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厚亮

整个公益行业在创新，把有限的资源应用得更有效率

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慈善家》：201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两个项目受到广泛的瞩目，一个是“饥饿24小时”，一个是徒步挑战的“善行者”。作为老牌的公募基金会，这样的创新并不容易吧？

刘文奎：的确，与我们原来习惯的、固有的工作方式相比，这两个活动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它的运作方式、使用的工具，包括需要的技能，跟原来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并未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创新求变一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追求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团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我们基金会的年度主题就是移动互联网，要求全员都要了解移动互联网，应用移动互联网，要有移动互联网的思维，要掌握它的方法。

《中国慈善家》：此类创新对基金会的发展，例如募款是否带来积极效果？

刘文奎：这两个项目2014年的定位是传播项目和公众倡导项目，而不是筹款项目。这是一种创新的形式，可以带来更多公众的参与和关注。

像“善行者”，从反馈的情况看，满意度超过90%，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当时定的目标是80%以上的满意度。从传播、倡导的效果来看，非常好。

像“饥饿24小时”这样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倡导活动，成本要比以往的线下活动低，准备时间还短，但是影响却更大。以前做倡导活动，开一个大会，搞一个仪式，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不少，但参与的人有限，影响也不大。

《中国慈善家》：不过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创新还是有限。你的观察是？

刘文奎：横向与其他领域相比，公益行业的创新也许还不够，但是纵向与以前的慈善行业相比，最近这几年，以基金会为代表的公益行业的创新和活跃度比以前增加了，大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资源特点，根据自己的宗旨以及特长，不断地尝试各种创新。

《中国慈善家》：活跃度增加的原因有哪些？

刘文奎：给行业带来活跃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比以前更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扶贫济困中的作用。政策的导向与鼓励，提供了非常好的宽松的环境。

第二，政府开始尝试提供资源支持，包括政府采购服务。民政部试行采购社会组织服务已经好几年了，每年两个亿；其他各级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尝试，都在拿出资源。虽然目前资源还不算很多，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不仅在政策上鼓励，而且将来会有实质的资源投放。原来很多的机构苦于没有资源，这样，会吸引很多组织，很多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

第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很多人的经济问题解决甚至实现财务自由之后，他们可能有余力关注公益，甚至有些人退出商业经营，加入到公益行业。这些人的商业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把商业的运营思维和经验带到公益里面来，肯定会带来一些非常创新的做法。

第四，还有一些年轻人，比如“80后”、“90后”，可能不像“60后”、“70后”的经济压力那么大，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这样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就可能加入到公益行业。年轻人加入，必然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中国慈善家》：基金会的活跃度增加，除了创新项目，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是否也是活跃度增加的表现？

刘文奎：对，项目创新也好，公益与商业结合也好，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用得更有效率。比如基金会的投资问题，保值的问题，原来一方面是因大的政策环境所限，不像现在这么思维活跃；另一方面公众接受程度也有限制。因此大家比较保守，甚至不敢作为，造成资源的浪费，但保守却未必是合适的做法。比如我们一年筹几个亿，筹来的钱不可能一下子全花出去，有些资金要留在账户上一段时间，你最保守的办法，可能是放在银行，活期的存款，流动性又好，又安全，随时项目都可以用。但是这种方式也是回报率最低的。在通胀的情况下，钱在贬值。所以有时候所谓最安全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负责任的办法。

《中国慈善家》：其实这是对善款的不负责任。

刘文奎：贬值就没有让资源最大化、最高效使用。所以如果政策上没有限制，公益组织去做一些积极的保值增值的活动，是基金会管理的题中之意。投资一定会有风险，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是我觉得只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决策管理程序，应该鼓励大家去尝试。

对于资金管理，我们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从2012年开始，我们尝试完善投资保值增值的决策体系，有专人来管，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提高我们的效率。两年来，我们认真负责地研究怎么保值增值，收益明显比原来提高了。

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公益和商业结合比较紧密的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概念这几年大家谈论较多，虽然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没有太多地参与讨论，但是实际我们有一个社会企业项目已经运营好多年了，就是小额信贷项目。从规模上讲，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算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企业，已经运作了18年了。这个项目由基金会投资，通过企业运营的方法，可持续地解决贫困农户的基本金融服务问题。

《中国慈善家》：关于社会企业，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能否做大，或者究竟能做多大？

刘文奎：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们的小额信贷项目，从2000年开始，到2008年都是摸索模式，到2008年这个模式一旦成熟之后，发展就很快，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服务23万农户，去年的放款量达到28个亿，覆盖到140个贫困县的规模。

前几天，1月初，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资产证券化的项目，把我们的小额信贷资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很商业化的方式，但是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得以把市场上的商业资源拿过来，对接到我们的平台上为贫困人群服务。我觉得这种方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也在创新“玩法”。

刘文奎：对。通过这种创新的机制，把社会的资本跟我们的扶贫目标结合起来，让农民拿到了原来拿不到的资源。原来我们能拿到的是捐赠资源，基金会一年筹3到5个亿，在行业里已经算是较大的规模了。可是资产证券化一次就筹到5个亿。这5个亿我们拿来用于给农民贷款，帮助农民发展，将来到期后按照约定还给投资人。正是因为这个项目是社会企业的方法，我们可以与市场机制接轨，可以筹得比原来捐赠要多得多的资金。

《中国慈善家》：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复制？

刘文奎：我们现在的放款量是28个亿，资产有十几个亿，将来这十几个亿都可以拿到资本市场去做成产品，融资之后，再放给农户，规模就大了。原来我们只有28个亿可以用，现在再融10个亿，就变成38个亿了。只用我们原来的纯捐赠的方式很难实现这种增长的速度。

据说英国有社会企业交易所，社会企业都能上市，向资本市场融资，说明社会企业的价值是可衡量的。我想中国将来资本市场可能也会允许社会企业进去，它也可以盈利，只是盈利后，在最后的分配环节上，不全是私人投资者受益，有一部分收益是回馈社会的。

《中国慈善家》：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此类创新是否存在一定的风险？

刘文奎：你说得对，风险一定会存在。之所以叫创新，就是超越原来的思维框架，甚至可能超出法律的边限。比如我们做小额信贷，人家说你们到底是银行还是小贷公司。我们说既不是银行，也不是小贷公司。他们说你们是合法的吗？我说如果从有没有牌照来讲，我们没有牌照，但是我们也不是非法的，因为国务院扶贫办及国家相关部门都给了批文。那么问题来了，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批文，那么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去试？可能会有一些时间段，既没有批文，也没有牌照，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做对扶贫有好处，我们可能就去试了，当然我们要跟有关部门做非常充裕的沟通。从规则上看，可能是不合规的，但是到实地一看做的那些事，对这个社会是好的，对贫困农户是好的，对扶贫工作也是好的，你就能得到理解和信任，获得支持。任何创新都要面对风险，要是不想面对任何风险，就永远不可能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