩子有了一片自由嬉戏的天地。竹西对性爱的追求、对生命的坦诚、对生活的激情,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苏眉自由意识的跳动、生命意识的觉醒!苏眉在竹西的影响下最终走出家庭的樊笼,走向自我的新天地,也是作者要求自己要“对生活保持明亮的心境和善意”的坚持[6](P17)。

海峡两岸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哲学思潮以及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浪潮的影响,加之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两岸女性文学的发展更加自由、更加多元化。从朱秀娟和铁凝的创作来看,两岸女性作家在追求女性作为人的自觉的同时,有意结合女性自身的自觉。作家在对男女关系审视的同时,结合对女人与女人关系的审视,注入了更多的女权色彩,而不再同以往一样围绕男权中心打转。女性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对全体女性的思想解放进行观照,通过某一女性的自觉去启发整个女性群体,不仅审视了男女关系而且重新定义了女性之间的情谊,正如林欣华对杨银秋婚姻和事业变化的支持,宋竹西对苏眉精神世界的启发。

朱秀娟和铁凝两位极具时代特色的女作家为我们呈现了两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他们是两株较先越过传统扎根于樊篱之外的女性之花。在海峡两岸文化交往愈加深入的今天,再看两位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明丽的色彩、傲立的品格、弥漫的芬芳在樊篱之外依然夺目。

[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朱秀娟.女强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黄睿.曲折进行中的台湾当代女性文学[J].呼兰师专学报,2003(4).

[5]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6]孟晓云.铁凝访谈录:与文学一起成长[C]//孟晓云.非隐性访谈录——成功女性的读白.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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