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纳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音乐文化交流参与者的枢纽作用
——以唐朝时期我国与西域、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为例

马维纳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借鉴季羡林先生所提出文化交流双向性的观点为伊始，以我国唐朝时期在西域及亚洲周边诸国音乐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枢纽作用为例，阐述音乐文化交流的每个参与者都能够且应当成为音乐文化交流的通道，承担起文化“中转站”的任务，积极有效地发挥其枢纽作用，使音乐文化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以此促进世界音乐的繁荣发展。

音乐文化交流；中国唐朝；枢纽；西域；日本

自季羡林先生提出文化交流双向性的观点后，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赞同。确实，将长时段的历史现象进行观察，一定时期内以文化接受为主的一方也有可能在另一阶段反哺原来以输出为主的一方。甚至，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实际上对强势一方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输出”。

本文无意对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文化双向交流的合理性进行重复地论证。文章将借鉴季羡林先生文化交流双向性的观点，以唐朝我国在音乐交流中所具的特殊地位为例，阐述一些笔者有限的认识。音乐文化交流仅就交流双方来看无疑是双向进行的。倘若以某一国家为主，观察与其进行文化交流的诸多对象，后来学者不难发现，它在其中，不仅扮演着音乐文化双向交流过程中输出、输入的角色；在与更广泛国家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过程里，它同时承担着文化“中转站”的任务。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观点有偏颇、用词不当之处，希冀与阅文者能够进行交流，并予以指正。

一、音乐文化的输入和输出

1.对域外及域内少数民族音乐兼容并蓄

唐朝盛世，国际环境稳定，周边国家臣服，我国对外来文化奉行“兼容并蓄的”的方针，与日本、朝鲜、印度、阿富汗、阿拉伯等其他亚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国内实行“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政策，政治局势良好，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百姓安居乐业。

强盛的国力既是音乐发展重要条件，也是音乐传播有效的推动力。唐朝经济政治的强盛，无疑为音乐艺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充裕的经济基础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当时乐器种类繁多、音乐形式丰富(九部乐、十部乐、坐立部伎、曲子、大曲)，琵琶演奏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唱的成熟(变文)、出现诸多广泛流传的作品(绿腰、霓裳)、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段善本、白明达)、音乐著作甚多(乐书要录、教坊记)。此时的音乐被杨荫浏先生评价为“在当时的亚洲居于先进的地位。 ”日本将由我国传入的音乐称作“左方乐”就是最好的例证。

然而，与通常的认识恰恰相反，尽管唐朝国力强盛，在其音乐文化方面却出现了西域文化风行的情况。有诗篇这样讲到：“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务”；另有诗人白居易的诗作《胡旋女》可佐证：“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胡舞胡乐在唐朝盛行状况。

同时，大量域外及域内少数民族音乐与我国原来的音乐进一步融合，“在著名的‘十部乐’中，七部属于‘外国’音乐，只有‘清商乐’‘燕乐’算是纯粹的中乐。 ”而晚于多部伎形成的坐立部伎“所用伴奏乐器，大部分是龟兹与西凉等少数民族的乐器 ”，并且“《坐、立部伎》创作曲调普遍应用龟兹及西凉音乐。 ”

西凉乐和龟兹乐是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凉乐是汉族音乐和龟兹乐融合的产物。龟兹地区则“成为我国同西方印度、伊朗等国进行文化、商业、贸易等交流的地势要冲…… ”，并且它“可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更加多一些。 ”这样看来，龟兹地区的音乐不仅会受到印度音乐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受到其他西方国家音乐的影响。

由此推测，即便是从我国传入日本的唐燕乐，若究其源头，也难免有从西域传来的音乐经过融合、改造的成分。二十八调理论体系是隋唐基本的宫调理论，琵琶则是唐燕乐重要的乐器。今人普遍认为，此理论是郑译在龟兹琵琶演奏家苏祗婆的启发影响之下提出的。而藤原贞敏在留学归国后“把日本传统调弦法与从唐朝学来的多种调弦法加以综合，制定了风香调、返风香调、黄钟调、清调四调为中心的日本雅乐琵琶谱的调弦规范 ”。基于以上材料，我们是否可以推测燕乐二十八调与古时日本调弦法之间会存在一些联系？由于自己学识有限、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因此，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

西域音乐是唐王朝音乐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来自亚洲周边国家的《高丽乐》、《扶南乐》亦在唐多部伎中占有一席之地。唐朝我国音乐文化强大的容纳力由此可见一斑。

2.对日本音乐影响深远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与繁盛的时代。”当时我国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伴随其强盛的国力对“亚洲地区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其音乐文化影响力甚至远达印度：据《大唐西域记》记载，拘摩罗王对唐朝的《秦王破阵乐》有所耳闻。

在众多亚洲国家中，笔者仅以日本为例，论述我国唐朝音乐文化的输出。此时日本处于飞鸟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日本继派出遣隋使后，又不断地派出遣唐使团，全面吸收借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医学、建筑等多方面成果，使日本社会在原有基础上，各方面均获得显著的发展。音乐自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遣唐使团赴唐学习人员中，与音乐学习相关的有“音声长”、“音声生”以及留学生。张前先生认为：“音声长”、“音声生”除了在使团的仪式活动中担任演奏日本音乐的工作外，“在中国逗留期间学习与研究中国音乐是音声长与音声生的另一重要任务。 ”留学生在学成归国时往往携带大量乐器、音乐书籍。他们通过自己在唐学习的演奏技法及音乐知识为日本音乐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吉备真备和藤原贞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吉备真备通过此书(指《乐书要录》)首次向日本介绍中国音乐理论，为确立日本的音律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奉为日本琵琶祖师的藤原贞敏在唐朝学习后，将我国的琵琶演奏知识带回日本，对日本琵琶音乐的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

除日本派使团前往我国学习之外，我国也有音乐家赴日传播唐朝音乐，并为中日两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著名的有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和袁晋卿。黄甫东朝和皇甫升女长期留在日本从事唐乐演奏及传授的活动，后来皇甫东朝还被日本任命为“雅乐员外助”。

二、唐朝时期我国在音乐文化交流中的枢纽作用

唐朝以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改变了自周以来对待音乐文化“恐夷俗邪音乱雅”的传统，自信地实行“兼容并蓄”政策。唐朝音乐不仅广泛汲取域外及西域各少数民族音乐的养分，在吸收、借鉴“外”来的基础上使自己的音乐文化繁荣发展。此时音乐文化在艺术形式、乐器、乐律理论、名家、名作等方面均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言：“在三分之二‘外’来音乐包围下，唐朝使自己的音乐进入了中国音乐史上的‘黄金期’。 ”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唐朝在自身取得音乐文化大发展的同时，凭借自身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对亚洲周边各国的音乐产生深远影响。它将人类宝贵的文化、智力财富与周边地区、民族慷慨分享，并以此推动了亚洲诸国的音乐文化发展。“从平安初期的日本来看，当时对中国文化的输入抱着极大的热情，并努力将纯粹的中国文化实施于日本。 ”《隋书·南蛮列传·林邑》曾载：“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冯文慈先生认为：“所谓‘颇与中国同’，与中国音乐文化的长期浸润有关。 ”

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等是各民族礼佛的圣地，也是大唐与西方交流的窗口。

“敦煌是仅次于长安的俗讲、说唱文学、变文的场所，……变文……成为商旅和过往人士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许多俗讲文学的卷子被他们带走，流传四方 ”。按常理说，被带走的“卷子”中应当包含与音乐相关的资料。

敦煌是大唐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一条通道。我国唐朝音乐包容力之强上文已提到，唐九部乐、十部乐中除西域音乐外还有来自域外的《扶南乐》和《高丽乐》。根据季羡林先生文化交流双向性的观点，经过这个通道向西方传播的文化中难免会有日本、朝鲜等其他亚洲周边国家的音乐文化。因此，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唐朝，我国凭借其经济政治实力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确实会在亚洲以及西域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其关键性的枢纽作用。

三、结语

知古鉴今，唐朝对待音乐文化开放自信的态度，令我国的音乐艺术在各个方面均得到长足发展。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传播媒体的现代化程度及交流手段的多样性与唐朝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时下，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开展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充分汲取各个国家地区的音乐文化养分；更加重要的是，每个文化交流的参与者都应当积极地承担起中转站的任务，将自己从音乐交流中获得的文化成果，慷慨无私地与更广泛的地区、民族共享，以此来推动世界音乐的进步。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交流双方，也有利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同时更有利于地球上各地区、民族音乐的共同繁荣发展。

[1]冯文慈.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J].中国音乐学,1997，(2).

[2]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6]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乔建中.我的中西音乐交流观[J].黄钟,1991，(1).

[8]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9]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0]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11]赵维平.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12]南谷美保著.日本文化大讲堂·音乐[M].吕顺长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095-4654(2015)08-0117-03

2015-04-07

J60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