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姗姗, 李艳红

(1.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2.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曹姗姗1, 李艳红2

(1.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2.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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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大多都是以几个主要人物作为代表，很少对其进行整体研究。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繁多，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内容，但其研究的对象单一，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明代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总体概括。

关键词：史学思想；明代中后期；综述

一、引言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明代基本上是一个被忽略的朝代，学界基本很少谈论。即使有所探讨，也是关于王世贞、李贽等个别人物的史学见解。但是，对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位大家进行的评论较多，并把他们的历史观作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对明代史学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在较大的范围内展开。其研究可归纳为背景概述、个案研究以及专题研究三个层面。

二、背景概述

吴怀祺认为“史学思想研究的对象，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归结起来是两个部分，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关于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2]。杨翼骧、乔志忠曾就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内容体系给定描述框架，认为“古代史家和学者对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论断，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3]。由以上学者的论述可知，史学思想研究的对象丰富，形成的思想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并且这些思想往往与史学活动有直接关系，它们要么是对史家修养的认识，要么是对史家修史目的的认识，抑或是对史家修史方式的认识等，当这些认识升华为一定的理论时，便形成某种观念或思想。史学思想的产生和内容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征，还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中国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遗传”，思考当代中国史学思想“至少两个点要考虑，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一是史学的民族性”[4]。总之，史学思想的提炼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研究史学思想必须结合一定的语境和氛围，从中找出可供后世借鉴的典范。

相比于其他朝代的史学思想，明代史学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明代史学思想的学者也较少。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说：“史学思想的活跃，这也是明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表现。”[5]关于明代中后期的史学思想，以陈建、薛应旂、王世贞、李贽、焦竑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描述了他们各自的史学思想及其特点，将他们作为明代史学思想的代表，从而达到论述明代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这一目的。如此安排可以展示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的成就，但是，这些学者的想法能否代表当时的主流思想，或者能否代表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也有学者认为，明代的史学思想有其独特价值。谢国桢曾说：“拿清代考据学家的尺度来衡量明代的学风，明代的学术思想自然是过于疏略；可拿明代学术思想的放达和记载朝野逸事的丰富来比较衡量，清代考据学家的末流羌无故实，不关痛痒的繁琐考证，那不更是显得索然寡味吗？”[6]谢国桢认为，清人批评明代无史学思想，不过是拿清代汉学家的考据学与明代“遍地撒花”式的作史方式相比，认为明代学者不够细致严密。

由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知，评价明代史学思想的价值，既不能只研究某几个人物的史学思想，也不能以清代的史学成就作为研究的对比对象，而是要深入挖掘明代史学思想自身的独特之处，进而探讨这些思想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明代史学思想活跃，揭示出明代学者面对僵化的传统和日新月异的现实，并非一味地服从，而是不断地通过努力改变现状，让史学研究朝着更加成熟、理性的方向发展。

史学思想的特征与其产生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宋代非常注重个人纲常道德的培养，形成了严明的“家礼”文化，“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认同与维护”[7]，理学家兼史学家的朱熹，其史著《资治通鉴纲目》就是一部强烈反映纲常伦理的著作。到了明代中后期，葛兆光认为，史学思想“未能冲破旧的封建史学体系，它仍以改良主义的手段为明王朝缝罅补缺”[8]。“在朝廷和绅士的重新强化下，通过教育、考试、宣传等途径，思想从‘创造性’领域进入到‘妥协性’领域。”[9]这种妥协性表现在史学思想上就是维护已有的统治，只做表层的改革而不做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在明代中后期，与李贽思想相近的史家并不多见。杨艳秋认为，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批判程朱理学、对经史关系重新认识、以史经世三股史学思潮。她认为这三股史学思潮“冲破了理学笼罩史坛的局面，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史学形成了与前期截然不同的特色”[10]。三股史学思潮影响私修史书大胆打破常规，各抒己见。并且，这三股史学思潮并非单线发展，而是遥相呼应，“随着批判程朱理史学思潮的发展，重经轻史倾向受到了人们的批判”[10]。钱茂伟的《明代的史学历程》将明代史学看作是与义理史学博弈的过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反义理史学的思潮，成为推动史学领域内出现反义理史学的著作和士人的动力，尤其以李贽为代表。

由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知，社会思潮对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反理学思潮，但学者忽视了一点，就是一个时期内思潮的产生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时代的呼唤也有学科内部发展的趋势性变革。要分析史学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思潮的影响，又受哪些思潮的影响，需要分析作史者生活的环境、机遇以及政局等相关因素。此外，汪荣祖还将官、私史学思想作了对比，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几乎没有与史官理念不同的私人史家。私人所著的是野史，诸如杂史、杂记、小说之类，既出于士人之手，无论观点与方法，未必异于史官，而私修虽偶有他书不可载的可贵记录，然而掌握史料有限，往往道听途说，真伪杂糅。”[11]由此可见，在汪荣祖的概念中，无论官、私修史书，其写史之人均为士人。士人、史官的知识阅历、政治观点、思维方式等没有太大区别，而私修史书与官修史书最大的不同是内容。私修史书因其接触的非官方史料较多，所以偶有可贵的记载，但需要仔细辨别其内容的真假。事实上，确如汪荣祖所说，官、私修史书在写作人员上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从史学目的上来说，求真、求训乃是官、私修史书共同追求的，所以两者的史学思想并无本质差别。

综上，学者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研究的范围广阔，有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有对与其息息相关问题的见解，但都缺乏专业的研究。明代史学思想究竟有哪些，产生的作用如何，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如何，都有待后人进一步探讨。

三、个案研究

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研究的个案很多。鲍永军的《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钱茂伟的《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判》(《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徐彬的《论王世贞的考辨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王燕的《王世贞史学研究——兼论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以及孙卫国的《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等，都对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做了细致而又全面的探究。

鲍永军从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学批评、历史观等方面阐述了王世贞博古通今、崇尚直书、重视史料考辨等史学思想，并认为他求真务实的思想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潮的某些特点。钱茂伟认为，王世贞批评春秋笔法、否定正统论、用历史主义与道家思想重新解读宋儒理论，力图做出符合历史本质的认识。徐彬从王世贞的史料学入手，考证了王世贞对史料范围的认识、对不同史料间关系的辩证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王世贞对明代史料的考辨。《王世贞史学研究——兼论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认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有着强烈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和求实的修史原则，王世贞之后的焦竑、何乔远、张萱等都受其影响。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对王世贞史学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他对史料的识别和尚实的研究上，以历史主义重新解读宋儒理论成为明代中后期批判义理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也是基于王世贞的求实思想。孙卫国著述的《王世贞史学研究》是一部全面研究王世贞史学的专著，论述了王世贞的史学批评思想、历史编纂理论，以及王世贞的明史著述与明史研究等。该专著的一大特色是把王世贞置于明代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将他与几名内阁首辅的纠葛做了细致的论述，这是研究王世贞史学思想的新思路，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明代私修史书史学思想研究颇受关注的还有李贽的史学思想。诸如，任冠文的《李贽的史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董宏卫的《试析李贽的史学思想》(《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陈欣雨的《李贽以史观〈易〉思想探微》(《福建论坛》，2012年第7期)、朱志先的《李贽的汉史学批评述论》(《兰州学刊》，2011年第3期)、任冠文的《〈续藏书〉的史论特色》(《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贾新奇的《论李贽的德才观及其社会哲学意蕴》(《唐都学刊》，2013年第4期)等主要以李贽的《藏书》、《续藏书》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李贽的史学思想为主线。任冠文的《李贽史学思想》在李贽的原著上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对《续藏书》进行了考证，从中梳理出可信、基本可信和可疑三个部分，为研究李贽的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他认为李贽史学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明代理学思想严重影响史学发展时，能在史学界独树一帜，甚至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志先在《李贽汉史批评述论》中提到，李贽在“研读汉史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展开富有个性的批评，对明代晚期的史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且就事论事，“较少言及他者，但其目的却是为了经世”[12]。陈欣雨的《李贽以史观〈易〉思想探微》认为，李贽将《易经》中“唯变”的核心思想运用到其史学思想的阐释中，认为经史一物，以史观《易》，以史统道，深层次地剖析了李贽“经史相为表里”的内涵。任冠文在《〈续藏书〉的史论特色》中说到，李贽的《续藏书》史论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味地“扬善不刺恶”，而是认为李贽采用了褒中寓贬的方式，其评判的实质与《藏书》没有什么不同。贾新奇在《论李贽的德才观及其社会哲学意蕴》中说，李贽的德才观念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智才的地位，贬抑德性，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德为核心的儒家价值理论中是一个极大的“背叛”。可见，学者对李贽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反传统的层面，即使是“求变”的思想也是为他反传统的观念服务。明代社会虽然经历着一些变革，但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李贽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李贽思想中必定有对传统因袭的一面，而这些因袭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李贽，如何被李贽吸收、同化而改革，这些应当成为今后研究李贽史学思想的一条新思路。

此外，对明代其他私修史书史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也有涉及。例如，孟凡云的《瞿九思的生平及学术特性》(《民族史研究》，2005年第10期)、刘天振的《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纂及其“史稗一体”观》(《复旦大学》，2011年第4期)、向燕南的《薛应旂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王海妍的《明代学者郎瑛思想探析》(《文化学刊》，2008年第3期)、林家豪著述的《沈德符史学思想研究——基于〈万历野获编〉的史料记载》(《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等对其他私修史书史学思想做了初步探索。孟凡云所著的《瞿九思的生平及学术特性》以《万历武功录》为研究对象，认为此书通篇直接描写万历一朝的朝政，“以独特视角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直面社会问题”[13]，补充了明代史著在内容上的先天不足。刘天振的《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纂及其“史稗一体”观》认为，王圻运用典制体和综合类书之体例，实践史、稗一体的思想。向燕南在《薛应旂的史学思想》提到，在经史关系上，薛应旂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不坏”的作用。王海妍在《明代学者郎瑛思想探析》说，在明代中后期经世思潮的影响下，郎瑛针砭时政，弘扬正气，主张博古通今，求实直书。林家豪在《沈德符史学思想研究——基于〈万历野获编〉的史料记载》提出，在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潮的影响下，沈德符之书架构起了“严于考辨，秉笔直书”的治史标准。

综观可见，对明代中后期其他私修史书史学思想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而且注重挖掘以非史学家身份写史的史学思想。当然，还应该注意到，除了理学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密切外，私修史书还兼涉史学、文学的内容，不免杂芜，选材也有不审慎的地方，体例不甚纯正。因此，学者在研究时应当对此类私修史书的史学思想予以辩证地评价，对其史学思想的价值不宜过高地渲染，客观地对待即可。

四、专题研究

部分学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编纂学思想做了研究，例如，吴漫的《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屈宁、王曼的《明中后期历史编纂学思想领域的新进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吴怀祺主编，白云所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等。

吴漫在《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中提到，明代学者灵活运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诸种体裁，条理纲目，剪裁结构，栉疏章法，表现出形式多样、书法独特、求实致用的历史编纂学特点。屈宁、王曼在《明中后期历史编纂学思想领域的新进展》提到，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盛行，在历史编纂思想领域中不断探索，在论述史家功用、史家素养、撰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并且，这些编纂思想的获得“从根本上讲，与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万历以后统治危机逐渐加深，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时代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风气，治学旨趣的重要转变紧密相关的”[14]。白云著述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卷》是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论述编纂学思想，与吴曼、屈宁等相比，并非按时间论述编纂学思想的阶段特征，而是从客观上整体把握编纂学思想。杨艳秋在《明代史学探研》一书中认为，明代私修史书的史学思想散见于文集、笔记中，主要涉及史学的功用、史书标准、史书体裁、史书繁简、史馆修史等。关于史学功用方面，以焦竑为例，他认为“史以经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很大进步；关于史之标准，也以焦竑的论述为例，强调信息的真实性；史书体裁沿用刘知幾《史通》对纪传、编年二体的评价；史书繁简提倡简要；普遍认为官修史书不如私修史书等。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学者对明代私修史书的体裁及编纂思想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所涉及，但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逃不出传统的模式。事实上，体例的变化、结构的安排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思想，这是学界很少注意到的环节。因此，具体分析私修史书体例变化的目的、结构安排的意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私修史书的史学思想。

五、结语

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史学思想极其丰富，其繁荣程度远大于明代前期，原因在于，明代前期“皇权同样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这种遏制并非依靠文字狱来实现，确切地说，它是依据真理的验证过程来达成。在明代前期，由《孟子节文》《大诰》和《性理大全》等”担当，“当这种平庸、空洞、重复的东西成为笼罩一切的思想时……又恰恰可能引出思想史新变”[15]。这种新变化一种情况下是由于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诠释出新的思想；另一种情况是固定的官方思想无可变通，掌握未来精神导向的士人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与当时官方话语不同的思想。这两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的繁荣，但这种繁荣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大相径庭。

对于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把眼光盯在史学作品上。明代学者修撰史书的同时，还修撰文集、为他书作序、评论等，这些都应该纳入研究史学思想的基本参考资料中，“知其言，知其所以言”，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史学思想的内容。但是，如前所述，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甚多，“成于一家之手，代表一家之言，对同一历史事件、人物描述，史家的视角不尽相同，发表的见解和看法并非一致。通常情况下，私家修史越是兴旺发达，史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状况就体现得更加明显”[16]。如何能在众多史学思想中披沙拣金，判断史学思想在经历沉淀和思考后，还能拥有一言九鼎的气势，一方面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他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需要放长眼光，了解对后世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的著述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以史为政。”[17]在私修史书繁多的明代中后期，其史学思想众说纷纭，但是基本观念始终与政治密切相关。无论是史学功用论，还是对史学地位的再思考，抑或是对正统观念的重新解读，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虽然在明中后期商品交流已经频繁发生，但“商人的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18]，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史学思想既想在史学上对政治有所帮助，又不愿经受政治的束缚。因此，探讨史学、政治的关系可以更好的理解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的史学思想，也能更好地反映出史学思想在史学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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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琪]

A Review of Studies on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AO Shanshan1, LI Yanhong2

(1.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2.BusinessSchool,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an,China)

Abstract：The present studies on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f the Ming dynasty mostly focus o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stead of adopting a holistic approach. A wide variety of private history books sprang up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f that period. Given the problems of present studies: undiversified object and limited research method, we summerized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f the Ming dynasty combining with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historiography thought;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review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5)04-0503-05

作者简介：曹姗姗(1988—)，女，河南巩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