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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阅读的状况与全民阅读的意义*

2015-03-16聂震宁

现代出版 2015年1期
关键词:国民全民读书

◎ 聂震宁

(聂震宁,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

近年来,“全民阅读”渐成热门话题,受到政府和社会广泛重视。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出现“全民阅读”一词,十八大《报告》首次部署“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阅读活动。基于上述情状,个人认为,有必要对国民阅读的状况进行宏观梳理,同时发掘全民阅读的重大意义,以期促力全民阅读活动稳健、持续、高效开展,进而提升国民综合素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力文化强国建设。

一、我国国民阅读状况概览

自1999年以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迄今已进行过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陆续发布了有关国民阅读率抽样调查情况的年度报告,我国国民阅读状况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随之而来最强烈的评价为:“中国人不爱读书”,这似乎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说法。

依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所发布的国民阅读相关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国民阅读率逐年持续下降,如1998年18岁以上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60.4%,此后逐年下降,至2006年首次跌破50%,为48.7%①,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成年人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成年国民阅读率在2008年总算止住了下滑趋势,尽管当年同比虽然只增长了0.1%。在人均读书量方面,2013年全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电子书2.48本,期刊5.51期及报纸70.85期。2013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较之于2012年略有增长,如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同比提高了0.38本,已属难得。

毋庸置疑,中国的国民阅读状况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明显差距。如《韩国国民阅读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韩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除漫画、杂志以外的一般图书阅读量)为10.8册。此外,《国际出版蓝皮书2008》中相关文章援引国外文献对一些国家国民图书阅读状况介绍,法国阅读调查显示,2005年法国成年国民平均每人每年读书8.4本。另据日本《每日新闻》第60次读者舆论调查情况资料,2006年日本人成年国民年均读书8.4册。

自从国民阅读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之后,国内外有些人士对中国人阅读状况不时发出负面信息。如一位名叫孟莎美的在华印度工程师曾发表《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一文,其网络转发率颇高。该文作者讲述了他在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国际旅途中,看到中国旅客大多捧着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在看电影、玩游戏,很少有人读书,许多德国旅客却在读书或在电脑上工作。无独有偶,前两年,留学北京大学的日本青年学生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中也发表了相似的观感:在中国,通常一本书的价格还不如一杯星巴克咖啡,中国人宁可喝咖啡也舍不得花钱买一本书;不管经济怎么发展,中国人不爱读书,都是可以小瞧的。

以上两则事例,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足以为训。事实上,社会舆论对“中国人不爱读书”的说法虽有反应,但远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似乎还能安之若素。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是媒体上经常能见到的一句话,但并没有由此唤起全社会的紧迫感。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届全国人大、政协大会召开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地就全民阅读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既让社会各界关注到当前国民阅读的落后状况,更希冀借此不断增强全国各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紧迫感,激发广大读者积极阅读的自觉性。其间,笔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提出和参与提出多项提案,如2007年,我们31位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关于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这是全国政协多年来第一次有较多委员就全民阅读问题联名提出的提案,引起了广泛重视。2013年,我们115位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关于制定实施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提案》。该提案发出多项倡议:一是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二是设立国家全民阅读节,三是为全民阅读立法,四是制定全民阅读规划,五是建立国家阅读基金。提案由于汇集了几年来关于开展全民阅读的各方面的意见,参与的委员很多,因而受到许多媒体追捧。

以为全民阅读立法为例。此举实质是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全民阅读的权益。一些发达国家就此制定过相关法规,譬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2002年),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年),韩国的《读书振兴法》(1994年)、《读书文化振兴法》(2009年),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年),等等。此外,英国为“阅读起跑线”项目设立“图书信托基金会”,德国建立“促进阅读基金会”,都属于国家通过立法或制定专项政策来保障、推动、支持国民阅读的开展。再者,我国曾经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制定过《全民健身条例》,同样也应当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前者为了强壮国民体魄,后者为了丰富国民精神,两者同等重要。令人颇感振奋的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连续两年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经过广泛调研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起草了征求意见稿。此外,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全民阅读地方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已正式实施。

二、国民阅读中我国学生阅读状况及分析

论及国民阅读状况,需要特别对其中的学生阅读生态进行关注和分析。国民阅读状况不好,往往归因于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而要改善国民阅读状况,必须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阅读习惯特别需要从娃娃抓起。

从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六次国民阅读状况调查开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对我国17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状况进行专项调查,其中分别对0~8周岁、9~13周岁、14~17周岁未成年人群展开调查,总体而言,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大致保持在80%左右。从调查得出的数据来看,未成年人整体阅读状况优于成年人,但作为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群体,其阅读仍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9~13岁年龄段,图书阅读率年度之间存在较大起伏,并在个别年度跌破90%(如2008年至2013年,其图书阅读率分别为93.50%、89.40%、92.10%、93.50%、96.50%、93.50%)。教育界、阅读界专家普遍认为:这一年龄段是养成个人阅读习惯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处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竟有10%左右的学生一年里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这是教育界应当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

未成年人阅读率不高,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的问题,也有中小学教育改革还未能真正到位的问题。倡导素质教育多年,但应试教育至今还处于主要地位,学生几乎没有多少课余时间来进行阅读,阅读课普遍未能列入课程设置。至于中小学语文课上的那种阅读理解,有阅读学的内涵,但过于僵硬,而为了应试需设置标准答案,又必然破坏阅读本身应有的生动性和鲜活感,像这样的阅读教学不仅难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相反,很可能使得很多孩子视阅读为畏途。

据了解,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在阅读条件、阅读结构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我国的图书馆建设投入不足是国民图书阅读量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84个,大约平均每45万人才拥有一座图书馆,这与国际标准平均每1.5公里半径内,平均每2万人设置一所图书馆相距甚远。美国、英国、加拿大大约每1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同比德国是6600人,奥地利为4000人,瑞士为3000人。2010年,我国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为0.46册,这与国际标准的人均2册也有相当差距。

与此同时,中小学的图书馆建设情况也令人忧虑。据2008年统计,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44.4177万所,建有图书馆的学校为23.4825万所,只达到52.87%,全国小学共有36.6200万所,建有图书馆的只有17.7015万所,仅占48.34%,中学共有7.7977万所,建有图书馆的5.7810万所,也只达到74.14%。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有些区重点中学也没有图书馆,其理由可以说是设施不足,但根本上还是对学生阅读不够重视。

再者,中小学生在阅读结构方面存在着失衡问题。如2008年4月,某省会城市某区教育局针对学生阅读状况在各小学作了一次抽样调查,接受调查的小学生基本上能保证每天有1.5~2小时的阅读时间,但是阅读的结构不尽合理。在最喜欢和经常阅读的书籍种类多选题中,68%的小学生选择动漫类图书,在一年级、二年级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5%,只有20%~30%的学生选择文学作品,27%的学生选择科普类作品。漫画书的阅读兴趣应当主要在幼儿园阶段得到满足,其在小学阶段大行其道折射出儿童阅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查显示,孩子阅读首先追求的是有趣、好玩以及新鲜、刺激的阅读感受,对于知识和文字表达的兴趣则较为次要。但随着年龄增长,如果孩子一直停留在简单、直观的图画阅读阶段,他们的思维能力将很难提高。

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北美三大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之一理查德·安德鲁曾到中国考察,他在关于分享阅读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孩子缺乏大量的阅读,中国缺乏能够提供儿童大量阅读的环境,中国儿童的阅读量主要源自课文、教材。所以,一年级中国儿童每年的阅读量大概是4900字,不到美国儿童阅读量的1/6。②另有调查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儿童在6~9个月时就开始阅读,而中国儿童普遍要到2~3岁才开始阅读。我国儿童的阅读学习水平,明显“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国大学生的阅读状况同样令人堪忧。美国的大学要求大学生平均每周的阅读量不能低于500页,我国大学普遍并没有类似规定。除了“不读”外,我国大学生“读什么”也成问题。曾有专家在武汉、上海两地高校作过有关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网络小说《步步惊心》《美女图》高居武汉很多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前列;2010~2011年度复旦大学图书馆单册借阅排行榜上,文学类图书中借阅最多的是东野圭吾的《宿命》等推理悬疑小说;上海交通大学的某单月单册排行前三名则分别是《明朝那些事儿》《大唐双龙传》和《苍龙转生》等网络读物。③一项通过对大学生“床头书”种类的网络调查发现:现在大学生看的书除了专业课本外,只剩下外语、电脑、经济类书籍以及如何面试、如何社交等方面图书,不少大学生一心想着如何成功,极少思考应当怎样掌握人类各种先进知识和思想,阅读的功利性倾向明显。针对我国当前在校学生(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阅读状况,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显然应当更加重视对在校学生价值取向、思想情趣方面的引导,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智识活动。

三、正确认识阅读传统与全民阅读的意义

中华民族本是诗书礼仪之邦,重视读书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周朝,国家就设有图书馆,当时称“藏室”,收藏三皇五帝之书和各地志书,名闻古今中外的古代哲学家老子就是看守藏室的史官。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特别是孔子办学、编书的事迹尤其说明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的阅读实践。

人们每每谈到阅读,往往立刻会想到个人的学习和修养。古往今来,我们民族关于好学、勤学、劝读、苦读的名言俯拾皆是,最为深入人心的还是那些关于“读书改变命运”一类的名言,譬如“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等等。周恩来青年时代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位中国有志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阅读目的的高蹈价值决定了读者将付出艰辛努力。于是就有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类劝读诗,以及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一类勤学苦读故事,这些故事称得上启人心智、鼓舞精神。至于作研究的专业人士,更是对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借论宋词来谈读书、作学问的“三境界”说有真切同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既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又有不懈追求的境界升华。诚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并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也不都要“望尽天涯路”,不少人是作为道德传承而读书,有道是“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更有不少人为个人修养而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还有的只是以读书为人生乐趣和良好的生活方式,为读书而读书,譬如“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

由此可见,上述关于阅读的目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学以致用,一类是学以修为;前者强调实际效用,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取的动力,后者注重审美愉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两类阅读的目的建构了我们民族阅读的主要传统。其实,从阅读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两大传统并非泾渭分明,阅读可以同时具有传递知识信息、交流思想的作用和愉悦精神、抒发情怀的意趣。在先秦春秋 “轴心时代”,那时的社会阅读、教育就同时体现了阅读的两大传统。孔子在教育上的“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和学术上的“六艺之学”(《诗》《书》《礼》《乐》《易》《春秋》),非常显然是实用与修养功能并存。“六艺之学”被中国现代教育家马一浮先生认为是中华民族至高的文化内容。直到汉代独尊儒术,官员进阶需要对儒术有所研读,这时候功利性阅读才逐渐浮动于朝野。到了隋朝开创科举考试,为官场人才选拔设计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的制度,学以致用阅读、专业性阅读、功利性阅读、应试性阅读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学习赶考成了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尽管其间也有居于科举“官学”“私学”之外的书院教育,主张以德为先、格物致知,阅读、讨论、研究思想社会、道德人伦,以修齐治平为主,但学以修为的阅读传统始终未能成为大多数学子读书学习的主流。直到当代,应试教育仍然是其最终归宿。素质教育常常通过应试教育来实现,所谓标准化答案足以让各种学习内容被固化在应试教育的超稳定性框架里。此外,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过分地强调功利实效、精英目标。功利性阅读的教育目的,加上相对呆板的阅读教育方法设计,势将落入标准化、规范化的窠臼,应试与成功就变成了阅读者、受教育者的唯一任务,他们是否在学习、考试的同时达到修身的目的,通常不在考量范围,因而许多时候这种阅读几乎与精神、与灵魂无关。

可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受到空前重视,仅有精英教育、精英阅读、专业性教育、功利性阅读,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功利性阅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很重要的是要实现精神层面的全面发育和发展。一名中青年专业人员,倘若囿于专业性学习,埋头于功利化阅读,难免会导致那些与专业、课题、研究、评职称无关的人文思想性的阅读受到冷落、抑制甚至摈弃,最终导致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等文化理性的缺失,落入工具理性的藩篱。

“全民阅读”的倡导,正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全民阅读”的概念早在1972年就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出“走向阅读社会——八十年代的目标”,1995年,4月23日被确定为“世界图书及保护版权日”(通常简称为“世界读书日”)。我国相应地于1997年提出了以全民阅读为基础的“知识工程”,新世纪以来,更是直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但是,我们一直对“全民阅读”的意义理解存在偏差,最典型的就是经常用“读书改变命运”来号召大众读书,用成功人士的读书实例来鼓舞大众读书,这并不符合全民阅读的主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读书日宣言中提出:“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这应当是全民阅读活动的内涵所在。

事实上,倡导全民阅读最本质的意义在于要让更多的人读到书,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是改善人们精神生活状态,静水流深、深水流缓的过程。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阅读的功利主义,学以致用、学以修为应当是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的。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不仅要看国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更要看全民阅读的状况。犹太民族正因为一直都是高度重视青少年阅读习惯的培养,他们在精英人才的培养上也令人叹服。有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从1901年到2001年全世界共有680位诺贝尔奖得主,仅占世界人口0.3%的犹太人有152位获奖,占总获奖人数的22.35%。从2001年以后,又有17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在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中,人口仅有710万的以色列就有10人获此殊荣。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犹太人占多数的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达到平均每4500人就拥有一座图书馆,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也遥遥领先,达到60多本。阅读奠定了犹太人脱颖而出的基础。犹太民族成功的例证还告诉我们,阅读是提升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教育事业来说,阅读是成功培养人才的重要路径;阅读不只是课外兴趣的事情,阅读是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只有把学以致用和学以修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只有在全民阅读的基础上,才可能通过阅读提升全民族、全社会的整体素质,才可能不断提高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四、全面、准确理解数字化阅读

数字出版对全民阅读正在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化阅读渐成潮流,其最初的普及主要通过上网实现,现在则已经实现多元化,衍生出微信、微博、电子书、网络出版、移动阅读、电子书包等形式。网民早先上网,往往东游西逛,浏览街谈巷议、八卦新闻居多,议论层次不高,也难见让人记忆深刻的文章。可微信就不一样,一些公众号发布的东西,不亚于一张报纸的精华部分,“罗辑思维”“为你读诗”“澎湃新闻”等微信公众号,均有一定代表性,其能量和影响不容小觑。

数字化出版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覆盖相当广大的人群。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⑤等资料显示,腾讯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经从2014年第1季度的3.96亿上升到了第2季度的4.38亿,这个数字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往上增长。手机出版(移动式阅读)方兴未艾。截至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27亿,较2013年年底增加2699万人,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首次超越80.9%的传统PC上网比例。这些数字出版形式,因为自由度极大扩展,个人化强烈凸显,便捷性空前提升,检索及时,对读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使得移动阅读愈加方便起来。在时间被肢解得相当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移动阅读可以使得碎片化的时间得到比较好的利用。有人指责移动阅读所读都是碎片化内容,但反向观之,移动阅读使得碎片化的时间得到较好地利用,何乐不为?《论语》《诗经》也是“碎片”,在路上读读又何妨呢?

不可否认,在数字化时代,传统阅读提倡的整体性、深刻性、严肃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坚守阅读的整体性、深刻性、严肃性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既要欣然接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革命的正能量,也要坚守正确的传统阅读价值观,国民素质的提升应当有一定的经典作品阅读打底子。孔子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读经典是取法其上的事情,多读经典,可以使得我们打好思想文化的底子。底子打好打牢,以后无论什么新兴技术的阅读玩意儿,我们都能从容应付。

内容提供者应当承认并尊重亿万受众乐于碎片化阅读的权利,还要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多优美、感人的“碎片”,让他们在低头的瞬间,能读到更多更好的精彩图文,更多更好的雅致短章,这也是出版业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情况是,传统出版具有较高水准的内容编辑能力,但较少涉足数字出版业务,从事数字出版业务的媒体却缺少相应的编辑力量,这就使得数字阅读的内容质量一直处在较低层次,这是对亿万数字读者不负责任的。

当前,许多传统媒体都在谋划数字化转型,争取在这一轮媒介融合中实现一体发展。数字化传播将成为未来社会传播的主流。数字化阅读无疑将成为主要的阅读形式。如何在媒介融合条件下安排好全民阅读的数字化阅读,这是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有关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处理的一件大事。

五、建构新时代的阅读文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是竹简帛书阅读时代,其阅读文化偏简约、思辨而自由率性。自东汉以降至隋唐,阅读载体进入空前轻便价廉的纸质时代,但传播尚处于人工抄本时期,装帧技术多为卷轴,故而那个时代的阅读文化是从简约向泛漫、从精粹向丰富、从论辩向学术转变发展的过程。宋明一代,我国出版业蓬勃发展,雕版印刷术普及乃至毕昇活字印刷术发明,官刻、私刻、坊刻遍及大江南北,浙版、蜀版、建版图书热销,书院文化居高临下影响世风,这个时代的阅读文化是市场化传播盛行,雅俗品味杂陈,学派专著纷呈。清末民初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也都是我国阅读文化颇具特色的时期,都有许多值得分析总结的内容。

我们正处于全民阅读、多元化阅读、媒介融合的新阅读时代。之所以说是新阅读时代,最直接的理由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转型时代的阅读文化必然面临着变化和重建。阅读从来就不是小事。阅读既事关个人修身齐家,更事关社会风尚、民族精神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时代的变迁,阅读文化自身会相应、自发地发生变化,但作为阅读文化的建设,人们也有一个自觉、自为地趋利避害作出理性选择的责任。阅读的命运应当由阅读主体自己主宰。

所谓阅读文化建设,主要涉及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价值、阅读的方式、阅读的选择、阅读的环境、阅读的条件等。其中,核心是阅读的价值问题。面对全民阅读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应致力提高全民阅读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把开卷有益和开卷有趣结合起来。宽松的阅读环境、科学的阅读指导和有趣的阅读内容,都是全民阅读中培养读者阅读兴趣不可缺少的要求。

对于数字阅读,有些人大为“点赞”,认为该模式帮助人们实现舆论自由、信息畅通、思想解放,千万不要就此打压甚至消弭。其实这是两件事情:一为现代媒介传播的社会价值问题,无疑正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另一即作为国民阅读和个人的学习成长的阅读问题。学习应是广博和专精的结合,但如果一个人全都耽于碎片化、动态化、闹腾化、漫无边际化的阅读,他能成长为怎样的人才呢?这就需要在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到处都在肢解我们整体阅读的当下提醒人们,除了这些好玩的阅读之外,还需要读一些深刻、完整、专门一点的内容。晚清重臣、大儒曾国藩强调“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曾氏的经验之谈恐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到,可是其中的道理仍值得记取。

媒介正在谋求融合,阅读不要各执一端。良好的阅读状态应当趋利避害,有所坚守,有所扬弃,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好新阅读时代的阅读文化。概言之,新阅读时代的阅读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新阅读时代,全民阅读要提倡开卷有益和开卷有趣相结合,注重品味和价值的提升,立足于国民素质的提升。新阅读时代,数字阅读需要加强内容生产环节的质量,建立起以诚信为基础、内容为主体的作品评价体系,网络技术提供商、移动技术运营商有责任为建立网络阅读环境和移动阅读环境的秩序尽到自己的责任。新阅读时代,仍要呼唤知识广博、专业精深的阅读,呼唤学以致用和学以修为结合的阅读,呼唤锐意创新的阅读,呼唤通过良好的阅读,成长起一代又一代创新性人才。

改善国民阅读状况,实现全民阅读的新局面,有赖于正确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法规推动,有赖于有识之士积极而科学的倡导,有赖于社会风气的养成,有赖于对青少年阅读习惯的养成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最终还是有赖于每一位国民自身的努力,因为,阅读最终还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注释:

① 我国国民阅读状况相关统计数据资料,详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历年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下同。

② 杨咏梅.为什么孩子偏偏喜欢读这些?[N].中国教育报,2006-6-15.

③ 郦亮.《步步惊心》成大学生最爱,浅阅读盛行引发忧虑[N].青年报,2012-2-7.

④ 崔炳建.亲子共阅读,两代同成长[N].2013-5-14.

⑤ 相关报告详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网站:http://www.cnni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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