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日沁夫，蒙古族作家。成长于科尔沁左翼中旗、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腹地。曾在国内十几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小说集《坐在阳光下入梦》。

激动、兴奋、紧张，总之，1979年春节，于我来说该是很幸福的春节。

腊月，我顶替二舅参加了村里的秧歌队，不仅成了全村年纪最小的队员，也成了每天都能挣到工分的人。在此之前，我已熟练掌握了踩高跷的技巧，不仅能从地上捡起手绢，还能作出各种难度较高的动作。

彼时，国家的空气已大显清明，自然在乡村的秧歌队里也渐有曾是“封资修”的东西悄然登场。除固定的程式，有了“西游”中的师徒四人，有了才子佳人的行头和装束，有“跑旱船”等等传统东西。“这又兴了？”老辈子们豁着嘴惊呼，如回到了若干年前。

我至今对秧歌队中打头的记忆犹新。人们叫他们“大打头的”。说来口气和做活计中打头的同等重要，语气中充满尊敬。他们不仅相貌堂堂，腰板挺直，而且在队伍中确实起着不小的作用。队伍的各种造型，连同各种复杂的队列、组合，皆由他们组织完成。那时的秧歌队多为三行纵列，原因稍后自明。

經过近一周的练习，傍年根，开始发放服装，进入了时下所谓的带妆彩排阶段。村上早有明白人到市里买回各类行头，与往年的各式服装包在几面旗子里，村干部令保管从库房取出，逐一登记后，分发众人。人们互相展示着，一脸欢喜。记得我分得的是二八少女的头饰和服装，着装后，娉娉婷婷，倒和年龄极为近似。

现在忆及三行纵列的原因，仍与形势大有关联。

一位头扎白羊肚毛巾，着时下所谓的唐装也就是带扣袢的棉袄，一位着通身的劳动布，头戴一顶鸭舌帽，令人艳羡的是脖子上扎条雪白的毛巾。第三位一身戎装，抱一把木头冲锋枪，此三人即所谓的工农兵，是经典的模式。

农民手中一把铁丝编制的弯镰刀，工人手中提一柄道具锤子，扭至兴奋处，高举起手，红绸包裹的镰刀、斧头是一神圣造型，众人皆抬头仰视，一脸神圣。一身戎装那位紧握手中木枪，目光直视前方，充满正气。至此，锣鼓家什砸出一片骤响，立马把人们的精气神提得十足。余下的人则花花绿绿，扭出各种仪态，吸引人们目光。

我装扮的是一个二八少女，胭脂涂上两腮。红纸抹艳双唇，本应是矜持、娇羞的角儿，无端屡遭着黑衣的“猪八戒”的调戏。渐入佳境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便和他推来躲去，惹众人大笑。

常看见同龄的伙伴，袖着双手追赶着看秧歌，对我也一脸敬重。我便满身生出得意，如时下讨到了掌声的二人转演员，扭得更起劲儿、更欢实。

世纪初，我和一位大学教写作的教授成了忘年交，他曾是我家乡一个有名的“右派”，谈及乡间这段往事，别有一番感慨。

那是一段他最不愿言说的经历。他觉得最低贱的人是抬鼓的，当时没有工具，所到之处，鼓需由二人抬着以方便打鼓人干活。一般村里抬鼓的营生大多属于哑巴的，没有哑巴，便自然轮到“地富反坏右”。嘈杂声的刺激倒在其次，七尺男儿的尊严当下被掠去四尺。好人记八个工分也不干这个，越怕孩子们看到，他们不懂越追着看，那时候，那心思……

忆及此，老者双目竟又潮湿，我内心亦有某种东西沉沉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