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林

(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历史上的武则天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唐人作品中的武则天形象比较符合历史，相对比较客观;宋元时期，人们的主观倾向在武则天形象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明清时期，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叙事作品中的武则天形象总体上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丑化的倾向。但也有少数作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皇形象，她开设女科、任命女官、为女性翻案等，这是当时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心态的表达。

一、女性参政的理想明君

明清时期女子在礼教的规范下从社会事务中退化出来，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男性的社会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女性最值得称道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才是根本，只有“夫贵”才能“妻荣”。但女性参与社会的努力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由于女性的现实文化角色是与自然人相冲突的，父系文化不得不付出极大的精力，来维持对女性的文化高压环境，一旦这种外在的文化环境松动，女性的文化面貌就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曲线往往是和父系文化盛衰的曲线相重合。”［1］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子只有少数几种:一种是妓女——一直活跃于社会上的女人;第二种是驰骋沙场、军功卓著的女人，如妇好、花木兰、冼夫人、浣花夫人、梁红玉等;第三种是才女，如曹大家、班婕妤、苏惠、李易安、朱淑真等。才女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名声，但却又令男性“望而生畏”。女子有才气，就有了思想，有了思想，往往希望参与社会事务，这是男人们所惧怕的。“男性历史学家和男性政治学研究者，极力将女性排斥在政治史和政治学之外，可以理解为两个原因:一方面，男性学者将男性经验视为唯一标准和普遍经验，难免会以偏概全，女性经验和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被忽略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男性学者或多或少对女性介入政治领域的现象产生了恐惧，似乎感觉到了男性群体这一传统文化赋予的权利被女性蚕食着，似乎觉得如果政治权力中心的性别秩序被打乱，将会危及到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安全。所以，他们对女性参与公共政治领域是如临大敌，并且选择在政治史和政治学文本中遗忘女性的存在，即使有些妇女被提及，也往往是作为一个‘妇女干政’的反面教材。”［2］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临朝称制的女皇帝，她建立了大周王朝，坐了数十年天下。在她当政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全面发展。在女子执政的历史中，武则天无疑是最成功者。《镜花缘》中的武则天是小说所塑造出的一个理想明君形象。

武则天虽贵为君主，但并非贪得无厌、狂妄自负。《镜花缘》第五回当太平公主恭贺武则天会得到如古之“八元”、“八恺”等英才辅弼时，武则天非常谦虚道:“此虽上天垂象，但朕何德何能，岂敢妄冀巾帼中有八元，八恺之盛。倘得—二良才，共理朝纲，得备顾问，心愿也就足了。”［3］武则天希望巾帼之中也会出现栋梁之材，但并没有过度奢望，没有因为自己是君主就不可一世。

武则天比较理智，有容人之量。武则天具有安邦定国的能力及感召力，即使她的政敌，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与她妥协。如在开设女科时，一大批政敌的女儿前来参加考试。如徐敬业的侄女徐丽蓉、骆宾王之女骆红渠等都是与武则天是势不两立的仇人，但都积极赴考。另外，一些反对武则天的人仍在朝为官，如文隐担任淮南节度使等。武则天能够使对手为己所用，成功地驾驭这些反对者，显示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唐敖中了探花，有言官上本参奏唐敖曾经与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结拜为异性兄弟，请旨降为庶人。武则天并没有加罪于他，只是把他降为秀才。在封建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君主最忌讳这一点，唐敖的经历触及到了最敏感的问题，定一个“谋反”的罪名轻而易举，直接斩首或满门抄斩都是有可能的，而武则天却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连坐，从轻处理，可见其气度。

武则天明察秋毫，能体恤民意。如她发现当年科考中的一些弊端，便另设补考。因回避亲戚关系而未参加考试的问题应该由考官提出，这里却是武则天自己发现并主动提出的，反衬出武则天心思缜密，对有才能之人的重视。对有特殊情况应考人员的特殊关照，则是武则天平时行事作风的反映。女性执政，惺惺相惜，自然会提拔有才能的女性。许多文学作品就虚构了这样的理想国，为女子施展才华提供用武之地。

二、开设女科

现实社会中女性没有机会走向社会，这种意愿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了实现的方式，即参加科举考试。明代徐渭《女状元》中的黄崇嘏、清代邱心如长篇弹词《笔生花》中的姜德华、清代陈端生长篇弹词《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她们都是乔装改扮，进京赴考，高中状元。这些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扮男装，借助隐藏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想以女性的真面目建功立业，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承认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正当性。能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途径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很重视有才能的女性，但历史上并没有开设女科举的记载。或许武则天未尝没想过开设女科，可能囿于当时条件，没有实现，但这种设想却在文学作品中开花结果。最典型的作品要数《镜花缘》。作者以武则天执政时期为背景，描写了百花仙子及众花仙谪降人间、参加了武则天开设的女科并被钦点为百名才女的故事。众女子在卞府花园中弹琴下棋、吟诗作赋、讨论音韵、研究算法、卜卦猜谜，各显其能。

武则天才思敏捷，下笔成文，本身就是一个才女。她与众人饮酒赏雪时，酒后失言，命令百花齐放以助兴，但时值残冬，枯枝败叶，不可能开花。武后为了给自己台阶下，只好应承太监之言，下御旨催花，提笔题曰:“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不教北风吹。”这是一首五言诗，短短20个字，写出了目的、时间和要求，以诗为令，言简意赅。这是武则天在酒醉难支的情况下一挥而就的，可见武则天文学修养之高。在武则天的影响下，吟诗作赋成为宫中休闲消遣常见的娱乐方式，如第三回武则天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在暖阁饮酒，作诗赏雪。

武则天欣赏才女，抬举才女。第四十回描述武后对苏惠织锦回文《璇玑图》爱不释手，时常翻阅，并亲自作序文一篇。为了表现女子的才华，她在众才女参加科考之前还预设了一个男女才情较量的小舞台。第六回开头武后与群臣上苑赏花，武后为了卖弄上官婉儿的学问，让婉儿与群臣一起赋诗，当日共作了50多首诗，婉儿得了50分赏赐;次日作了49首诗，婉儿得了48分的赏赐。朝廷重臣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即使不是学富五车，也算是饱读诗书，却都败在一个宫中女子手下，可见女性才华不亚于男性。武则天不仅自己欣赏婉儿的才华，并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她表现。武则天有意让让婉儿与朝廷文士一较高下，反应了当时女性欲与男性相比较、不服输的心理。

《镜花缘》的立场是拥唐反周的，但小说家也忍不住肯定武则天的一些行为，如把武则天颁布的12条恩诏称为“盛世旷点，自古罕有”。按照反对武则天的思路，她的结局应该很悲惨，但开女科这一行为只有在武则天时代才会成为可能，故小说的结尾给武则天留了后路，神龙政变，中宗得位，武则天病愈之后又下了一道懿旨，来年会再开女科，使天下才女为之轰动。作者让她活着，是为再开女科创造条件。从正统观念来讲，李汝珍是希望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这样才能归天下于李氏;但从个人角度来看，李汝珍又希望武则天还能掌管天下事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女子施展才华提供社会条件。这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使李汝珍虚构出了武则天病愈下懿旨的情节。但小说本身又有局限性:李汝珍希望女性的才华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但仅限于此。中榜的才女只是受到旌表，得到的只是荣誉和虚衔，并没有任命实际官职、参与社会事务。此类作品还有《洛城殿无双艳福》，武则天开科取士，并让前50名才子和才女婚配，但没有让才女参与政治方面的描写，只是帮助才女配才郎，把女子的人生又归到婚姻当中去。此外，《绿牡丹》也有开女科的描写。在传统文化中，女性没有政治地位和名分归属，这个远离政治生活的群体比较容易变成纯文化的载体。明清时期以女性为主角的部分小说，用小说中的女性指代男性、用女性的本真纯洁与官僚政治相对应、借女性的身躯言说男性话语，使作者身份的焦虑得以化解。

三、任命女官

历史上的武则天对有才能的女性非常重视，曾任用女官。这为文学作品的演绎提供了思路。

武则天对人才的任用，不看门第，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有很多人才是破格录用。她所任用的女官最有名的是被后人称为“巾帼首相”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及其儿子因得罪武则天被诛，婉儿恰在这时出生。因她的母亲郑氏是太常少卿郑休远的姐姐，母女俩免死，没入掖庭。上官婉儿自幼才思敏捷，文采出众，14岁时，名声传到武则天耳中。武则天召见她，现场命题，婉儿文不加点，当场立成。武则天大悦，下令免其奴婢身份，掌管宫中诏命。上官婉儿与武则天有杀父之仇，但二人一个敢用，一个肯为，也算是惺惺相惜了。女人想做官，在别的时代几乎不可能，所以这种理想都寄托在武则天的身上。武则天任命女官入民间巡访的故事有一系列作品，包括《载花船》、《鱼篮记》、《万花台》及碗碗腔《女巡按》等。

尹若兰是《鱼篮记》中塑造的一个女官形象。宫人尹若兰美貌有才，武则天让她女扮男装，总管天下兵马钱粮盐铁屯漕水利诸事，同时兼访隐逸遗贤。秦婉娘因父母误听媒妁之言，错嫁年逾七旬的老翁邬隗。他与邻居少年才士闻人杰目交心许，有一恶少调戏婉娘不成，心生怨恨，伪作婉娘之书招闻人杰至家，并纠集民众捉奸送官。恰逢尹若兰巡至此地，见两人男才女貌，便把婉娘判给闻人杰，并捐俸银给邬隗另娶。若兰至建康，在鱼篮庵看到了于楚所题之诗，若兰爱其才遂聘于楚入幕。于楚喜欢若兰才色，但并不知道她是女子。后来两人相悦，若兰诉以实情，在观音大士前许订终身。故事中，武则天任命尹若兰为女官，尹若兰为官清正、主持正义，为小女子婉娘伸冤，并促成郎才女貌的婚姻。实际上，尹若兰与武则天的形象已合为一体，成为为女子澄清冤情的清官化身及为女子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樊篱的靠山的化身。这部作品的结局是中宗继承大统，武则天出家为尼，是一部否定武则天的作品，但却不由自主地在故事中出现褒扬武则天的倾向，是作者矛盾心理的体现:既想表达当时女性的心态、愿望、理想，又要使这一切符合封建礼教。 《万花台》改自《鱼篮记》，改闻人杰为闻人悦，改秦婉娘为秦和姐，改尹若兰为尹婉儿。作品中，尹婉儿也被武则天任命为女官。

碗碗腔《女巡按》又名《万福莲》、 《谢瑶环》，清嘉庆年间 (1796－1820)李芳桂编，叙唐武则天时谢瑶环奉命巡视天下的故事。这部作品承接《载花船》、《鱼篮记》、《万花台》，故事框架相似，只是细节上有所变化，故事主题从拨乱反正转移到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上来。①这几部作品都是以武则天任命女性为官的故事，把封印给她们，让她们代批奏折等。把一些天下大事交给女人去做，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武则天对女人为官充满信心，对她们的能力无丝毫怀疑。对于尹若兰来讲，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很荣幸的;对于天下女子来讲，这是很令人羡慕的。女子为官，受到君王的重用，是很多有志女子的梦想。这个主题在后代经久不衰。

四、为女性翻案

封建社会，女性一直处于男权体系中，是弱者。在男、女两性的博弈中，女主执政，相对于男性君主而言，必然会对女性给予额外关注。于是，人们把为女性洗刷冤情的理想寄托到武则天的身上。

清代佚名的章回小说《忠孝勇烈奇女传》又名《木兰奇女传》、《忠孝勇烈木兰传》，一共四卷三十二回。此书以花木兰故事为原型，但把木兰从南北朝搬到了唐朝，花木兰改名为朱木兰。木兰女扮男装从军12载，屡立战功，因战功显赫而被封为将军。木兰凯旋还朝，不受封赏，解甲归田。唐太宗数次征召她入朝，木兰皆不受。太宗听信谗言，欲加害木兰。朱木兰被迫剜胸掏心，以明心迹。唐太宗闻之悔之不及，封朱木兰为贞烈公主，题其坊曰“忠孝勇烈”。武则天掌权以后，加封木兰朱氏之后，又赐号昭烈，赐金书和对联:“人夸烈女心如石，我爱将军勇过男。”［4］历史上的唐太宗雄才大略、英明睿智，但小说中的唐太宗却不再是一个明君，而是战时思良将、战后杀功臣的昏君。他听信小人谗言，一手制造了朱木兰的冤案。故事中张昌宗多次向唐太宗进谗言，唐太宗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实际上张昌宗是武则天的宠臣，与唐太宗并不是同时期的人。小说把朱木兰的故事安排在唐太宗时代，故意丑化唐太宗，以与武则天形成强烈对比。

小说构成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和环境。同一题材故事的重写一般会继承这些主要因素，而在其他无关紧要之处进行再创造。而《木兰奇女传》则偷换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重要因素，把木兰故事改换朝代:花木兰故事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武则天当政发生在唐朝。文学作品中如果把两个时代的内容改编在一个朝代，一般来讲应该以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为背景。从题目可以看出，主人公应该是木兰，此故事背景应该写成南北朝，但这里却改成唐朝，这个“环境”完全是为了突出主人公形象而设计的，如此安排，目的是为了寄希望于武则天给忠臣翻案。小说的潜台词是，武则天当政，会对女性格外关注。

结 论

在男权社会中，由于男性的贬低同时也包括女性的自我认同，剥夺或削弱了女性的能力，使她们没有信心和力量去抵制这些迎面而来的打击。女性是弱者这一定义在现实中不断被证明，这种贬低女性的意识也在这种重复循环中不断加深。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武则天这样的“强者”形象必然被扭转。“武则天之所以成为官方文化着意‘妖魔化’的对象，原因在于她以女性的身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对男权文化体系的公然挑战，必然会受到扼杀。武则天形象的嬗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在文本中的体现，是典型的男权话语模式。”［5］历朝历代，女性为冲破这种话语模式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小说中这些女子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高中、出将入相，是对男权话语体系的公然挑战，是当时女性心态的反映。但她们所做的这一切几乎都得伪装成男人，采取女扮男装的办法;她们功成名就之后，不得不相夫教子，回归家庭，回到封建统治秩序中来。女性为突破男权樊篱所做的努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使她们最后不得不低头，回归到男性所设定的角色。

注释:

①《谢瑶环》，1961年田汉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京剧，中国京剧院杜近芳首演。演武则天执政时，谢瑶环任尚仪院司籍女官。当时江南豪强兼并土地现象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太湖聚义谋反。武三思、来俊臣力主剿灭，谢瑶环主安抚。武则天认为谢瑶环见识胜于男子，故命谢瑶环为右台御史，赐名谢仲举，巡按江南。武三思的儿子武宏和来俊臣的弟弟蔡少炳，因强抢民女与袁行健发生争执，双方闹到衙门谢瑶环堂上。谢瑶环斩了蔡少炳，杖责武宏。谢瑶环后与袁行健喜结连理。武宏怀恨在心，使其父武三思诬告谢瑶环谋反，并假传圣旨审谢瑶环。龙象乾向则天辩白，当武则天赶到时，谢瑶环已被酷刑折磨致死。武则天怒杀奸臣，追封谢瑶环为定国侯。碗碗腔《女巡按》中，武则天是窃弄神器的反面形象，而在田汉的《谢瑶环》中，加入了兼并土地现象严重的时代内容，结局一反传统，采用了西方戏剧推崇的悲剧写法，武则天是反对士族势力、反对豪强兼并的正面形象。

［1］周力，丁月玲，张容.女性与文学艺术［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140.

［2］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 ［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89－90.

［3］李汝珍.镜花缘 (下)［M］.张友鹤，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26.

［4］佚名.忠孝勇烈奇女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345.

［5］韩林.武则天形象的嬗变及其性别文化意蕴［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7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