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2015-03-16汪海权
书画艺术 2014年6期
关键词:书法
汪海权
认识魏启后先生的书法,我是基于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 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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