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弄 璋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刘震云说话小说中的延宕及其原因、局限

柯 弄 璋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要：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被称为刘氏特色的“说话小说”，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能指与所指的延宕，包括语言、情节、叙述上的弯绕与迂回，究其原因在于作家认为人的情感富于千回百转，带有普遍性的人类语言表意层与行事层的错位、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与重复性以及因之形成的荒诞存在感。同时，延宕也容易造成刘氏说话小说不免枝蔓杂乱、故事单调、蹈空无解的局限，影响广大读者的阅读。

关键词：刘震云；说话小说；延宕；原因；局限

文章编号：1671-1653(2015)03-0079-05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1653.2015.03.013

Abstract:Liu Zhenyun's Cell Phone, My Name Is Liu Yuejin, A Top Ten Thousand and I'm Not Pan Jinlian are called Liu's "speaking novel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s delays, including language, plot and the bend narrative. The reason is that people's intricate emotions, dislocation language and uncertainty of everyday life make Liu have this experience. Simultaneously, delays are likely to cause his novels messy, monotonous, empty, which impede readers read his novels.

收稿日期：2015-03-26

作者简介：柯弄璋(1986-)，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革命文学、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The Delays in Liu Zhenyun's Speaking Novels and Its

Causes and Limitations

KE Nong-zh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Key words:Liu Zhenyun; speaking novels; delays; causes; limitations

有学者将刘震云近些年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称为“说话小说”，因为它们都涉及说话与沟通的问题。①饶为有趣的是《手机》中费墨唯一出版的一本书就叫《说话》。关于刘震云的说话小说或小说中的说话，有人概括并分析了其重要特征——“拧巴”，有人指出这四部小说都是以“寻找”为主线，以“说话”为主题，进而展现隐含背后的生存困境。当然，也有人批评小说“多言语少意味、形式大于内容”。②然而，这些研究对说话本身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都缺乏重视。无疑，从说话自身的特征出发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刘震云的说话小说。因此，论文将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延宕关系为起点，指出刘震云说话小说中延宕的多种表现，认为这是他小说最为独特之处，并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延宕的种种原因，最后反思延宕带来的局限，批判刘震云说话小说的缺陷与不足。

一、延宕的表征：语言、情节、叙述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且指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为后来解构主义的出场埋下了伏笔。在德里达看来，符号活动的领域“实际上是自由嬉戏的领域，也就是说，一个在由有限构成的封闭体中进行着无限的置换替代的领域”[1](P135)。“无限置换替代”就是说能指指向所指，作为能指的所指又指向另一个能指，这样无限循环下去。当然，这是德里达对“中心”的一种批判。他在批判西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时创造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该词包含了延宕和差异两个意思。延宕可说正是对“无限置换替代”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关于“延宕”的内涵，有人指出，“它意味着推迟、延缓、迂回、替代、持存等”[2](P55)，无限的置换替代必然形成延缓和迂回的效果。

具体到刘震云的说话小说，谈及小说的语言特征时，很多人都喜欢举小说出现得特别多的句式“不是……而是……不是……而是……”为例来说明小说的表达有点绕：

(刘跃进)来“曼丽发廊”不为理发，也不为按摩，就坐在发廊凳子上，踢着腿解闷儿。也不是为了解闷儿，是为了看人；也不是为了看人，是为了听听女声儿。(《我叫刘跃进》)

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

荀正义能接老曹的班，应该感谢的不是老曹，而是那辆运煤车；也不是那辆运煤车，而是老葛喝的那顿酒，与老葛喝酒的老葛的同学们。(《我不是潘金莲》)

本可以一句话说明“来发廊是为了听听女声儿”、“记仇是因为两人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能接老曹的班应该感谢老葛的同学与老葛喝酒”，却要经过“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曲折循环形式，延缓了正常情况下直接、明了的语气，的确有些绕，有些迂回。还有内容上理儿的绕或说延宕。《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就时常感叹“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如马家庄老赵的后妻对前妻的孩子来喜没打也没骂，只是不让他吃饱，来喜一时糊涂偷了后娘的镯子换烧饼吃，被发觉后，后娘夜里用大钉扎他的肚脐眼：

后娘扎他，也不单为了镯子，是镯子的事传了出去，众人不怪来喜，反怪后娘虐待来喜，如平日让来喜吃饱，来喜也不会偷镯子，后娘怪来喜败坏了她的名声。

先是后娘饿来喜，接着来喜偷镯子，众人怪后娘虐待来喜，后娘扎来喜，这里面因果环环相扣，一件事情背后裹着表层和深层两个原因，一个是偷镯子，一个是败坏名声，二者又相互缠绕、裹不清。《我不是潘金莲》里也有这种绕不清的理儿：

“你这案子我简单摸了一下，它很不简单。先说你，已经离了婚，还要再离婚；为了再离婚，先得证明前一个离婚是假的，接着再结婚，然后再离婚，这不麻烦吗？”

其实，小说语言中的绕或说延宕还体现在两个人说话过程中，经常“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这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时发生：

吴香香：“整天点灯熬油扎这个，有啥用？”

吴摩西：“没耽误正事。”

吴香香见他这么说，急了：“怎么说耽误正事？耽误正事多了；既然你除了蒸馒头，还有闲工夫弄这个，为啥不去贩葱？”

本来吴香香是气吴摩西不务正业，但她没把话挑明，吴摩西的辩解恰好触及到她没挑明的话，所以她特别生气地要求吴摩西贩葱去。事情也就由吴香香批评吴摩西不该扎教堂演化成了要求吴摩西去贩葱。在小说另外一处，由于老曹没有跟老婆商量就答应了朋友老韩给女儿提的亲，老曹老婆十分不满，先是嫌“路远”，后又怪老曹误交损友：

老曹：“小温也说这婚事好呀。”

老曹老婆：“你跟小温过，还是跟我过？”

又骂：“我看你是成心，与人联起手气我。把我气死了，你好再娶个小。”

事情最后被老曹老婆说成了老曹想谋害发妻、再娶老婆了。

刘震云说话小说中的延宕还体现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上。如《手机》最后一节“严朱氏”中严老有托贩驴的老崔给儿子严白孩捎口信，由于变故老崔又托打鼓的老胡传口信，由于变故老胡又托起鸡眼的小罗传口信。严白孩是严老有的所指，但这种指向又无法直接达成，只好通过老崔、老胡、小罗的不断置换与替代来实现。《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为了寻包，包没找着，又陷入了帮会的争斗和严格、贾主任、警察老邢之间的明争暗斗。包就是作为能指的刘跃进不断寻找的所指，而这个所指始终无法到达，反倒节外生枝，帮会、严格等将作为能指的刘跃进拉向其他的所指。《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为了离开家自己生存先投靠剃头的老裴，老裴让他跟杀猪匠老曾学杀猪，后又去老蒋家的染坊挑水，又经传教士老詹介绍去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去货栈扛大包、去县政府种菜、入赘吴香香家卖馒头、贩大葱……杨百顺在寻说得着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所指，作为能指的他指向老裴、老曾、老蒋、老詹……在这样的一个能指链中，所指始终是悬置的。《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的离婚是假的，先后找了法官王公道、庭长老贾、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后来为了辩白自己不是潘金莲而是窦娥，又去北京告状告到了人民大会堂。一个满意的答案是李雪莲的所指，但这个所指也是被延宕的，它被法官、庭长等人推迟、延缓，并生出了民告官的种种枝节。“从《手机》的寻找话语的真诚，到《我叫刘跃进》的寻找包、寻找人直至开始了寻找人性，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寻找‘说的着’的人和话，再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寻找解释、破除误解，得到认可，一路上让读者看到的是寻找路上的辛酸与无奈”[3](P11)，正是这种不断寻找、一直在路上的情节设置造成了小说的延宕。

刘震云说话小说中的延宕还体现在叙述方式上。如《手机》第一章叫“吕桂花——另一个人说”，说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儿，当时严守一还只是个叫白石头的孩子，也没有涉及手机，小说名所指的作为现代社会必备通讯工具的手机迟迟没有出现。第二章围绕严守一与于文娟、伍月、沈雪三个女人的故事展开，但作者没按读者预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而是不断使用倒叙、插叙等手法。上来就是于文娟闹离婚，接着插叙严守一与费墨的朋友关系，以及严守一与于文娟的家庭生活，电视台的领导变迁，沈雪的到来，然后又回到闹离婚的原因，暗示是与伍月“淘气”，接着又插叙与伍月的相识，以及因为黑砖头给严守一打手机而让于文娟识破他与伍月的事……经过无数次的倒叙、插叙、闪回之后，所指的手机终于隆重上场了，但是此刻的手机又成了能指，所指向的却不是手机中的内容，如通讯录上的一串名字，而是通讯录里这些人背后所发生的故事。在《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也多次出现了倒叙、插叙、闪回的叙述方式。关于这种叙述方式，有人曾概括为“讲述”③，即小说中有一个说话者的角色在不断地向读者述说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一切事件，并以一种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性更换着说不同的事件。这样所带来的是意义的延宕甚至消隐。按照缪尔的看法，“相对于行动小说中特定事件必然引发特定后果的特点而言，人物小说中的情境在于揭示人物，或引出其他更多人物”[4](P175)，这些小说应当叫“人物小说”，难怪《手机》每个章节都要以人物命名，也难怪《一句顶一万句》像是很多贩夫走卒的生活剪影。所有的人物在作为自身的能指的同时，又指向其他的人物，无限延宕下去。

二、延宕的原因：情感、沟通、存在

延宕是刘震云说话小说最富独特性的方面，为他赢得了不少喝彩。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他的说话小说具有延宕特点呢？首先，不妨听听夫子自道。刘震云曾在一次记者问答会④上谈到他为什么重视“说话”、为什么说出来的话这么绕。他说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并且人的感情是千回百转的。身为民工的刘跃进不在乎形象是否邋遢，所以他去“曼丽发廊”不为理发；对于嗜钱如命又胆小的他来说，也不为了按摩；工地枯燥的生活让他想找个地方解闷，但他又深知发廊人来人往、自己又不是消费者，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他、陪他解闷；“工地几百号人，都是男的”，他也想每天能见见女人，但见女人又不是为了满足生理的欲求，而是“一天忙完，听会儿女声，心里也安稳平静许多”，更何况马曼丽的声音“听上去更有磁性，比正常的女声，还撩人的心”。《一句顶一万句》中老李跟他娘记仇同样也包含百转千回的情感，他不恨他娘砸他，而是恨他娘对他不闻不顾，恨他娘的自私。刘震云对文学创作中感性、情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在谈及鲁迅的小说时说，“我想鲁迅写小说过于理性……作为一个作家，这样做对于改造现实来说，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无情的艺术却往往又有自己的规律和历史要求，这叫人可有点无所适从。我们作为鲁迅的后代，我们应该学习鲁迅，我们也应该贴近鲁迅，了解他为何不能无憾地写他的小说”[5](P114)。在刘震云看来，鲁迅创作的缺憾在于“无情”，这启示着后来者当然也包括他本人重视小说中情感的作用。于是，在这四部说话小说中，刘震云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和人物对话展现出了人物情感的曲折和延宕。

其次，在上述人物对话中，可以发现延宕来自于人物间沟通的不畅，进一步说是言语行为中“以言行事”与“以言表意”的错位。奥斯汀将人的言语功能划分为“言有所为”和“言有所述”，哈贝马斯在他的基础上，指出“一个言语行为应由以言行事和以言表意(描述性功能)两种成分构成，亦称之为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在此结构中，‘以言行事’与‘描述性的’这两种成分可以彼此独立地存在，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6](P27~28)。“以言行事”跟“言有所为”是指说话者通过所说的话和说话的行为期望在听话者那里实施或达成某种行动或效果。“以言表意”跟“言有所述”是指说话者通过说话旨在陈述、说明某个事件。这二者既能够存在于不同的言语中，也能够存在于同一个言语行为中，此时，二者之间就会产生错位，进而导致沟通的不畅。当吴香香询问吴摩西点灯熬油扎教堂时，她是就事说事，以言表意。但吴摩西误把她的话当做以言行事，以为吴香香恼自己耽误了做馒头的正事，要求自己放弃扎教堂，所以回了一句“没耽误正事”，也只是以言表意，把自己想法陈述出来。可吴香香也将他的话听成了以言行事，觉得吴摩西在逃避干正经的活儿，为了压制住他，故意提出了“去贩葱”以占用吴摩西空闲扎教堂的时间。老曹与老曹老婆的对话也是如此。老曹老婆说路远时本是以言行事，责怪老曹不跟她商量，不愿将女儿嫁过去。老曹却将它当成以言表意而附和说路途的确有点远，继而为推脱责任指出是朋友老胡撮合的、小温也说好。老曹老婆怒气未消，却将老曹就事说事的话当成了以言行事，即老曹联合外人气她，甚至夸张地说老曹想娶小的。

造成延宕的第三个原因与存在，或说生活有关。刘震云的说话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是日常的生活。日常生活有其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了小说的延宕性。首先，日常生活具有不确定性。这与遵循历史进化规律的宏大历史叙事截然不同，日常生活史学者所追求的是“希望在历史中发现‘不确定性’和‘可变性’”[7](P36)，因为不确定和可变才是日常生活的根本特征。在刘震云的说话小说中，情节的延宕主要就在于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如《手机》中老崔途中突然遭遇强盗，被抢劫一空后准备寻死却无意中被烧锅店的祝掌柜救下，并留在店中做饭，后又忽然来了一个戏班子，老崔结识了打鼓的老胡，老胡临别时偶然说要去口外，老崔才突然想起捎口信的事便托付给了老胡。接下来口信由老胡传到小罗也是由于种种偶然性。《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陷入了帮会的争斗，和严格、贾主任、警察老邢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是因为跟任宝良、韩胜利等人的机缘巧合与阴差阳错。《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中情节的发展也是靠日常生活中诸多不确定与偶然推动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造成小说情节设置的延宕，也影响到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就是力图反映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此外，日常生活还具有重复性。“日常生活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生存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8](P33)这也影响到刘震云说话小说的延宕性。《手机》里严守一有婚外情，费墨也有婚外情，严守一在跟于文娟一起时与伍月偷情；《我叫刘跃进》里杨志偷严守一的包，杨志偷的包又被张端端一伙抢走；《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无论是学剃头还是学杀猪、挑水、破竹、种菜也都是在重复一种缺乏理解与沟通的生活；《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二十年如一日地寻求上访更是一种锲而不舍的自我重复。

从哲学或说存在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就是存在主义学者和作家萨特、加缪笔下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人的存在是荒诞的。“时空的打乱与拆分”是刘震云表现荒诞的一种技巧。[9](P36)在他的说话小说中，倒叙、插叙、闪回也反复出现，将正常的时空顺序打乱、拆分后重新按照作家的意志组合进行叙述，最终在叙述方式上给小说带来了延宕的结果。面对荒诞何为？伽缪十分推崇西绪弗斯，“西西弗是伽缪心目中的英雄，其他像唐璜、征服者、演员、艺术家那样的人，也都是在不断重复的、看起来毫无目的的动作中创造价值，获得满足的。这些人的态度似乎是：‘目的是没有的，过程就是一切’。”[10](P137)注重反抗的过程是存在主义反对荒诞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到刘震云的说话小说中便是“寻找”的主题：“从《手机》的寻找话语的真诚，到《我叫刘跃进》的寻找包、寻找人直至开始了寻找人性，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寻找‘说的着’的人和话，再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寻找解释、破除误解，得到认可”[3](P11)。于是，不断的“寻找”带来了小说的延宕。

三、延宕的局限：杂乱、单调、无解

延宕一方面成就了刘震云的说话小说，一方面也限制了刘震云的创作。“延宕”一词本身在德里达那里就有些庞杂的意味，在刘震云的说话小说中就体现为一种杂乱。这种杂乱既来自于小说情节设置的偶然性，也来自于叙述方式上反复使用倒叙、插叙、闪回等手法，还来自于“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杂乱的坏处在于它对读者的阅读构成严重的挑战，使它沦为作者炫技、炫智的法宝。但即便是向他人炫耀，这种杂乱还是令小说产生了一些创作上的低级错误。有人就曾挑出了《手机》中的四处“毛病”、“硬伤”[11](P67~68)：严家庄究竟在哪个位置？沈雪的山西话究竟是哪里学来的？严守一他奶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严守一他奶究竟哪一年去世？这些“毛病”都在于小说的前后不一致，尤其是最后一章与前两章在细节上出现很多反差。试想，如果作者不那么延宕，稍微注意力集中一点，这样的“硬伤”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吧？

延宕的另一弊端是不断的重复所引起的单调感。必须承认，从《塔铺》到故乡系列再到说话小说，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是有所变化、较为多面的。但是在他的四部说话小说中，无论是在“寻找”的主题上，还是叙述方式上，甚至是语言的表达上，它们都因为延宕性而保持着相似之处，尤其是《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的相似度更高，如表现底层生活百态、反映个体的孤独等。这种相似带给读者的是阅读的单调。单调还体现在每部小说内部，如《手机》里描写老崔、老胡、小罗的章节在结构上非常一致，《我不是潘金莲》里王公道、老贾、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等对待李雪莲也都如出一辙。因此，读这样的小说，极易形成审美疲劳。

延宕带给小说的局限还有一个就是小说的无解。延宕就像符号中的能指指向所指，变成能指的所指又指向下一个所指，不断延续，在德里达那里，这样持续下去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说终极的意义存在，因为他是反中心论者。到了刘震云的说话小说中，这种无解却不是件好事。因为“在故事的开头，在旅程的开头，我们首先拥有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在于一开始，爱和意义即被视为失落物，而我们，身为读者的任务，就是重新去找到它付了”[12](P3)。读者阅读小说总在寻求一个答案，但无论是严守一、刘跃进还是牛爱国、李雪莲，他们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为什么作者不能给出解答？有人评价《一句顶一万句》时指出了一种可能：“民间人们处在复杂的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其所要抗衡的主要是种种现实性的东西，其心理孤独感的来源主要还不是生命本体，而是现实层面的纠葛，诸如遭受社会不公、生存压力，等等；其化解的方法也更多地需要来自政治、历史层面的进化。”[13](P107)也即是说作者从存在的角度来考察底层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过于抽象了，由于太抽象，作者也就只能学学水墨画中的留白了。

注释：

①2014年4月1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代文学写作中心主办的“日常与荒诞——刘震云小说创作谈”喻家山文学讲坛上，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将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命名为“说话小说”。

②主要有马俊山的《刘震云：“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谷春杰的《言说、寻找与存在境遇——论刘震云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5月硕士学位论文；郭嘉的《如此“说话”所谓哪般——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③在2014年4月19日的喻家山文学讲坛上，华中科技大学蒋济永教授认为，在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中，作者把讲述作为主要的叙述方法，小说失去了故事本身的力量。

④2014年4月14日下午，刘震云给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上完课后出席的媒体见面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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