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顿

著名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历经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纪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少年革命派：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是常州人，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常州虽然是小地方，但是中学生周有光几乎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老师引导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一人拿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

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两所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是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家里供不起。周有光三姐的同事朱毓君让她妈妈拿一个皮箱的嫁妆去当了两百多块钱给周有光，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虽好，但周有光只读了两年，因为遇到了“五卅惨案”，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因学校反对学生游行，便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周有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是周有光本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

张允和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

周有光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像陈毅和我的关系就很好。”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张允和被定性为“大老虎”，但这事最后后果并不严重，但对张允和是一个提醒，后来她就放弃了工作，专心做家庭妇女，在后面更激烈的运动中，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冲击。

做爱因斯坦的陪聊

在岳父的资助下，周有光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抗战爆发，周有光转移到了重庆，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

周有光在重庆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每月都要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量国家大事，周有光作为经济学家，每次都要参加。之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

周有光在农本局的领导何廉，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战胜利后，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启发了周有光：“人的差异在业余。”通過业余时间的学习，一个人完全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门人才。

业余时间成就语言学家

周有光就是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文字学家的。他和语言学的缘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他原名周耀平）。在纽约，和周有光来往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另外一个贵人是他的常州老乡赵元任。赵制订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点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而且博采众家之长。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也受邀参加。吴玉章、胡愈之（分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留他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弃经济学，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了。

周有光的贡献，在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订，他担任拼音方案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周有光还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1979年，国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比如鲁迅的名字，在世界上有二十多种拼法，对外国人造成了很大困扰，需要统一拼法。这个会开了三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百岁网民

如果以一个人的退休来开始计算晚年的话，周有光的晚年从85岁才开始。退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90岁到100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百岁之后，又出版《朝闻道集》。

晚年的周有光，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1988年4月，日本某公司送给他一部中西文电子打印机，周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互联网时代，周有光成为了网民。他在网上读各种有趣的文章，而他作为一个网友也日渐出名。100岁后，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不过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帮忙。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彻底走出了语言学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状态，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同时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经历，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去年，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版新书《平生六记》，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挥笔写就：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10岁的前辈给一个95岁的后辈的寄语，诙谐的背后，有一代知识人的坚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有光，一生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