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佟光霁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户兼业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对农户兼业的定义及分类略有差异，但大都倾向于认为农户兼业经营是指农户既经营农业又经营非农产业，且农户收入由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所构成的经营行为。具有这样经营行为的农户为兼业农户。按照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又把兼业农户分为第一类兼业农户(简称“一兼农户”)和第二类兼业农户(简称“二兼农户”)。农户总体中兼业农户的数量占大部分并处于上升趋势的现象就称为农户兼业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学者研究农户兼业化问题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各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对农户兼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笔者根据不同时期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将农户兼业化的研究做简单的回顾与述评，从纵向的时间顺序和横向的内容发展两个方向交叉分析，既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各时间段的研究重点，又能体现某一问题的发展历程，以便对冗杂的文献进行梳理与贯通。

1 我国农户兼业化经营研究的发展阶段

1．1 20世纪80、90年代的初步理论探讨阶段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逐渐有了经营自主权，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解放，并逐渐转向非农产业，兼业经营现象出现。1980年代末学者开始注意到我国农户兼业经营现象，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主要探讨我国农户兼业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如韩俊［1］认为我国农户兼业化将只是一种过渡模式，并不是长远的目标模式;陆一香［2］认为农户兼业化阻碍了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冯海发［3］则认为农户兼业化与农业专业化并不相悖，我国农业应走农户兼业化道路。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引起了更多对农户兼业化的关注，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我国农户兼业化的讨论内容开始丰富。部分学者通过比较发达国家的农户兼业经营经验，得出对我国农户兼业发展的启示及对农户兼业经营的正确认识。郭德明等［4］、金茂霞等［5］、傅晨［6］等探讨了日本农户兼业化的经验及利弊，指出日本的兼业化经营对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促进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然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容忽视。超小规模的耕地阻碍了农业现代技术的充分利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造成农业经营规模的固化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缺失。对于我国来说应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周民德［7］通过分析德国农户兼业的利与弊，指出我国应根据国情，肯定这一农户类型，并需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高强［8］通过比较美、日的农户兼业化发展特点，指出农户兼业化是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结果，并指出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农户兼业化道路的选择不同，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也不同。

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影响。其中一些学者分析了农户兼业化经营的优势，认为农户兼业化经营是我国农户在现行政策和体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不仅增加了农户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区的发展，而且在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稳定社会安定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9－10］。而另一些学者则论述了农户兼业化经营的弊端，认为农户兼业经营降低了农地的复种指数，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造成土地生产率低于专业农户的生产率;资源分散型的农户兼业经营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和机械化的推广;农户长期兼业经营，劳动力超负荷运转，效率低下，抑制了非农产业的充分发展等［11－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者开始了初步的实证研究，但为数较少且研究的内容多是宏观比较。董召荣等［14］通过对天长市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可能影响农户类型选择分化的农户内在因素，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是较早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影响因素选择的文献。高强［15］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的数据结果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3大地带农户兼业的不同形态及由此产生的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杨学成等［16］通过对山东省343个农户的调查，比较了不同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村经济结构及水平的不同影响，并比较了兼业户与纯农户的经济差异。

总体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学者对农户兼业化经营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并在90年代后期出现了少量的实证研究。从讨论内容上来看，学者已经认识到农户兼业经营在我国已是普遍现象，并将长期存在，矫正了少许学者的消极态度，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单个学者的研究并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农户兼业经营的利弊、发展趋势及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但综合来看，在农户兼业经营刚刚起步的阶段，学者们的初步理论探讨已为后来的研究引领了正确的方向，为当时空白的理论基础填补了丰富的内容。

1．2 21世纪初的深入理论探讨与初步实证研究阶段 进入21世纪，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户兼业化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农户兼业化的产生机理、后果、未来发展道路、解决矛盾的方法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就农户兼业化与专业化的矛盾，学者提出了促进农户兼业化向农业专业化转化的途径，如李苏［17］认为可以发展一兼农户，并尽量加速二兼农户向非农业户的转化，同时应给予配套政策措施;林海［18］提出在转化的初级阶段可实行兼业化中的专业化，在转化的高级阶段实行专业化中的兼业化。这个时期的探讨较20世纪80、90年代对于单一讨论应该发展兼业化还是专业化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助其转化。

关于农户兼业化的国际经验借鉴，21世纪初学者们将视角从之前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上转移到侧重研究这些经验对我国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启示。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户兼业化经营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解决。从国际上农户兼业化的发展道路来看，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并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而是要走出适合我国的资源适度集中型农户兼业化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政策上支持这一类型农户的存在，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促进二兼农户尽快离农，同时实行宽松的劳动力转移政策，以使二兼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达到最小［19－25］。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户兼业化问题的运行机制，都指出兼业是农户考虑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利益、家庭内部有效分工后形成的均衡状态，是农户的理性选择［26－27］。从动态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经营状态会由纯农户向一兼农户转变，一兼农户会向二兼农户转变。当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后，二兼农户会转向纯非农户，并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且这个转化过程是不可逆的［28－29］。关于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学者的认识较之前更加细化且全面。由于农户兼业化分散了农户的资金与人力投入，且仍不放弃农业，因而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不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生产，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政府应该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创造有利条件，提高农地有效流转的速度，并积极推动二兼农户尽快离农［30－33］。

随着对农户兼业问题理解的加深，部分学者开始用实证的方法更真实确切地解释农户兼业化的产生机理、发展规律及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具体影响等问题。伴随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户中较为年轻的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兼业农户的比例呈增加趋势。随着兼业化程度的增加，兼业收入对农户总收入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并且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由兼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也越强［34－35］。兼业经营除了可以增加农户收入以外，对农村的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兼业行为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和闲置资金，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与管理技术，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局面［36］。当农业资源较多地被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占用时，兼业农户的存在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明显影响，而当二兼农户的比例过大时，其潜在影响就不容忽视，比如不利于对农业生产的追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实现，不利于水土保持等［37－41］。

21世纪初为农户兼业化问题由理论探讨向实证研究过渡的时期。理论探讨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为深刻且具体，学者对农户兼业问题的理性认识已趋向成熟。理论探讨的突破使对农户兼业行为的产生机理及相关影响的认识更加全面，同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并指出未来政策改革需注意的倾斜方向。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崭露头角，部分学者根据兼业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实地调研资料对农户兼业行为进行分析，旨在发掘农户兼业行为的演变规律和产生的具体影响。虽然这一阶段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涵盖范围有限而且分析趋于表面化，但研究角度的突破使农户兼业问题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并为接下来的大量实证分析起到了示范作用。

1．3 2008年以来的深入实证研究阶段 2008年以后，关于农户兼业化的实证研究开始深化，学者们都试图通过客观事实来解释农户兼业化的产生机理、影响因素和产生后果等。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以前单纯的数据比较转向多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具逻辑性和说服力。从研究范围来看，由以前多研究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兼业情况逐步扩展到研究全国范围的农户兼业行为，还有学者着重研究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兼业程度不高的地区的农户兼业情况，对于了解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

从研究角度来看，对农户兼业问题的研究分为2个方向，一是宏观地研究农户兼业行为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二个是微观地研究农户内部各因素对农户兼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具体来看，在宏观角度的研究中，周英［42］指出人地矛盾尖锐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导致了农户兼业化，并指出农户兼业经营将是未来长时间的主流;扶玉枝等［43］从经济学角度指出农户的兼业经营是理性的，是投入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曲线变动的结果;王平等［44］认为农户兼业的影响因素有区位因素、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农户的农业经营方式;而张晓莉等［45］则认为影响农户兼业的因素有户主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句芳等［46］对兼业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户均劳动力数量、年龄、受教育年限、负担儿童数和机械化程度;梁义成等［47］提出农户非农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因素、自然因素、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农户兼业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者的实证样本不同，视角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在微观角度的研究中，陈浩等［48］从农户人力资本角度研究其对农户兼业行为及离农的影响，得出家庭平均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小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对于提高农户兼业水平、促进农户离农具有积极意义;他也从非农职业因素角度分析了其对兼业结构的影响，指出非农职业的层次和风险对于农户兼业行为的演变及离农具有显著影响［49］;陆文聪等［50］从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差异角度分析了兼业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周波等［51］分析了包括农业生产特征、家庭特征、农业政策等因素在内的农业内部因素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指出农户的非农就业与农业内部的收益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这些从微观因素角度分析对农户兼业的影响研究，使农户兼业化的相关分析更加细化，对最终全面了解各因素对农户兼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引导作用。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来研究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农地利用的影响。由于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农户非农就业比例的逐渐提高，农村的土地流转并没有随之加快，而是兼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引发了学者对农户兼业化背景下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大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农户的兼业行为降低了农户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意愿，如果没有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促进农户尽快离农，兼业的比例仍会稳定增加，农村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农户兼业经营现象将在未来长时间内存在［52－5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之间会发生土地流转，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会转入土地，而二兼农户和非农户会转出土地［54－55］;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影响耕地流转方式和流转意愿的因素，包括兼业程度、地权期待、户主个人特征、耕地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等［56－58］。

关于农户兼业行为对土地利用的影响，部分学者从兼业可能引起配置效应、兼业效应和投资效应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关于兼业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并引起配置效应这个方面，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农户兼业引起的兼业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分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李明艳等［59］认为兼业效应会因由于兼业带来的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会被雇佣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所替代而消失，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而罗芳等［60］则认为兼业效应会降低农业产出与土地利用率，由非农就业增加带来的收入也不会引起对农业生产的追加投资，即不会发生明显的投资效应。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农户兼业行为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同学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农户兼业会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对农业的物质投入与劳动投入，兼业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程度越低、土地经营规模越小［61］;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较低水平的农户兼业化会促进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水平，提高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只有当兼业程度过高时才会降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即土地利用效率在总体上是一兼农户高于纯农户，纯农户高于二兼农户［62－65］。

总体来看，2008年以后学术界关于农户兼业化的研究基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关注相关问题的视角也越来越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也开始细化。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不同学者会得出具有差异甚至相反的结论，并不能说明孰是孰非，只是各学者选择的调查样本不同，各样本地区所处于的兼业程度不同、经济与政策环境不同，其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会不同。由此看来，对于某个区域的样本研究并不能反映全国范围的农户兼业化情况，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把不同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兼业化阶段，对各代表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方能体现我国农户兼业化的总体水平。当然，目前的这些实证研究已为接下来的工作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2 农户兼业化受时间序列影响较小的相关问题研究

2．1 农户兼业经营的产生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农户兼业经营现象以来，各阶段的学者都会探讨农户兼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其研究结果的差异并不大，笔者在此将各学者零碎的原因分析进行归纳与整理。总体来看，农户兼业经营是由以下3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1．1 农户因素。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农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可以进行家庭投资、择业等的自由决策;其次，农户是能够将家庭内部各要素进行高效配置的理性经济人，使家庭内部从事的产业由于家庭成员的文化、年龄、性别等差异表现出多样性，同时农户希望获得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了兼业经营的产生;再次，农民整体具备的文化技能水平偏低，很难在非农行业获得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工作，只能通过家庭内部分工来抵御从事非农行业的风险;最后，传统思想的束缚削弱了农民离开农业的勇气，大量农民遵循“安全第一”和“生计第一”原则，有“恋地情结”，即使离农的外部环境成熟，还会有部分农民不愿离开农业。

2．1．2 农业因素。首先，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均分性质的小规模土地及大量的农业人口最终造成的人地矛盾尖锐，是农户兼业经营的基础;其次，农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不统一，农业劳动力存在季节性剩余，这些劳力和时间为农户兼业经营提供了可能;最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转变，农业机械化的逐渐普及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过程简单化，从而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家庭的次要劳动力也可以完成农业生产过程，形成了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外出从事非农产业、次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兼业经营模式。

2．1．3 社会因素。首先，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工农产业间比较利益的巨大差异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加之农民的薪酬期望较低，雇主更愿雇佣外来务工人员，为农民兼业提供了就业空间;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农户把农业作为抵御非农就业风险的保险机制，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阻碍了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民转移到城市生活缺少保障，且在城市生存和生活的成本比在农村生活时高很多，农户转移出农村的代价太大;再次，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农地产权缺失，同时土地被农民赋予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农民对土地的未来价格预期较高，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不强烈，农地不能得到有效流转，阻碍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及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离农的步伐;最后，近些年来国家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和政策倾向，更加使得农民不愿放弃农业。

2．2 促进兼业经营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兼业经营在我国已成为普遍现象，并将长期存在。较低水平的兼业经营并不会阻碍农业的生产，反而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需要合理控制兼业，给予有效的政策引导，促进兼业经营健康地发展。学者在各研究中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将其整理成以下几个方面。

2．2．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在深化土地确权力度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途径:①对土地流转补偿的思路由短期内的“经济补偿”逐渐转变成长期的“能力补偿”;②用农户的耕地置换城市中的住房和社会保障;③构建土地使用权的股份制，以土地入股到农村合作社等经济组织;④制定土地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土地保险制度;⑤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构建“土地银行”;⑥针对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流转机制。

2．2．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包括就业保障、户籍改革、农村养老、医疗、教育、工伤、最低生活保障、生育保险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尽量构建公平的就业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弱化土地承载的社会功能，使得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能够尽快离农。

2．2．3 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一要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给予兼业农户进入非农产业的资金支持;二要建立农村劳动力信息库，完善就业信息机制，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并建立就业指导中介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2．2．4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给予他们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与产出率，保证粮食安全;对于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的二兼农户和非农户，要对他们实行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就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能力和层次。

2．2．5 推动农业产业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改善农村的网络、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发展特色农业，提升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构建农村合作社等农业经济组织，培育专业农户，使农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进行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2．2．6 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资金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降低农户兼业的成本;尝试城市“工业下移”，转移到小城镇或农村地区，带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3 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对农户兼业经营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同时期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20世纪80、90年代学者通过理论探讨，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户兼业经验，讨论了我国农户兼业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对农户兼业行为做了简单的利弊分析;21世纪初是农户兼业经营理论探讨向实证研究过渡的时期，深入剖析了农户兼业化的产生机理、演变过程和对农业农村的影响等;2008年以来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农户兼业的影响因素和对土地流转、农地利用的影响。从这个发展规律来看，在未来几年，在国家的农业政策和经济环境没有太大变动的前提下，农户兼业经营研究的重点将继续保持在实证研究上，同时调研的范围将会扩大，问题的切入点将更加细化。希望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能够弥补现阶段数据范围较小、缺少面板数据等缺陷，并以动态的视角来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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