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宝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100089）

理性与功利：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的现状、特征与构建途径
——基于北京某高校的数据

□柴宝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100089）

本文以来自某高校的一手调查数据为基础来探究当代中国的政党认同的特征与现状。调查数据显示，从政党认同的客体而言，大学生理性看待政党政治和我国政党制度的作用，认同度总体较高；理性看待执政党和参政党，对执政党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对参政党的认同程度明显较低。从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来讲，正在逐步走向理性化和多元化，大学生入党更多的是一种在现行体制下的功利性选择。这样一种现实，决定了我们当今构建政党认同的基本思路为引导公民的认同观从利益认同走向制度认同，并最终达至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

政党认同；现状；特征；高校；功利；理性

一个政党要想上台执政或长期执政，必须有坚实的政党认同度作为制度和心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党认同是政党立命和发展之基础和源泉。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政党认同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也是动态变化着的。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的现状如何，公民因何种原因而认同执政党和参政党，无疑是我们展开理论论证的认识前提和巩固认同的实践基础。本文以公民中的在校大学生群体为例，来具体考察和论证这一问题。

1　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美国学者坎贝尔较早提出了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认为政党认同就是选民在心理上或情感上对某一政党的认同感或归属感。在中国的研究中，政党认同往往与政治认同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高级的认同，“在复杂的政治社会中，人们往往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政党、政治理想、政策等。……政党是为捍卫阶级利益而自觉奋斗的团体，一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而，对政党的认同多属较高层次的认同。”［1］中国的诸多学者在定义政党认同时，也大多沿袭了这一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从政党认同的概念、政党认同的功能、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等方面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2］

1．1政党认同：理性还是非理性

政党认同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问题，也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实践证实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有西方学者认为，从政党认同是选民的一种稳定的非理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讨论上一代人工农兵等群体对党和领袖的认同与崇拜，讨论“历史记忆”与政党认同、“红色旅游”与政党认同才有了更多的学理和实践价值。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理性的或者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而去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更多蕴涵的是一种理性的因素。”［4］事实上，就是西方狭义的作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对应的政党认同理论都承认了两种因素会影响选民投票：对某一政党的长期认同和短期刺激（比如执政绩效、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议题倾向）。而且这两种因素互相交叉、甚至互为因果，从广义上看短期刺激也可以被认为是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

1.2政党认同：狭义与广义

从广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和对政党的认同。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即认为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甚至是唯一实现形式，政党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即在基本认可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对某种政党制度（比如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的支持和拥护。对政党的认同是指在上述两个认同的基础上，对一个国家内的某个政党的认可和支持。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狭义的政党认同就是这个层次。根据其政党认同的测量问卷，被测试者分为政党认同者和独立选民两大类，政党认同者又分为“强烈认同民主党”“强烈认同共和党”、“弱认同民主党”、“弱认同共和党”四类。独立选民分为“纯粹独立选民”、“有一点政党倾向的独立选民”两类。

本文秉持一种中性、客观、范围较为广泛的政党认同概念，把其概括为：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5］政党政治的存在与政党认同的支撑相辅相成。从一个国家看，对某一政党的政党认同的高与低，直接反映了政党执政的心理基础和合法性支撑，或许可能导致政党的上台与下台。从世界范围看，对政党政治总体认同的高与低，映衬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整个世界的政党发展史，就是政党反映了随着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发展与变革而不断地调整自身发展的战略与策略与社会、政治环境进行互动和沟通的过程。

1.3政党认同的国内实证研究

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导致中国的政党认同在政治实践中往往同政治体制认同以及政治认同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政党认同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在国内学术界兴起，早期的实证研究受制于体制和知识，一般以“是否拥护党的领导”作为测量的主要指标，从具体问题设计来看，主要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的认知和认同，对某一理论、观点或某一政策的知情与支持。近来，国内学者关于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步深入，比如有学者把对共产党的执政认同分为执政效能认同和执政价值认同，并尝试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把政党认同概括为一个包括了吸引力认同、建设性认同和去个性化认同三个维度（子结构）的概念，并探索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联。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图探查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的三个层次的基本现状，并通过“你因何种原因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对当前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做出初步分析，以此来探讨建构政党认同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2　理性与功利：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的特征与现状

2.1政党认同的三层次：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与政党

政党与民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讨论政党是否衰弱，政党认同是否出现危机，民主能否实现转型成为西方政党政治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有国内学者判断，从世界范围看，政党政治是实现民主要求的保障手段，政党与民主的纠结是必然而非永久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伴随着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深化乃至转型，政党这个民主政治的附属物也许终将被民主抛弃。［6］那么，中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究竟持何种看法？从测试群体对于政党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态度来看，76.5%的同学表示出的是十分同意或同意。随着未来的民主政治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网络参与、利益集团等等利益表达工具能否取代政党成为民主政治的新载体和工具，未来政党的功能能否会消解或被替代的看法中，同意和十分同意的只占21.3%，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占63.2%。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大学生对政党政治表现出较强的理性认同，这也印证了中国的政党认同问题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危机，而更多的问题出在对政党制度和某一政党的认同上。

政党制度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根据一国执掌政权的政党的数量，可以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根据一国之间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政党制度划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垄断性政党制度和合作性政党制度。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我国在政党政治上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和挑战。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往往片面地认为，合作性的政党政治仅仅是一个过渡的、非常态的时期，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才是惟一反映多元群体利益的机制。因此，如何从理论上更为系统和深入地论证我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性和包容性，如何在实践中争取社会公众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就显得尤为必要。从基本数据来看，对我国现行政党符合国情的态度，45.4%的同学为十分同意和同意；17.1%的同学为无所谓；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同学为37.5%。对“多党竞争选举制度优越性”的态度上，38.5%的同学为十分同意和同意；20.4%的同学为无所谓；41.2%的同学为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而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十分同意和同意的同学占到64.5%；无所谓的占15.5%；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占20%。因此，总体而看，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支持和肯定态度，但仍旧有一些大学生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心向往之。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之一即是，有两大类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在中国，对某一政党的认同势必分为两种：执政党认同和参政党认同。［7］那么，对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认同程度到底有何差异？从实证调查结果来看，在“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态度”上，66.1%的大学生认同和比较认同，中立者占27.6%，讨厌和十分讨厌的仅占6.2%。从这方面看，对执政党的总体认同程度较高。对“中国共产党能很好地代表民众的诉求”这一观点的认识上，十分同意和同意的占到43.4%，无所谓的占20.4%，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占到35.9%。而对“民主党派很好地代表着民众的诉求”的认识上，十分同意和同意的占20.7%，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占71.4%，无所谓的占7.9%。对“现阶段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绩效很好”的态度上，十分同意和同意的占22.4%，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的占63.8%，无所谓的占13.8%。对民主党派的认同评价比较低，与公众对民主党派的政治认知密切相关。占40.8%的大学生知道我国有八个民主党派；有6.9%的大学生知道科技部部长的致公党党派背景；有69.1%的大学生知道民主党派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党章；而仅有20.7%的大学生知道马列毛邓江的理论其实是九三学社的指导思想。

2.2基于何种原因认同政党——政党认同的形成要素

从理论上讲，政党认同的形成，也就是公众为何要认可、选择、支持、拥护政党，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和决定的。笔者认为，在这其中有四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和政党绩效。前三个因素是政党的内部因素，后一个因素是政党的内部因素所带来的外显结果。

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认同的价值性资源，是政党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已经形成体系的思想观点、见解和理论，特别是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思想和观点。政党组织是在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由特定的人群（即党员群体）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的宗旨和体系的组织结构。政党组织是塑造政党认同的组织性资源，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既是政党组织制度化的结果，也是政党争取认同的有效手段。政党领袖是以个人或者小集团形式出现的、并以其理论力量、人格魅力和实际组织经验为广大政党成员以及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公认政党的主要负责人（或群体）。政党领袖在政党的创制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政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政党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同时也是政党的代表和象征，对于本党党员和公众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形成政党认同的魅力性资源。政党绩效是政党在治理（或参与治理）国家、服务公众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绩效。其不仅指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还要求经济发展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性价比”。政党绩效构成了政党认同的外部基础，是一种功绩性资源。

那么，当今中国公众更多地出于何种动机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实证数据显示，在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问题上，有12.2%的大学生选择了历史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光荣而伟大的过去；有19.7%的大学生选择了意识形态要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1.6%的大学生选择了领袖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领导者；有19.5%的大学生选择了组织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众多优秀的党员和完备的组织系统；7.6%的大学生选择了功绩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出色的执政或工作绩效。而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功利主义选择占了23.4%。可以看出从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而言，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大学生选择入党更多的是一种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理性、功利选择。

理论上而言，政党认同作为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心理认同，如果其基础更多地依靠内部因素（比如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等，其稳定性就相对较高；而如果是更多地依赖外部因素（比如执政绩效、选举策略等），其稳定性程度就相对较低。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史来看，西方国家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从来自政党意识形态，到更多地凭借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和动员力，再到更多地依赖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再到更多地仰仗执政绩效、选举策略等，实际上正是西方政党政治的衰弱，政党政治的认同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志。同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上，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尤其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是政党认同形成的最稳固的根基。而当前的认同基础的多元化，认同的理性倾向和功利意识的凸显，也预示着政党的执政基础和认同资源潜存一定问题。

3　理性认同下政党认同的建构思路：从利益认同走向意识形态认同

在建构政党认同这一问题上，我们首要明确，理性的认同与非理性的认同建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非理性认同的建构是自上而下的，强调干预、灌输与正确引导；理性认同的构建是自下而上的，强调自主、说服（明辨）与包容。当前我们建构政党认同的基本思路应为二者结合，但以理性认同为主。

从政党认同的角度而言，一种理想的认同模式是认同一个党的意识形态。衡量一个公民是否为优秀党员的标准权重最重的应该是他是否认可党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但在人人都在理性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多元时代，如何让公众或党员能够认可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

首先，要维护党员或公众的经济利益，巩固政党认同的物质基础。理性与利益密切相连，理性人往往是指能够充分认知和准确判断利益取舍之人。党员或公众能否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其往往会与政党是否真正确实代表了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党员或公众在认同上的“功利”，政党可以使之转化为“功利主义”——即要代表大多数人的更广泛的利益。这一点，无论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还是英国保守党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都预示着世界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兼容化倾向，政策上的相互靠拢，代表上的多元化和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也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努力拓展利益代表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而言，维护党员或公众的经济利益，既要体现在理念上，更要体现在具体的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上，要真切地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政党必须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努力平衡各种利益，发展的成果一定要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共享。

虽然利益认同是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的重要的资源与理性基础，但二者之间也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简单的决定关系。首先，对利益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次，党员和公众对自己实际利益的心理判断是个体的和相对主观的。在之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绩效，而上述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6%的大学生是因为功绩性因素 （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出色的执政或工作绩效）而认同中国共产党。最后，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保障一旦达到一定水平，其它的情感需求、权利需求、自主需求等也会成为部分社会公众的高层次需求。因此，利益的认同需要长效的制度和机制作保障，才能充分地、持续地发挥作用。而这种制度和机制就是促进和扩大党员和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民主制度建设。

其次，要拓展党员或公众的参与渠道，做好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民主制度保障。广大的党员和社会公众也只有在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政治参与活动中，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才能有对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认同，制度也才有生命力。只有党员和公众认真对待组织制度和组织规则，才会对其产生对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形成对制度的忠诚与信仰。反之，如果社会或公众不认可这些制度和规则，其权威性也就荡然无存，就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政治文化，社会腐败现象就会愈加严重。在这样一种情景下，如果没有对政党的组织制度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认同，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凭借和基础。

制度的参与性与正义性是制度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在现代社会，一个得人心的制度一定是一个给与广大党员和社会公众充分的参与权，并能够保证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受到公正对待的制度。政治参与的过程是组织和制度内化形成公民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和内核。来自调查资料显示，参与到学生党组织、班级组织和学生自治组织活动频率越高的学生对政党的认同度就越高，能够真正参与到党组织、班级组织和学生自治组织的决策并能够影响决策是提高其政党认同度的有效途径。在访谈中，一些积极参与学校党代会、全国共青团会议的学生党员对政党的整体认知、评价都比较高。

最后，要引领文化潮流，建设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认知环境。在中国，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政党意识形态就是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也会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在面对越来越多元的理性利益群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形态，在保证执政党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且有较高的认同度，不能主要依靠强制的灌输和教育，而要靠说服和论辩，要从理论上引导文化潮流，营造一个认同主流政党意识形态的理性环境。

要自信而包容。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政党意识形态也是如此，执政党要对自己的先进性和意识形态抱有足够的自信，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辩论争论。包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党意识形态自身的包容性，二是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第一个方面是指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的意识形态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构建一个凝聚各个阶层共识，反映大多数人利益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包容性的意识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指，在保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的前提下，要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存在持包容的态度，要在争论、论辩与说服的过程中让社会公众真正理性地、发自内心地接受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

要示范和践行。当党员或社会公众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后，应该有精神或物质上的符合其期待的“奖励”或“补偿”；反之，当出现违反我们的意识形态的非法或违规行为，应有罚当其罪的“警示”或“惩戒”。如果不能做到如此，则不仅主流的政党意识形态不能够得到持续、稳固地强化和认同，甚至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加剧社会的整体腐败。政党的意识形态需要践行，践行就需要反馈机制的建立，更需要政党意识形态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拥护者的示范。落马的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如此这般，如何能让公众信服和认同？无论是一个组织，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其领导者所提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首先需要自身的带头践行，否则让公众信服和认同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要平实与柔和。政党认同的传播途径和载体主要有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政治参与等。而无论是哪种途径和载体都需要在形塑政党认同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用客体的语言，用他们最习惯接受的方式、途径、渠道等潜移默化的使之自我内化，发挥移情效果。形式平实，方式柔和，激发理性、倡导辩论，引导自觉，形成有序的政党意识形态教育与反馈系统。

4　基本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在政党认同问题上的理性化增加了塑造政党认同尤其是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许是中国公民政治文化逐步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地引导，从社会公众较为重视的利益认同问题出发，并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就能使公民在利益与制度认同的基础上理性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以高校大学生为个案，对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现状、特征以及构建路径的一个较为初步概括和勾勒。把个案的研究推向多样本、多群体的研究，探究身份因素（党员与非党员）、家庭环境因素、性别因素、专业因素、区域因素等变量对政党认同的影响，以及进一步讨论政党认知、政党情感、政党评价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是本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2］柴宝勇.政党认同研究在中国：综述与评价［J］.社会主义研究，2007，（4）.

［3］〔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6.

［4］［5］柴宝勇.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J］.探索，2009，（1）.

［6］柴宝勇.政党发展：涵义、视角与趋势［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5）.

［7］柴宝勇.中国政党认同的特征与执政党认同的建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1）.

责任编辑梅瑞祥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28

D26

A

1004-0544（2015）09-0152-05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2青年项目（12KDC035）。

柴宝勇（1979-），男，河北邢台人，政治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