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燕雄，曹 炎

（1．湖南师范大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湖南长沙410006）

“左”中右三报的抗日宣传比较研究*
——以广州战役、太平洋战争为例

肖燕雄1，曹 炎2

（1．湖南师范大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湖南长沙410006）

《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的抗日宣传报道虽然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但是在宣传策略和技巧上表现各异，舆论宣传效果多有不同。《新华日报》评论的内容以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心；《大公报》关注经济，关注民间，有其鲜明特色；《中央日报》的国际评论琳琅满目，较有深度和价值。“三报”对两场战争的宣传是一个历史性“褶子”，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对未来的历史走向起着建构作用。

抗日宣传报道；《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历史意义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民族的危亡，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暂时放弃了党派、门户之争，一致携起手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包括，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团结全国军民一致抗日。在战火的硝烟背后，也弥漫着一场场新闻宣传战。无论是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或者是中间派报纸《大公报》，都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为粉碎日本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之野心，为争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鉴于三家报纸同在国统区发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报纸，尤其是在抗战宣传中起到了莫大的正面引导作用，但是，又由于其宣传思想、宣传寄托以及宣传技巧等因素的不同，从而导致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因此，研究这三家报纸“抗战”时期的新闻活动，对于我们认识不同政治背景报纸的宣传路径与策略，找出战时舆论的有效宣传模式，总结战时舆论的历史建构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一 “三报”对广州战役的宣传

广州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是抗战时期广州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它从1938年10月13日开始至10月29日结束，历时半个月。《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以下简称“三报”）都对该战役的战况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和宣传。

战争刚爆发，《新华日报》就发表了叶剑英的文章《论日寇华南进军》，号召广东工人、千百万的农民、一切的抗日民众团结起来，“只有全华南的人民一致的团结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帮助军队作战，参加游击队协同作战，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下海去，赶出中国。”［1］七天后发表了汉夫的专论《广州击落敌机三十余架与十万民众游行》，他说：“这一伟大的胜利，和对敌军的严重威胁，是值得我们庆祝钦佩的，在华南抗战的继续中，我空军定能更有利的配合着作战。”［2］从21日至25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全国军民应该团结起来，坚持抗战。21日社论指出：“目前武汉虽到了最后关头，华南虽日益紧张，全国战局虽日益扩大，我们要到来的困难虽多，但是我们绝不应该自馁。我们要认识在战争的持久与扩大面前，敌人新的困难也正加多，中国人民要制死这条陷入泥沼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只有，在持久抗战中加紧敌人的困难，生长自己的力量，相信最后一定能够把已经陷入泥沼泽的敌人埋葬下去。”［3］文章赋予日寇以“蛮牛”的象征，具体可感，有较好的接近性效果，而且，将敌方是“陷入泥沼的蛮牛”与我方“坚持持久作战”对照列举，其结果不言自明。22日的社论说：“在战斗的前线上要努力阻止敌人的继续前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用灵活的战术去巩固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战争，投身军队；在沦陷区继续生长有生力量深入敌后，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教育敌区民众，参加或配合参加游击战；。”［4］25日社论《坚持持久战》强调战争不会马上结束，要取得胜利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军民必须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坚持持久抗战。纵观《新华日报》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团结”、“持久抗战”“发动有生力量”等内容，亦即，《新华日报》的宣传主要是针对我方广大民众，主张在长期的战斗当中发展新生力量，持久抗战，在全国军民一致努力下，“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下海去，赶出中国”。其言论一再重复“发展新的力量”“持久抗（作）战”等理念以追求宣传效果。历史证明，这种重复是有效的。恰如拉尔森所言，重复也是重要的符号操纵，仅仅简单地重复也能造成受者对传播内容的好感。［5］88重复是宣传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央日报》于16日发表社论指出：“何以敌人忽然在本月十二日发动华南的军事行动呢？这是因为它进攻武汉的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伤亡数万，士气萎靡，故不惜冒险作孤注之一掷，以图牵制我国保卫武汉的力量”，“但是他本身的兵力也必须受到牵制，而我则到处严阵以待，结果是两方面愈陷愈深以至于不能自拔。敌人进侵华南在军事上是冒险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英法美等国自坐令日寇横行无阻，将自己辛苦经营的，置于不顾，尤其是敌人得志，英法美在太平洋印度洋的一切将失了控制维护的藩卫。在最近的将来，可以预测到敌人在外交上甚至于军事上的焦头烂额的消息。我们最后的胜利有绝对的把握。”［6］此后十几天，《中央日报》的宣传口径都是以鼓舞国人斗志为主，特别是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强力干预上。广州沦陷后，《中央日报》的社论强调：“广州陷落的消息，各方似乎都表示惊讶，我们对于华南门户的沦陷，固然伤痛，然而并不惊讶，广州陷落对我抗战全局形势，更没有特殊的影响。广州虽陷，我们的抗战当然照旧进行，广州既陷，我们的抗战战略或更能得到极好的教训……我们承认军事有顿挫而未有大失败，因为敌人倾全国之力以侵我，经一年又三个月，始仅得陷我江海各城邑，其始求速决而不得，我国固困，敌人又何尝不是？战线拉得越长，对我越有利。”［7］总之，战争刚开始时，《中央日报》的评论对广州战役持乐观态度，认为日军发动华南的军事行动会让他们“摸向自己的墓地”，会令其自取灭亡；同时认为，华南是美英法等国的利益所在地，日本不敢有大动作，美英法等国也必然会对日军采取强硬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后来，随着国军的溃败、日军的深入，《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社论与评论文章，说“我们承认军事有顿挫而未有大失败”，认为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华的军事计划就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其宣传口径以预言敌方失败、鼓舞我方斗志为宗旨，宣传话语无变化、无新意。拉斯韦尔曾经说过：“坚持强调敌人的软弱以及培养公众对于敌人马上就要崩溃的预期，这种做法其实是鼓励公众产生可能会被无限期推迟的希望，而因此带有幻想破灭、消沉以及失败的危险。”［8］93从这一角度看，《中央日报》这么宣传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是很冒险的。

学者刘海龙说，宣传的效果之—是，在“塑造认知方式”或者“对现实的认知”里进行选择。［9］《中央日报》的上述宣传以追求塑造认知方式为鹄的。虽然该报的广州战役新闻充满对战况的片面的浪漫报道，但是，该战役的战况毕竟是惨烈的，战局毕竟是失利的。所以，以什么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这一现实比直接认知这一现实更有宣传效果。因为这样，“可以通过转移公众注意力来抵消坏消息和不利批评的影响”。［8］166《中央日报》社论从广州战役发生的事实性原因（日军“进攻武汉的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逻辑性结果（“我们的抗战战略或更能得到极好的教训”、“战线拉得越长，对我越有利”，敌人“求速决而不得，我国固困，敌人又何尝不是”“必将引起……英国，法国，美国强烈的反应”）两方面塑造了一个对该战役的认知框架，避免了对现实的直接认知的宣传困境。要而言之，在广州战役中，《中央日报》把抗战的胜利主要寄托在西方列强的援助等逻辑推断上，而不是全力号召广大人民面对现实，通过实际的努力去争取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的根本不同之处。

《大公报》（汉口版）也是从10月13日开始对广州战役进行报道的。当日社评指出，敌寇侵粤是穷途心理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气衰力竭的最后挣扎，同时说明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敌军进犯广州蓄谋已久，敌人进攻华南并非兵力大增，相反的，正因为一年多的侵华战争，损耗极大，而目的却不达，我越打越坚强，可以说是气衰力竭之最后的挣扎。”“敌人南进的目的不止侵略中国，同时威胁各国，而英国更首当其冲。日本吞并中国，实在不能，然而从海上威胁亚洲的英国，却是可能的。”［10］15日社评则说，敌人攻广东是速战速决以灭中国的毒计之最后挣扎，这种毒计，是当然要失败的，呼吁：“全中国民族，当然要更团结，更努力，所有全国之人力智力才力，更要完全集中在抗战军事之一点，一切人都动员，一切事业都加进，以打倒其进攻，以无效其封锁，以破坏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一切”。［11］《大公报》对宣传效果的追求与《中央日报》趋同，也是以“塑造认知方式”的模式进行宣传，只不过不同的是，它注重从心理分析（如：急躁、毒计等）的角度找到认知切入点。18日，《大公报》迁往重庆，直至12月1日，在重庆重新出版。《大公报》在重庆复刊后认识到，抗战的大局必须立足于国内，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经济建设同时有效利用外交手段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并提出了经济强国的抗战救国的独特思路。而从其在广州战役中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大公报》没有自己独立的宣传策略，还未形成该报抗战时期主打的经济救国的主体思路。

二 “三报”对太平洋战争的舆论动员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大战爆发。“不久，为数众多的宣战照会从四面八方纷纷送来。战争开始具有普遍性，开始成为世界大战，其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12］259－260《新华日报》等三家报纸对这次大战都作了比较详尽的报道。本文选取大战爆发的头半个月内“三报”的有关文本做具体的解读。

对于太平洋战争，三家报纸在新闻消息的采写与报道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地域的劣势，在战争爆发期间，“三报”只有介绍战事进展的战况简讯，没有针对战场一线的通讯特稿。它们对太平洋战争的关注主要以评论性文章为主；另外，《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还编写了许多有关作战双方的背景性资料。

《新华日报》对太平洋战争的宣传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在这段时间里，共发表了七篇相关的社论，另有四篇分析世界战争局势的文章以及两篇介绍战况的背景性文章。它没有像《中央日报》那样，对太平洋战争做大规模的策划报道，而只是多做冷静的分析，让人们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如，它理性地指出：“日本强盗突然的对英美挑衅，这绝非偶然。东条内阁，本是战争内阁，本报过去曾一再指出它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相关，不分彼此，”“最后，更说到我们自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四年半即已站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最前线，百战不懈，以迄今日，自今之后我们更应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强国内政治团结，增强军事力量，积极的与美、英等国配合作战，以更大的牵制日寇兵力，加紧发动局部反攻并准备全面反攻，总之，我们抗战形势是日趋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力戒虚浮的乐观心理，应知目前更要加倍团结、加倍努力的时候，千万不能松懈。”［13］此时，共产党方面热切希望国民党政府以“团结”为重，因为抗战“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使国民党占尽优势。［14］34而且，此后的1942年，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往复的电报中多次提醒，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故而，《新华日报》在宣传统一联合作战的基础上还多次提到国内民主政治的建立，以及各党派的联合等问题，力求抗战统一战线的加强与巩固。由此可见，《新华日报》并不着力地为了宣传去“提供现实”，而是力图在宣传中去为未来“创造现实”，或至少是为未来的现实打下伏笔。此时，《新华日报》的思路更开阔，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方面（如民主、自由的理念），超出了其他两家报纸，且逐步奠定了该报的宣传口径（有学者分析，民主、自由是《新华日报》的斗争手段也是革命目标。他们统计，《新华日报》在1940、1941年有关民主自由言论的篇数每年分别有2篇。从1942—1945年，其篇数分别是7、10、29、20篇。［15］）总之，从其中言论性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新华日报》的两条宣传主线是：团结国内外全部力量坚持抗日；倡议实现民主政治，建立统一战线。其实，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证团结所有力量，也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在宣传的同时，共产党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由此也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结果是，通过精心安排的正面形象符号便可径直“制造同意”［16］达到一致。

《中央日报》12月7日、8日的“国际周观”发表文章《美日谈话迄无眉目，暴日欲拖延时间》，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日本的阴谋骗局，大战一触即发。12月9日第二版全部为美日战事，头条为《暴日对美英开战》，当日社论为《太平洋战局的关键》，“本报资料室”文章是《美日战场中几个据点的介绍》。它基本上奠定了该报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版面结构。《中央日报》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宣传、报道是三家报纸中最为详尽的，从7日的“国际周观”对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到22日的“每周专论”对日寇失败命运的断定，《中央日报》在这半个月内，报纸的大部分版面都是太平洋战争的内容，不仅每天有详细的战场电讯消息，还有大量的新闻评论。大战开始的一周内，《中央日报》所有社论都是针对大战而写，《中央日报》本报资料室还编辑了作战双方的大量背景资料，同时还请专人撰写评论性文章，对大战的形势做详细的分析、深度的探解，表现出了官方报纸的理性与深度。其言论性文章的观点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号召世界上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同盟、统一作战；二是预言日本陷入困难、必先瓦解、终将失败，民主国可以速战速决。而呼吁建立国际同盟的话语中，依赖国际力量支持国内抗战的心态昭然若揭，也就是当时有分析人士所总结的：“大战对中国有利”。事后证明，其分析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困局、中国对日寇的牵制作用等方面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其加强国际军事同盟、建立统一作战机制的建议也被事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是至为确当的策略。但是，《中央日报》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对于再衰而竭的日寇，则应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与这种盲目乐观相应和，《中央日报》的评论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呼吁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建立统一战线、协同指挥、联合作战、寻求国际援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战场的重要性，过分地看重国际战局而不注重自身抗战力量的发展，企图通过外援而非自力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至于说到“对于再衰而竭的日寇，则应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可以用人力、物力支援国外的反法西斯斗争，则更是纯属美国学者法兰克福所言之“扯淡”。说这是扯淡，倒不是因为它们故意作假使之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在于它们虽是骗人的东西，但这个骗人者不是着意去欺骗，而是不顾事实、只顾“忠于自己”地去挑选或编造符合自身目的的话。［17］61总之，《中央日报》在分析国际形势时高屋见瓴，在应对国内局势时却手足无措。

12月9日《大公报》（重庆版）头条为中央社提供的稿件《暴日对英美宣战太平洋大战爆发》，当日社评指出：“暴日对英美的进攻，是侵略者的最后冒险，也是日本民族最后走向切腹之路。日本与中国打了四年半，其力量本已消耗大半，现在对英美开战，其海军既非英美之敌，空军尤其不成比例，暴日这种孤注一掷的干法，任何人皆知道是一种自杀行为。”“中英美苏荷等反侵略国家应该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以争取反侵略国家的一致胜利。”［18］并郑重说明中国的立场，向日德意三侵略国宣战，统帅所有的兵力民力做英美等国的后援。第三版则为孙科的讲话稿《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大公报》对太平洋战争的宣传、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共计发表了六篇社论以及四篇相关评论性文章，内容主要涉及大战爆发后，日军将面临严峻的战争形势，必将走向“切腹之路”，中国战局面临重要转机，对于太平洋战局不要过分乐观等。同时《大公报》没有像《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那样将报道的重点一直放在对于世界战争局势的分析以及作战双方军事力量的介绍上，而是放在了战争爆发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上，提出了战后发展经济财政的意见，多次强调在经济上要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应该监管金融、保障物价平稳，走经济强国的道路。其宣传、报道有三大看点：一是与《中央日报》一样，主张对日联合宣战；二是力主苏联对日作战；三是深切关注战后中国经济问题。《大公报》也与《新华日报》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形势既乐观又担忧，乐观都是为了号召国人坚持抗战，《新华日报》是这样，《大公报》也如此，正如有学者说：“张季鸾就认为，在抗战的大形势下，要‘报喜不报忧’。为此甚至不惜进行一些夸张和虚构，以鼓舞人心、鼓励士气。新闻如此，评论亦然。他一再发表乐观评论，比如断言‘日本就要进攻苏联’，为国人进行‘打气’。”［19］但担忧的表现则不同，《新华日报》是对战斗艰苦性的担忧，《大公报》是对战后经济困难和资源缺乏的担忧。

三 三家报纸“抗战”时期抗日宣传的特点

“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8］173“在已过去的大战的那些著名的胜利中，宣传已发挥了重要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8］174可见，在战争时期，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何等重要。本文通过上述“左”中右三报的战时宣传的分析，再结合对“三报”其他时段和版面的表现（如三家报纸的“七七特刊”的表现）的总结，可以见出“三报”的抗战宣传有如下特色。

评论文章是三家报纸舆论宣传的重点。《中央日报》做得最出色的是国际评论，从1940年10月开始的“国际周观”栏目，系统阐述了纷纭变幻的国际局势。《大公报》最为出名的是其每周末的“星期论文”，作者多为名人，事涉方方面面。而《新华日报》充分利用资源，将党内人士的评论与读者、友好人士的评论结合起来，构成了抗战时期评论的一道独特的宣传风景线。按照伯内斯的观点，宣传和民主可以共存，不同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宣传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并不必然存在垄断议论市场或者违反传播伦理之处。［9］77《新华日报》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副刊在抗战舆论宣传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总不外是宣传”。［20］《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大公报》的“战线”，《中央日报》的“平民副刊”都是其突出代表。但是《中央日报》的副刊宣传本党政治的目的性太强；“战线”则全面摆脱党派政治性，一切与抗战相关的言论，都是其鼓励的对象；“新华副刊”将政治性与抗战的紧迫性巧妙地结合，既达到了联合民众抗日的目的，也树立了共产党人良好的形象。

另外，《大公报》的宣传尽量避免政治上的争论，其内容更多地侧重国内经济的发展，力图走经济救国与奋发自强的道路，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设想都很有见地。《中央日报》在宣传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党派之见。同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内容比较片面，报道手段与写作方式也相对比较刻板。《新华日报》的报道方针则较为灵活，无论党内党外，只要对抗战有利的事件都是其报道的重点，同时也比较注重与读者以及党外民主人士的互动。另外，《新华日报》的宣传内容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如，一篇发表在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上的名为《抗战三年来的宣传鼓动战》的文章，对抗战以来共产党宣传手段、策略和效果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对今后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在宣传的内容上，要“按不同的时期而有所偏重”；二是在宣传的策略上，我们要以积极的言论“鼓动中国人民抗战勇气”；三是在宣传的方法和途径上，要加强与苏联的塔斯社、《真理报》等国外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据老报人舒宗侨回忆，《新华日报》是当时采用塔斯社稿件最多的报纸［21］），这些力量与我们的宣传主力，“奠定了中国宣传鼓动战的胜利基础”。［22］以上建议在《新华日报》的两次战争宣传中都可以见到具体的表现。它先是坚持“持久抗战”，后来一以贯之地转向以宣传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军民抗战为核心，因此，在新闻素材与报道条件相对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

总的来说，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三家报纸通过战时宣传，向人民传达坚持抗战的信念，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宣传以报道为基础，或者报道本身就是宣传。所以有必要考察“三报”的报道与宣传之间关系的状貌。但是，通过对“三报”的抗战报道研究，笔者发现它们的报道存在着如下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首先，报道的平衡性欠缺。报道胜利的消息是有必要的，但是也有必要报道有关损失的消息，也要报道敌人胜利的消息。战斗中必有伤亡、互有胜负，如果单方面地报道胜利的消息，只会在某种程度上麻痹人民。三家报纸的战地新闻都存在着只报喜不报忧的宣传理念，其中尤以《中央日报》为甚。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以军队在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来激发军民抗战积极性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报纸就会丧失客观性和公信力。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敌我双方都有正面报道，但以我方的成功去抵消敌方的优势。“宣称敌人从未取得任何战果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有关敌人取胜的沮丧消息应该用与此同时的胜利消息来抵消。”［8］165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公布损失情况的同时，适当增加战斗场面中英雄形象的英勇行为的报道，以抵消民众的悲观情绪。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敌方的观点出现，并进行必要的讨论。“在事件的发展出现异常情况时，对‘反对观点’的寻求”，只不过这种寻求“也仅仅是在极窄的范围内进行，仅限于在战术的范围内进行探讨”，而且要从“官方给定的前提出发”。［23］155

其次，报道的说教味太重。报道的材料要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即使是在特殊的战争时期也不应该是单纯的政治宣传。“三报”抗战时期的报道很大程度上都是长篇累牍的政治宣传。宣传味太重，新闻性不强。好的宣传应该多用形象的手法描写敌人。“将对立国家描述为恶魔，它违背了整个群体的所有道德标准，侮辱了集体自尊。仇恨的维持需要持续不断地直接描述敌人的危险性、破坏性和穷凶极恶直至最终胜利。”［8］161如果在抗战特刊上设立专栏报道敌军的具体暴行以及普通群众的具体反抗事迹，更能够调动大众抗战情绪。

最后，报道的真实性保障方面有漏洞。“左”右两家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深入到对方党派主战的战场上去采访战况现场（而对于没有国共两党参与的太平洋战争，两报则都竭尽全力地宣传报道），于是导致它们的一些战地新闻其实并不真实。例如，《新华日报》的许多战地通讯都是根据其他报纸杂志以及读者来信，进行编辑加工而成的。按当时特殊情况下的一些人的新闻观念，新闻媒介可以通过对有用素材的再创作，以达到有效的宣传目的。但是如此，新闻最终难免有失实之虞。为宣传而失实者不为《新华日报》所独有。颇获公信力赞誉的《大公报》在1940年初披露日汪密约时就有意发布假新闻以作宣传。［19］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编纂《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就注意到历史和新闻关系复杂，慨叹报上发表的战讯与历史的直接记录、阵中日记、战斗详报之间颇多距离。“因为公开发布的战讯，不仅要谨防机密泄漏，更需具有鼓励民心士气的宣传作用。”［24］对此，曾为战地记者的学者曹聚仁也有切身体验。如，他曾说过：报纸所刊载的淞沪战场的战情和真实事实是大不相同的。［25］令宣传者纠结的是，正如伯内斯所认为的那样，宣传并不等于“提供事实”，但又不能罔顾事实，否则，那就是法兰克福所言的“扯淡”。如何处理事实与宣传的关系？拉斯韦尔的建议是，可证伪的事实和近期的事实不可向壁而造，但对于遥远的事实可以不管不顾：“关于真相与宣传的真理似乎是：在宣传的政治目的达到之前，运用可能被某些不可隐瞒的事件反驳的材料是不明智的。承诺将在最近某个具体的日期取得胜利的做法也是愚蠢的，因为预测可能被某些事件改变，从而导致沮丧与怀疑的恶果。稳妥的做法是断言最后的胜利肯定能实现，尽管任何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都不会认为这些说法已经过证实，因为在达到政治目标的希望实现或完全破灭之前，不可能反驳这样的论断。”［8］168三家报纸的宣传压倒新闻，其话语多是没有提供多少事实的“光明在前”的豪言壮语。著名历史学家、曾为“业余新闻记者”的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说过：“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26］可是不管怎样，这还是“缺乏一种在乎事实的关心”，还是一种“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17］47它还是在“罔顾事实”。

笔者在另一篇比较三家报纸“七七特刊”抗战宣传特色的文章中的结论，与本文的发现大略一致。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说：《新华日报》通过“七七特刊”，加强与著名民主人士、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各种主体都在上面发言，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大公报》的“七七特刊”版面不多，视角倾向于普通民众，注重来自底层的声音、民间的声音，注重国内经济的发展动向与国内文艺运动、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等内容。《中央日报》的“七七特刊”版面多，涉及内容广，但所刊登的文章一般都是政府要员的经验总结报告，文本形式单一，从前期的抗战工作报告，到后来逐步演变为国民政府工作报道，有打着抗战旗帜，宣扬政绩之嫌。［27］

《新华日报》的发展力量、团结抗战以及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中央日报》宣传报道中“制造同意”的手段和理念的匮乏，《大公报》的书生意气式的谈“经”说艺，只有当历史翻到今天，我们才幡然醒悟到，这些细密的“褶子”里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涵乃至策略，而这些内涵和策略包蕴着各自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又因多种历史机缘最终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最典型者莫如《新华日报》的“抗日统一战线”宣传表现。从开始的“团结抗日”、“建立统一战线”到抗战后期的“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一切显得那么顺风顺水、环环相扣。于是，“十分明显，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军事节节失利，其长期实行一党独裁所形成的积怨已经日益膨胀起来，此时不论国民党在宣传上再施展何种策略，一旦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党专政问题，陷于被动的只能是国民党，其舆论最终也必然倾向于共产党一边”。［28］难怪蒋介石曾说：“让《新华日报》出版，这是我们的大错误。”［29］

［1］叶剑英．论日寇华南进军［N］．新华日报，1938－10－13（1）．

［2］汉 夫．广州击落敌机三十余架与十万民众游行［N］．新华日报，1938－10－20（1）．

［3］陷入泥沼的日本军阀［N］．新华日报，1938－10－21（1）．

［4］在战斗中去生长新的力量［N］．新华日报，1938－10－22（1）．

［5］Charles U．Larson．Persuasion：Reception and Responsibility［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8．

［6］日寇侵扰华南［N］．中央日报，1938－10－16（1）．

［7］广州陷落［N］．中央日报，1938－10－23（1）．

［8］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 洁，田 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41．

［10］敌寇侵粤［N］．大公报，1938－10－13（1）．

［11］分析敌人亡华毒计［N］．大公报，1938－10－15（1）．

［12］K．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3］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恶魔的时候到了［N］．新华日报，1941－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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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珂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of the Left，Middle，and Right Newspapers——Taking Guangzhou and Pacific War as Examples

XIAO Yanxiong，CAO Yan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2．Management Committee of Ningxia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Changsha 410006 China）

Although the central content of“Xinhua daily”and“Ta Kung Pao”and“Central daily”concentrated on the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the performance about publicity strategy and skill were different which lead to different propaganda effect．“Xinhua daily”，which had colorful public space，contained various things；“Ta Kung Pao”，who concerned about people，economy and the arts，had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Central daily”，which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organize and mobilize all kinds of resistance strength，had monotonous speaking and preferred to summarize political performance．These reports，which concerned abund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are a historical“fold”，which can establish the history．

Anti－Japanese propaganda；“Xinhua Daily”；“Ta Kung Pao”；“Central Daily”；historical significance

G216．1

A

1674－117X（2015）04－0089－07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19

2015－03－22

肖燕雄（1965－），男，湖南新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媒法制、新闻理论与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