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新35年，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也就是由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智慧驱动的增长，并实现包容型增长。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启动一个新的时代。

“既然是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就不要太强调GDP的增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7.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除去非正常年份的最低值，但是新增就业却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新增就业岗位超过i000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如何看待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常态，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新常态要靠智慧驱动

“新常态”的概念是在对前35年和未来新的35年发展常态进行了总结对比得出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新35年（2014-2049年）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的前35年（1978-2013年），中国经济属于高增长阶段，经济平均增速为9.8%，现在降至7.5%左右，由原先的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高增速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也就是由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智慧驱动的增长，并实现包容型增长。

旧的理念认为，GDP破八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影响民生，导致社会不稳定。在旧常态时期，比如“十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8.8%，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930万。

2014年上半年前9个月经济增速是7.4%，新增就业人数为1082万人，这就说明，前9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目标。这样，我们就看到新常态的一个新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结构优化了，就业增加了，民生改善了。

还有，过去35年里，工业化带来了制造业占比持续上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长期趋势。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上述趋势发生了逆转，从2012年经济减速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其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等都呈现明显上升势头。

同时，在经济旧常态情况下，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宏观研发强度）很难完成目标，因为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75%，企业不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国家很难提高宏观研发强度。然而，当经济进入新常态情况下，实现这个指标变得更加容易了。

比如十一五规划期间，宏观研发强度的目标是2%，但实际只完成了1.75%。然而，这个比例在2012年达到了1.98%，2013年这个比例再进一步上升2.08个百分点。其中广东达到了2.3%，武汉为2.74%，深圳宏观研发强度超过了4%。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韩国和以色列这个比例达到4%以上。

在新时期、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正在出现与过去35年很不同的趋势线。

有信心保持经济软着陆

既然是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就不要太强调GDP的增速。

但是从新常态的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结构调整了，城乡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城乡和区域差距在持续缩小，支撑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动力越来越平衡了，实际上是体现出转方式调结构初见成效。国家在部署2015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适应新常态，将转方式和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这次部署2015年经济工作在2014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三个词是特别关键的。即在强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候，“经济韧性大、潜力足、回旋空间大”。这说明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我们还是有信心保持经济的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

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些判断和政策建议很准确把握住当前经济运行特点和应对之策。因此，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

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内外形势不一样，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点也就不同。

2009年，因为要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名义是稳健，实际上是相当宽松的。从信贷规模，地方债的规模和当年GDP增速上，都有所表现。现在不得不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

现在再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大背景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撤出，加上市场对2015年形成的加息预期，导致美元升值，资本开始回流美国。这种情况下，套汇套利动机带来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增量开始减少。外汇占款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属于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减少，乘上货币乘数，这反映出经济流动性就会减少。这实际上呈现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如果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没有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做。因此，需要采取对冲措施，才能够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健。

近期央行实施降息，不是意味着货币政策变得偏松。正是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撤出和2015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增加，会改变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会改变中国外汇占款增长的趋势，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采取降息等等政策，进而增加一定的流动性，这才算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那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

投资热点开始转化

要适合经济新常态，就不能只强调速度和投资规模。

经济旧常态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并且是严重过剩。也就是说，过去10年多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了，旧常态的结束，意味着将进入新常态。

从消费升级的角度上讲，过去10多年（2000-2011年），百姓的消费升级表现在买房子、买车、买手机，现在转变为买好房子、好汽车、好手机，也就是买高品质商品和现代性服务。

所以新常态的投资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投资了，从高资本系数的投资，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转变为低资本系数的投资，如对科技、知识、健康、信息、文化、养老消费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的领域都是新的，比如新能源、新生态、新创意产业，即新兴的产业体系等。

这反映出旧常态的投资热点开始转化，投资方式也在变化，因此投资速度下来了，但是投资质量也发生变化。要不怎么会带动多样性就业、多样性消费、多样性服务业发展呢？

所以在新常态下，要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新型投资，目前在方向和领域等都有变化。过去是GDP论英雄，现在应该以新能源、新生态、新科技、新材料和新业态等来论英雄。年轻人不对GDP感兴趣，而是更多关心新业态的发展。

积极的进口政策是对过去的纠偏

现在中国老百姓有钱了，也愿意花钱了，愿意在全世界买高品质的生活日用品，并不只是奢侈品。

在这种情况下，新常态应该要适应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升级，适应新一轮的消费浪潮，因此原先鼓励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的政策环境，需要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扩大内需将扩大进口，为世界带来新的商机。

现在要保持出口和进口的平衡，这需要在汇率、利率、税率、价格、货币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更加平衡。因此现在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积极的出口政策的一个纠偏。因为希望进口更多的设备、进口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人才，来满足居民消费多样性。现在中国商店，满足不了居民这样的消费多样性，就会关门。

从1993年以来的“双顺差”局面正在结束，未来可能出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甚至可能出现逆差的局面。资本走出去（0DI）可能会大于资本引进来（FDI），证券投资也可能保持逆差，现在一般贸易是逆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只有加工贸易是顺差。而2013年，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速是10.1%，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速是0.3%，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经从55%下降到32%。今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差额可能出现平衡或逆差，这就涉及到今后能否有无能力为逆差融资的问题，这就涉及到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信心问题。

（本刊记者郭霞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