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

古陶瓷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见证，每一件器物的背后都凝聚着文明与智慧。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在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发掘之前，一般只限于对发掘出土的瓷器进行器形的辨认、时代的断定、所属窑口的判别、工艺技术的研究。随着大运河遗址瓷器的出土，古陶瓷的研究不再仅限于上述内容，更多的是把这些瓷器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与隋唐大运河的开挖、运输、繁荣、衰落紧密相连，与大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命运相连，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相连。探寻这些瓷器在大运河内埋藏状况、数量多少、质量优劣、品种的多寡、运输的路径、时代的划定等问题，可以使我们对大运河的认识更加丰富，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力证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运河出土瓷的研究进行初步梳理。

一、柳孜隋唐运河遗址的发掘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开凿于隋大业元年（605年），文献记载：“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四年又开永济渠，并重修江南运河。”第一次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通过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连接贯通，使东西南北的人流、物流得以畅通。其中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连接黄河与淮河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河道，唐宋时期称汴河，“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其流经线路沿东汉汴渠（古汴河）至开封后，与古汴河分道折向东南，经今河南商丘、永城，安徽淮北柳孜、宿州、泗县，江苏盱眙入淮河，全长650公里，是隋唐大运河连接东西南北的枢纽河道（见图1）。此渠历经隋、唐、宋三代600余年，促进了当时封建王朝的大发展，对唐宋王朝的大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98年，在进行宿州至永城公路濉溪段改建过程中，于安徽省淮北市的濉溪县百善镇以东路段施工时出土了大量的瓷片、铜钱等物，随即上报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由当时的所长李广宁带人查看，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施工，进行文物保护工作。1999年初，百善镇以西路段动工，在柳孜村施工中发现大量陶瓷、古钱等文物，还有一处石构建筑遗迹。5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淮北市博物馆和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柳孜的石构建筑体进行发掘。从5月4日进点至11月7日撤点，历时200天，布8个探方，累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此次发掘有三项重大发现：一是出土1座宋代石构建筑体；二是出土8艘唐代沉船；三是出土了隋、唐、宋、元时期的来自全国20多座窑址的近数万片瓷片，其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见图2）。

这次考古重大成果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2014年6月22日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另安徽省宿州市从2006年4月到2007年9月有两次汴河故道的考古发掘，根据宿州市博物馆高雷先生《大运河宿州段考古成果汇报》说：发掘面积共1064平方米，出土各类以瓷器为主的器物3900余件，涉及20多个窑口，这次发掘得知河口宽32.6米、底宽20米、深5米，文化层共分9层（见图3）。2009年10月，淮北市为迎接第五届大运河文化节，对淮北市百善镇老街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挖掘，得知文化层共分8层（见图4），清理出一批唐宋瓷器。2012年2月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根据胡均《2012柳孜运河发掘情况简介》知此次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大量遗物，其中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可复原的器物数量达3000多件，新发现两岸河堤、北岸石筑台体、河道、宋代木船。

二、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出土瓷器的品种和特点

据阚绪杭先生《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知：瓷器在柳孜遗址的发掘中大量出土（这次发掘主要是在唐代地层），整理的瓷片近40000片。器形有碗、钵、盘、盏、盆、罐、壶、瓶、坛、灯、瓷塑、盒，可修复件中碗917件、盘69件、盏119件、盆37件、钵209件、罐129件、壶28件、瓶6件、坛8件、灯4件、盒7件、盂6件、盏托1件、枕9件、瓷塑2件、铃15件、三彩器38件。釉色有黄釉、青釉、白釉、黑釉、彩釉、影青等，多数釉色深浅不一，其中黄釉较多，次为青釉、白釉、酱釉、黑釉等，多数瓷器釉下施一层化妆土，胎釉结合较牢，极少数有脱釉、飞釉现象。器表多素面，有少数点彩、彩斑、三彩、窑变，在装饰上有贴花、刻划花，绘花、印花、塑花，少数器物有文字装饰。

在挖掘遗址期间，淮北市博物馆与濉溪县文管所也从沿线百姓家中征集到一些残碎瓷器，这些残碎瓷器通过器形辨认，主要是民间日常生活所用的碗、盘、盏、壶、钵等。唐、五代时期的器物以饼底、平底、玉璧底、窄圈足的碗、钵、罐、壶为主，口沿特征主要是敛口、侈口、圆唇和半圆唇，器壁多较厚重。两宋时期器物的特征主要是：底部大多数圈足，少数为平底，宋晚期内底多有涩圈；口沿特征主要是敞口、敛口、平沿、卷沿、六出筋、八出筋、十出筋、莲花形、葵花形等形式；器壁有浅腹、深腹、弧壁、瓜棱、斗笠形等；釉色以青、黑、白、影青釉为主，少量黄釉，柿红色釉；装饰手法以胎装饰为主。可基本判定其所属窑口和窑系的主要有邢窑、寿州窑、萧窑、东门渡窑、磁灶窑、巩县窑、长沙窑、鹤壁窑、淮北市新发现的烈山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建窑、龙泉窑、越窑等，还有一些辨认不准的窑口。这些征集到的大量瓷器和发掘的瓷器中，发掘品以唐代长沙窑、越窑、寿州窑、邢窑、巩县窑为多；征集的瓷器中以寿州窑、景德镇窑、临汝窑、磁州窑、吉州窑最多，耀州窑、龙泉窑、越窑、定窑、巩县窑、钧窑、淄博窑次之，还有界首窑、德清窑、密县窑等，反映了我国唐宋时期南北地区各主要瓷窑产品的时代特征。这些瓷器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陕西、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南北皆有，地域广阔（见图5）。

这些出土瓷的总体特点，用五个字概括就是“全、新、多、亮、精”。

1 “全”是指出土瓷所涉及的窑口全。

2 “多”是指出土瓷的数量多、品种多。

3 “新”是指运输过程中沉没的商品或贡器，绝大多数是未曾使用过的器皿，釉面净，露胎净，器表少有附着物，最多有一点碱沁划痕，因而新。

4 “亮”是指器表因地下大运河弱碱性的水土环境，优于废墟、墓葬和地下水较多的窖藏。釉表接触不到有腐蚀或污染的物质，故而器表很亮。

5 “精”是指数代以来大量南方窑口的贡品遗存，和北方窑口的一些外销产品遗存以及南宋进贡金朝的“岁贡”“岁币”瓷器都有可能遗落在大运河里，成为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精品。

三、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出土瓷特点形成的原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所出隋、唐、宋的古陶瓷遗存，从品相上看，可分好、中、差三种类型。它们分别出土于以下三个地方：汴渠河道至宋代束窄后，不再疏浚搅动的隋唐河道两岸各十米的宽度范围内；宋代束窄后的河道宽度范围内的宋代文化层；河道及两岸范围内上部扰乱层。

1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称：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柳孜遗址，深约7米，当时共布8个探方，由于堆积不同，河道可分7至10个地层。以最典型的第5、第6探方为例：第1层为表土扰乱层约0.5米；第2至第4层为唐至五代时期形成的地层约1.8米，以黄色沙土为主；第5至第9层为隋至唐时期形成的地层约5米，以黄色细沙土为主，并且是越向下，土质越细越纯；第10层为含白灰色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不含文化遗物。这是唐代河床的地层堆积情况。宋代河床的地层从柳孜遗址第7探方看（其他探方都在唐代河床上），其地层堆积共8层，厚度约7米。第1、第2层为表土层约0.8米，第3至第5层是黄色沙土层，为南宋河道废弃后的淤积约3米，第6、第7层是黄色沙土为宋代河道运行中河床流沙淤积层约3米，第8层为含白灰色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见图6）。从宿州市西关步行街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河床剖面图看，文化层共9层：第1层为明清文化层，第2层为南宋中后期至元代文化层，第3至第6层为宋代河床堆积，第7至第9层为唐代河床堆积。从第5、第7代表唐宋两个时期的探方地层和宿州市的运河遗址发掘情况看，河道沉积的沙土层沙细如粉，遇水即湿、过水即透、见风就干，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经酸碱度测定为弱碱性，运河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千年。这是形成运河瓷器表呈现亮、新特征的根本原因。

2 由于大运河独特的地理环境，沟通南北五大河流的枢纽地位，使全社会的人流、物流得以畅通，“正是运河一开，天下利于传输”。再加上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窑场数量达到历史巅峰。市井生活光怪陆离，日用瓷、陈设瓷遍布社会各个角落，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有专用斗茶的各式盏、吹奏的小乐器、玩耍的小动物、人物瓷塑等，其使用范围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用途开后世之先河。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量的增加又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由此促进了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又使沿运河城镇开始兴起并繁荣。以运河淮北段为例，境内40公里的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子镇等城镇，城镇又使瓷器有了聚散地。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的需要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另一方面唐宋时期饮茶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对日用器皿陈设观赏瓷的需要，酒楼茶肆对酒器茶具的需要，社会各阶层生活的需要，使这一时期的创烧出很多新鲜花色品种。这是形成隋唐大运河汴渠段出土陶瓷品种多、数量多、窑口多的现象的重要原因。

3 《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说明了汴河的承载量及重要作用。其繁忙的程度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说：当年的运河是“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以此来形容其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船头接船尾的繁忙景象。由于大运河合理的交通网络，它连接了五大水系，五大水系又连接了树枝一样的支流，这些支流沿岸所设的窑厂生产的瓷器，均有进入大运河进行商贸成为大运河瓷的可能。另外通济渠上接引黄河水，挟带的泥沙较大，促使通济渠水位逐年抬高。这就需要每隔若干年就要疏导一次。宋仁宗嘉祜元年（公元1056年）对大运河实施“木岸狭河”的治河方略，将原来60多米的河道缩为40米，缩窄后，岸直流急，疏浚减少。特别重要的是原靠近两岸各约10多米的河道中的遗存，因被堤坝压覆，而能长久地保存下去直到今天。另外宋金对峙以后，疏浚减少，河床越来越高，河道越来越窄，河水越来越浅，直到最后完全湮塞。在这期间又遗存很多那个时代的瓷器。这是形成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有如此之多、之精的瓷器的又一重要原因（见图7）。

四、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瓷器的来源

由于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河流，而五大河流的支流又伸展到远离大运河的内地，这样全国各地各个窑口生产的瓷器都能通过这些河的支流、干流畅通到外地。能在通济渠上行走的：一是当时的畅销瓷，即当时各大民窑的名牌产品，它们北上或南下，这在运河发掘品中可窥一斑；二是进贡品，一般是南方窑经过汴河进京的；三是外销瓷，一般是北方窑经过汴河到扬州港远销海外的；四是汴河沿岸的一些小窑口生产的瓷器由于运输的需要经过汴河；五是汴河两岸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瓷器；六是由于河道的废弃当作垃圾丢弃在河内的。这些瓷器都会因为水患、战乱、事故、盗抢等原因遗弃在运河内。

五、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出土瓷器的研究

在研究辨识运河瓷的过程中，一些运河瓷收藏家、研究者根据运河瓷独特的埋存环境，经过长期的潜心琢磨，并结合与其他环境存在瓷对比，总结出一些规律要点：认为有些“大运河瓷”看起来新，感觉上净，视觉上亮，还有一些听起来闷，抚摸干涩，上手分量轻，总体数量上精品少、大路货多，具体地说：

1 同一时代、同一窑口、同一品种的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环境的瓷器相比敲击声有些暗哑，音频较短，不像传世品的发音清脆悠长，也不像出水瓷器那样糠散发闷，也没有一般出土瓷所常有的“沙沙”的声音。

2 有些运河瓷的釉面一般比较干涩，它的釉面特征与其他环境的高古瓷有些不同。运河瓷虽然涵盖了从隋到元八个朝代东西南北中几十个窑口，但是运河瓷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不包括很亮的瓷）就是釉面包浆显得有点干涩。

3 有些运河瓷的上手分量比较轻，运河瓷出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干燥或者脱水处理，手上的分量显著变轻，经过研究发现“运河瓷”的胎骨致密度不够紧密，因而上手后分量感觉不够凝重。这种情况显然与地下环境有关，因为有些胎质坚实细密的瓷，如越窑、湖田窑、定窑等与运河内出土的同一时期、同一窑口、同一器形的瓷器情况迥然不同。

4 有些大运河瓷看起来干净，一般仅需用水冲刷即可光洁鲜亮，不似遗址墓葬出土的瓷器很长时间清洗不净，也有少数器物有一些黄色的附着物，当地人称“饭粘子”。大多钙化了并不脏。

大运河瓷经历了前700年的水环境，后700年的土环境，中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沙环境，特殊的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这是与其他环境所不同的，是介于“出土瓷”与“出水瓷”之间的一个门类。

总之，大运河瓷与其他遗址、墓葬出土器物比较，运河瓷干净；与海水瓷比较，海水瓷呈哑光状态；与淡水瓷比较运河瓷又少了很多划痕，品相较好；与窑址比较运河瓷有土沁、碱沁；与地宫、窖藏比较，运河瓷更开门一些，不似地宫、窖藏若无明确记载或正式考古发掘，很难辨其真伪；与传世器物比较少了一些包浆。

六、结语

运河自开通后，从隋至元初，600多年的通航，曾经几度兴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运输，从北方的海河到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县、郡府、城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期间因各种变故而散落、遗弃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残破的，数量相当惊人，淮北和宿州的运河考古已证实。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600多年间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大小窑口的各个时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运河瓷的研究才是刚刚起步，我们希望通过各位专家的研究，让大运河瓷发扬光大，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