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中“俗典”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

2015-03-17甄飒飒

求是学刊 2015年2期

摘要：不同于诗词使用的“雅典”，《醒世姻缘传》中使用的典故，来源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称为“俗典”。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俗典与小说的写实风格保持一致，又促使轻灵活泼的语言风格得以形成，有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俗典在大众文化传播和语言文字双向流通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小说中俗典的大量使用得益于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大众对源自通俗文学的素材能达成有效的审美共识和作者较高的通俗文学素养。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俗典；小说；戏曲

作者简介：甄飒飒，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35-06

典故的使用多见于诗、词、文。取喻前人之事或前人之语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当下的境遇和情志，增添作品的底蕴，增强历史厚重感，深化诗意，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诗文大家借用典故来传情达意，借历史比照现实，借古事衬映现世，如李商隐的“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1]（P13），又如吴伟业的“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2]（P188）。诗文之典多取自经史，或者前代经典诗文。王士祯曾表示：“或谓作诗使事，必用六朝已上为古，此说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须选择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刘后村诗，专用本朝故实，毕竟欠雅。”[3]（P341）诗文之典，“古雅”是一个重要原则。所以，可称诗文中所用之典为“雅典”。

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书中亦使用了大量典故，但采自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以民间熟知的西游、三国、水浒故事等为素材，以孙行者、李逵、曹操等知名度极高的典型形象为例，可将这种类型的典故称为“俗典”。小说中所运用的俗典，不仅有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更在文化传播与语言文字双向流通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俗典的叙事功能

《醒世姻缘传》以生动活泼、有滋有味的北方方言土语写成，所表现的社会面极为广阔，高官权臣、乡绅富户、市井细民、僧尼道婆，形形色色之人皆入书中。所以，这就使小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串联起众多生活化的场景，展现了时代的现实。俗典的加入，更使小说在叙事上有了不同寻常、超凡脱俗之处。

1. 《醒世姻缘传》作为一部展现时代现实和平凡人生的白话通俗小说，写实性是叙事的根本，现实中广泛流传的俗典与小说写实性风格是保持一致的。对于书中各色人物而言，如何恰如其分地描绘他们的形象，组织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特色鲜明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保持原生态的意蕴，是对作者的极大考验。俗典在书中巧妙灵活的运用，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叙事风格保持通俗易懂、明了晓畅，保持生活化的浓厚气息的同时，又用生动巧妙的方式如实还原了人物的特点，在机趣中展现真实。

作品第二回，晁源同妾室小珍哥去打围，高四嫂调笑晁源是“咬脐郎”：

高四嫂说道：“你这们会管教，嗔道管教的大官人做了个‘咬脐郎！”众人问说：“大官人怎么是个咬脐郎？”一个老鄢说道：“哎哟！你们不醒的。咬脐郎打围，井边遇着他娘是李三娘；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围，不是咬脐郎么？”众人说着：“俺那里晓得。怪道人说鄢嫂子知今道古！”[4]（P17）

“咬脐郎”、“李三娘”出自南戏《刘知远白兔记》，其中《分娩》讲李三娘生出儿子，将脐带咬断，第三十出《出猎》讲三娘打水遇打猎追逐白兔的儿子。用“咬脐郎”这个出自戏曲的典故，既符合人物乡野村妇的身份，又符合当时谈笑闲聊的情景，将一帮没有文化的村妇聚集闲谈的场景活灵活现地进行了还原，还带有淡淡的调笑意味。

第六十一回中，作者借俗典生动形象地描述薛素姐的凶恶之相：“突了两只张翼德的暴眼，伸出那巨毋霸的拳头，变成那卢丞相的面色，依然打骂得狄希陈仍旧受罪。”[4]（P801）“张翼德”出自三国故事，性情暴躁、武功高强的特点早已妇孺皆知。“巨毋霸”出自《汉书》，乃投奔王莽的一名壮士，史载其身形硕大，“长丈，大十围”[5]（P2999）。元代无名氏杂剧《马援挞打聚兽牌》中，“巨无（毋）霸”为一员猛将，“身长八尺，膀阔三停，使一口合扇刀，可重百斤，有万夫不当之勇”[6]（P9），后被刘秀帐下马援所败。“卢丞相”即卢杞，见《唐书·奸臣下》，“有口才，体陋甚，鬼貌蓝色”，“贤者娼，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7]（P4813）明代有陆采所著传奇《明珠记》，戏中卢杞“奸邪不忠，人皆号为‘蓝面鬼”[8]（P9）。眼睛、拳头、脸色，是这三组不好惹的人物重要的形象标识，典故累加使薛素姐刁蛮泼辣的形象更为突出。且薛素姐为一弱女子，这三人却是大丈夫，这样反差强烈的比喻又形成了一处对比，使读者能迅速在脑海中勾画出容色若春晓之花，身姿如弱柳扶风，性情却乖张暴躁的女子形象，下笔举重若轻。比单纯用平实文字叙写素姐的凶暴之相不知要高明出多少倍。这一组俗典的使用，浓缩了人物形象的精华，却又表现得淋漓痛快，惟妙惟肖。

书中所用典故多来源于元、明两代的作品，如南戏《杀狗劝夫》、《白兔记》，明传奇《昙花记》、《双珠记》、《四美记》、《投笔记》，小说《金瓶梅》、《春秋列国志传》、《水浒传》，以及在小说、戏曲中皆有体现的西游故事、三国故事、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等，皆为妇孺皆知的“熟典”。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普及率高、知名度广。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被使用的典故应用于叙事之中，无疑与小说的写实性要求高度契合，有助于作者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场景。

2. 对于写实性的白话小说而言，在满足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平实的语言风格上有所突破，使小说的叙事语言能表现出高度的文学性，使叙事不落窠臼、妙趣横生？徐志摩曾大加称赞《醒世姻缘传》的叙事：“行文太妙了，一种轻灵的幽默渗透在他的字句间，使读者绝不能发生厌恶的感觉。他是一个趣剧的天才。”[9]（附录，P971）这与俗典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俗典在小说中，是一种巧妙的叙事策略。

（1）俗典能起到化俗为趣、化凡成奇的叙事效果。小说在叙述平凡之事时变为不平凡的笔调，实现了表现效果的有效加深。在叙述低俗内容时，却又天马行空，用机趣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不雅内容。平者为奇，俗者为雅，行文奇峰错出，摇曳生姿。

第四回中，描写萧北川好酒，“必定吃得结合了陈希夷去等候周公来才罢”[4]（P46）。陈希夷即陈抟，《宋史·隐逸上》有传。元代马致远有杂剧《泰华山陈抟高卧》。陈抟性喜清净，以“酣睡”著称，有“睡仙”之名。“等候周公”在民俗语境中亦指睡觉，民间流传着“周公解梦”的以梦境卜吉凶的书籍。这种说法最初源自《论语·述而》，孔子有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两种说法的叠加，更说明萧北川嗜酒如命，非得喝到大醉不醒方可。

第二十九回中，有一人名陈骅，在大洪水的前夕，匆匆赶回家与父妾私会：

也亏他这等迅雷猛雨的时候，还两下里鸣金擂鼓大杀了一场，方才罢战息兵。海龙王怕他两个又动刀兵，双双的请到水晶宫里，治办了太羹玄酒，与他两个讲和。因水晶宫里快活，两个就在那里长住了，不肯回家。[4]（P374）

作者在此处使用了《西游记》中“海龙王”与“水晶宫”的典故，将风月私会之事写成“鸣金擂鼓大杀了一场”，将命丧洪水之事写成了在“水晶宫里快活”，“在那里长住”。这么一段可恶可憎的超脱伦常的风月之事，被轻描淡写地表现了出来，而可悲的结局，又用一种使人忍俊不禁的笔调娓娓道来。本来是一段可叹可悲可气的故事，但作者却用跳脱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只剩下了可笑可乐的感觉。徐志摩曾指出：“书里不少写猥亵的地方，比如写程大姐写汪为露那几段，但在他的笔下，猥亵也是似乎得到了超度。”[9]（附录，P971）此语用在此处也极为恰当。

（2）俗典的使用也有助于充分有效、生动通俗地进行场面描写和观点表述，使描写从扁平变为丰满，有了立体丰盈之感，使评论与说理极具风趣感，娓娓道来，让人不生厌恶。

第七十一回中，童七因童奶奶之计而受益，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分外信服，小说中称：“童七尊敬那童奶奶就似刘先主奉承诸葛孔明的一般。”[4]（P921）这将两人之间的互动情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童奶奶作为童家“智囊”的重要地位和童七对童奶奶的言听计从用这一个小典故就活灵活现以一种三维立体似的方式在读者脑海中闪现了出来。

《引起》一回中，作者开宗明义、叙说主旨，引出小说主题，认为人生“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才能实现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引用了两位有名“贤妻”的名言：

赵五娘说的好：“怕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

孙融妻说得好：“无事世人亲，有事兄弟急。” [4]（引起，P3）

赵五娘出自南戏《琵琶记》，以“有贞有烈”而闻名，是孝养公婆、支持丈夫的典范。而孙融妻出自南戏《杀狗记》1，用计谋使丈夫看清了市井无赖的真意，使兄弟和睦、家庭团圆。这两个家喻户晓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家有贤妻”的重要性，比单纯地进行评述说理更显力度。

《醒世姻缘传》语言风格的最终形成，与作者在布局谋篇、组织语言时有意纳入大量俗典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典故使小说语言具有了另一番不同凡响的滋味。

二、俗典的文化意义

在诗词文中通行的“雅典”，意味着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所代表的内涵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得到了默认，能使读者意会出作者隐晦的表达，所以典故才有通识性和流通性。但是，俗典与此类典故的不同意义在于，“雅典”多在文学作品中流通，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人们所熟知。俗典的存在意义却不限于文学领域之内。《醒世姻缘传》中所使用的大量俗典，不仅是一种“文学共识”，更作为一种“文化共识”而存在。

1. 从作为传播载体的小说来看，明清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传播的迅猛，使小说的读者群体迅速扩大，这些群体的文化层次和教育背景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与来自史籍、经书、诗赋等或常用或艰深的“雅典”不同，俗典具有广泛的群体通识性，是易于使用、理解、传播的，能够打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壁垒，突破局限，实现流通。如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以“恶”的形象而著称的曹操与秦桧：

素姐听说，把这样一个曹操般的恶物，唬得溺了一被褥的骚尿，问说：“不知犯了这们大罪，尚有甚么本事可以救的？”[4]（P831）

如岳家的银瓶小姐，父兄被那奸贼秦桧诬枉杀了，恐怕还要连累家属，赴井而亡。[4]（P383）

岳小姐投井之事源自南戏《岳飞破虏东窗记》。曹、秦二人在民间语境中，是以反派形象出现的，为百姓所痛恨，故有两人死后皆下地狱的说法。第七十五回中就以此为典，提到：“秦桧，曹操在地狱里受不得的苦都已受过。”[4]（P978）秦桧死后下了地狱，见《东窗记》曲文，三曹神对秦桧的判决：“押入酆都地狱，永受万劫轮回。”[10]（P213）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中提到了曹操在地狱之中：“曹操罪恶甚多……故在第七层地狱。”[11]（P131）由此可知曹操、秦桧的死入地狱之事，在群体语境中是被认可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典故有着共同的特征：强大的“共同经验范围”。具体是指：“受众一般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历史、文化、背景、立场、观念等‘经验范围来理解所接收到的信息（译码），那么传播者就要根据传播对象的‘经验范围来制作传播内容（编码）。若要有效地传播和沟通，双方的‘经验范围必须有若干共同的部分，这些共同的地方越多，即‘共同经验范围越大，传播的效果就越好。”[12]（P114）俗典的优势即在于此，它的简单易懂和易于传播，使它提供的信息能被大部分人理解与接受，唤起大家的共同情感，获得切实的传播效果。小说中出现的曹操、秦桧，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或者历史人物，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承载着普通读者的感情观和价值判断。对他们的形象民众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着自己主动的评判。俗典与普通读者的联系更为紧密，被纳入了平民话语权体系之内，在流通和应用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与源自诗文经史的“雅典”相比，来自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俗典，在具备了强大的传播能量的同时，也具备了时代性与生活化的重要特征，能实现口语与文本两套表达系统的双向流通。来自俗文学素材的典故，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既能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被应用于平日的口语表达。如第四十回中，狄家父母知道了狄希陈在外和人私会，父亲狄员外担心妻子教训太过，百般嘱咐道：“我只怕你尊性发了合顾大嫂似的，谁敢上前哩！”[4]（P519）“顾大嫂”是《水浒传》中的一员女将，绰号“母大虫”，作者使用的这一典故深入浅出地将狄夫人发怒时的形象巧妙地表达了出来，既简单明了又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这是狄员外的口语化表达，表现出了浓重的生活气息。

这些通俗文学中出现的故事和人物，具有先天的文化亲厚性，能轻松进入大众的知识库，甚至能成为口语表述的重要材料。在民间文化的语境中，三国故事、西游故事等材料被加工使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如现在使用的民间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等，都很好地说明了在传播与接受方面，俗典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这种优势既表现为俗典能够被很好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化表达中起到自己的作用，也表现为俗典具备了异常旺盛的生命力，由小说戏曲中的素材与形象形成的俗典，不仅没有受到时代的限制，反而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熟知和喜爱，从而被纳入了语言表达体系之内，形成了固定的语料。当多数源自诗文经史的典故还在文学作品内部，依存于文本流通时，俗典早已突破了文学领域的限制，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所以，能将俗典大量地引入小说之中，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俗典对作品活泼灵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书中人物使用了这些俗典，对话充满了真实生动之感，生活化的场景得到了真实还原。

三、俗典入书原因探析

《醒世姻缘传》中之所以能出现这么多的俗典，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来看，明清两代俗文学（戏曲、小说）有着巨大的传播能量，提供了诸多素材。俗典本身易于被理解、被使用，高度典型化的特征也为俗典入书提供了可能。这与西周生本人的通俗作品阅读量也息息相关，他应是熟读了大量的戏曲、小说。

1. 通俗文学的发展，对俗典的形成而言，极其重要，直接关系着俗典原始素材的积累。明代通俗文学——小说、戏曲作品有不错的普及率，表现出了巨大的传播能量，除了通俗作品创作状况较好外，明代书籍刊行市场化的营销运作和社会各阶层对俗文学的接受与喜爱在其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称，冯梦龙“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其书问世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故凌濛初“取古今来杂碎事”，“演而畅之，得若干卷”。[13]（P1051）后他又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称，《拍案惊奇》“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效果甚好，故“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故“聊复缀为四十则”。[13]（P1052）“二拍”的诞生与明代较为成熟的书籍出版营销是有极大关系的。出版业的发展对小说的传播与流通而言，有着巨大推动的作用。

戏曲同样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14]（P57）。《醒世姻缘传》中有多次表现百姓观剧或百姓论及戏曲表演的场景。第八十六回，讲百姓酬神演戏，“这日正唱到包龙图审问蟹精的时节，素姐就象着了风的一般，腾身一跃，跳上戏台”，“只等唱完了《鱼篮》整戏，又找了一出《十面埋伏》，《千里独行》，《五关斩将》”。[4]（P1127-1128）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戏曲演出是重要的娱乐活动。小说与戏曲中的故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已成为他们日常闲聊的谈资：

穿了厚厚的绵袄，走到外边，遇了亲朋邻舍，两两三三，向了日色，讲甚么“孙行者大闹天宫”，“李逵大闹师师府”，又甚么“唐王游地狱”。[4]（P313）

2. 《醒世姻缘传》能够将俗典入书，也得益于很多源自通俗文学的典故虽然出现时间较短，但易于记忆，便于传播，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相当成熟，相关事件与人物形象得以固定化、典型化，使读者对其形成了基本共识。对约定俗成的典型事件与人物，受众已然形成了一种审美思维定式，在这种定式思维的影响下，读者在理解作者使用的典故时不会发生偏差。

第九十七回中，吴推官嘲讽素姐泼辣，对夫行凶：

吴推官笑道：“不是潘公子的姊妹，如何使得好棒椎，六百下打得狄经历一月不起？他还嫌这棒椎不利害，又学了诸葛亮的火攻，烧了狄经历片衣不挂！” [4]（P1280）

诸葛亮火攻出自三国故事，家喻户晓。“潘公子的姊妹，使得好棒椎”也是明代一个流传度很高的典故，在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中亦使用了此典，“好一个铁杵！一变作十，十变作百，百变作千，千变作万……恰是潘丞相公子打擂槌”[15]（P595）。此典出自明代传奇《鹦鹉记》，该剧讲苏、梅二妃争宠而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第十五折，潘丞相奉旨将获罪的苏皇后迎入家中，潘夫人暗代苏氏而死。梅妃心下生疑，派人闯入苏家一查究竟。潘丞相命令儿子痛打擅闯之人，即为“潘公子打擂槌”之典的出处：

（生）（潘相）：“好人，你倚皇亲之势，交你搜检，你便致伤夫人。这怎生了得？孩儿，好打这厮！”（外打）（众走）（丑下）（介）（丑）：“打死人，救命！救命！”[16]（P64）

正因为群体语境中人们对一些典型的事件或人物形成了一定的审美共识，而且这些共识有着高度的普及率，如孙行者的神通广大、曹操的凶狠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作者才能将这些典故引入书中，很好地表达本意。

3. 从小说中使用的各类典故来看，作者西周生对元、明两代的俗文学作品是相当熟悉的，故能信手拈来、随意捏合、灵活运用，用巧妙的手段将其进行安排组合。

第五十二回中，狄希陈唯恐薛素姐发现他私藏的孙兰姬的绣鞋，作者用“就合那‘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的一般”[4]（P675）来形容他失魂落魄的情态。“冯商客店”之典出自《冯京三元记》，此故事叙述冯京的父亲冯商积德行善、多行好事，所以子孙成器。南戏和明传奇皆曾以此为素材。冯商曾在客店中捡到他人失落的钱财，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了失主。第六十一回中，算师邓蒲风领着魁姐私逃，小说中说“即如李靖携了红拂，一溜烟走了”[4]（P800），应出自明代张凤翼传奇《红拂记》。又如第三十回中，有“那伍子胥不是使牛皮裹了撩在江里死的”之句，典自《春秋列国志传》下卷九，吴国兵败一节：

吴王大怒，令取鸱夷皮（原注马皮），作成一囊，贮伍员首级，投于江中。[17]（P37）

来自多本元、明时代小说、戏曲的典故，充分证明了作者西周生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和强大的典故素材积累，所以他才能将典故通润圆滑地应用于写作之中。

综上所述，《醒世姻缘传》中大规模地使用来自戏曲、小说中的典故，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具备讨论的价值。这种现象的形成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大众的审美思维习惯息息相关。俗典独特的叙事功能，促使《醒世姻缘传》在众多白话通俗小说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叙事风格。而俗典广泛的群体通识性和能在语言文字中实现双向流通的优势，更是它区别于“雅典”的重要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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