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楠 任义

一、改编热潮的崛起与变迁

在美国电影业发展的初期，影视故事改编自小说、戏剧等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00%，其中至今仍存在的最早的一部默片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查理三世》，格里菲斯根据小说和戏剧改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成为影视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作。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米高梅公司的故事部做出的大量审阅报告涉及到“1000多本小说和原创剧本、500多篇故事、1500部戏剧和1300部外语作品”。[1]低俗小说对暴徒犯罪故事的描写成为影片源源不断的资源；达希尔·哈米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人的小说铸造了黑色电影的盛典；路易斯·拉穆尔的短篇小说开启了西部片的征程；托尔金让《指环王》成为现代奇幻故事的里程碑。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改编热潮中，张艺谋的几部电影如《红高粱》、《菊豆》等分别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根据“2007年当代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叫刘跃进》也成为2007年的一匹黑马。诚如张艺谋所说“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2]

“从对文字读物的偏爱，到热衷于各种图像读物，这表明观众的眼睛所追求的东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3]对于物质表象方面，影像媒介呈现了小说原著所不能呈现的东西，同时影像最后的表达与叙事力量使得最初的文本意义获得最大的增值。刘恒认为“作家辛辛苦苦写的小说可能只有10个人看，而导演清唱一声听众可能就达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