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名峰（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571158）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资”（天资）与“学”（后天学习产生的功力）的研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古圣先贤们对此作出的各种见解与阐述对于后世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书法研究领域，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相关的描述与思考，认识到天资与功力在人的完善和发展中同等重要的作用，逐渐形成和提出了关于书法才能的发展需要将先天资质与后天学习有效结合的“资学兼融”思想，这种思想散见于历代书法理论文献中。以下从三个方面举例分析。

一、关于天资重要性的阐述

1.东晋卫铄《笔阵图》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昔秦丞相斯所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闇于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此段文字以李斯和蔡邕研习书法的事例，提出“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的观点，指出天资聪颖对于书法学习的关键性作用。这与钟繇称“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也”，以及传王羲之言“书者，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魏晋人士的书法观念。这段文字亦可以被看做书法理论中最早的关于强调天资作用的论述。

2.清代钱泳《书学》

钱泳在《书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书法的好坏与书法的古今没有必然的联系：惟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强调天资是决定书法好坏的根本因素，将天资的作用放在第一位。

二、关于功力重要性的阐述

1.三国钟繇《书苑精华》

吾精思三十余载，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他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之。若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这段文字传为三国时期大书法家钟繇对自己精勤学习钻研书法的情形和心得的描述，为后人真实展现了“楷书鼻祖”对书法的高度热情、艰辛努力和痴迷，充分说明高超书艺离不开深厚的功力。

2.唐代李世民《论书》、孙过庭《书谱》、徐浩《论书》

唐代是书法的“立法”时期，在技法表现上讲究严格的法度，在当时书法理论中极为强调、颂扬和提倡勤学苦练的精神和行为。如：帝王书家李世民在他的《论书》中强调了功夫对于“艺业”学习的重要性：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优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他认为书法本非紧急重要事务，但时常留心于此而胜过虚度时日，大凡技艺学业须下功夫学习方有所得，问题在于“心力懈怠，不能专精”。

书论大家孙过庭在《书谱》里对于持之以恒专习精思的重要性多有专门论述，如：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认为学习是获得强大能力的必要条件，明确肯定了“学”与“能”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又如：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他自言十五岁就开始悉心体味“钟张”所传精美书法墨迹，汲取学习“羲献”父子树立的书法规范，这种思虑专注的状态一直坚持了二十四年。虽仍不具“羲献”那样入木三分的技术，但从未间断过临池苦练的意志。徐浩在所著《论书》中说：

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能著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以张芝习“池水尽墨”而成“草圣”、智永学书四旬不下楼终能著名为例，阐明书法非一朝一夕而能达尽善尽美的道理。

3.宋代苏轼《题二王书》、黄庭坚《山谷题跋》

宋代书论中亦极为强调后天勤奋刻苦在书法学习中的重大作用。如：北宋大书法家苏轼在《题二王书》中谈到：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他提出，如果书者下了“笔成冢，墨成池”和“笔秃千管，墨磨万铤”这样的功夫，最终就算是不如王羲之也能接近王献之，不如张芝也能比得上索靖了，强调了长期勤学苦练对于获得成就的作用是极大的。同时期的大书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所写“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指出前人刻苦学书的事例根本不是妄传，应虚心接受。

4.明代谢缙《春雨杂述》

谢缙在《春雨杂述》中集中阐述了学书过程中勤学苦练的具体方法和具体事例。他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功夫。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钟丞相入抱犊山十年，木石尽黑。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唐太宗皇帝简板马上字，夜半起把烛学《兰亭记》。大字须藏间架，古人以水箒濡水，学书于砌，或书于几，几石皆陷。提出学习书法应在口传心授、临古人墨迹的基础上得到“捏破管”、“书破纸”的功夫，以张芝、钟繇、赵孟頫、康里巎巎、唐太宗以及古人水箒学间架的具体事例，极言“工夫精熟，久乃自然”的道理。

三、关于“资学兼融”思想的阐述

1.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

书法理论家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分析了天资和努力学习在书法研习中的重大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应将两者高度结合起来。他说：书法甚难。有得力于天资，有得力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他认为，书法学习是很艰难的。有的人学书法得益于天资高，有的得益于努力学习。如果天资高又加上努力学习，就没有不达到精微深奥而出神入化的。这是对于“资学兼融”思想及其作用的专门阐释，寓意深刻，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

2.明代项穆《书法雅言》

书论大家项穆对于注重“资学兼融”的思想的阐述更为深刻。如书之法则，点画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异。犹同源分派，共树殊者，何哉？资分高下，学别浅深。资学兼长，神融笔畅，苟非交善，讵得从心？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枪截曳之权度弗熟也。所以资贵聪颖，学尚浩渊。资过乎学，每失癫狂；学过乎资，犹存规矩。资不可少，学乃居先。在这里他从书法审美的角度，结合风格、神韵和格调、气息的分析，具体而全面地剖析了天资和勤学的独立作用和相互作用，深刻阐释了两者在书法学习中不可偏废、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为后世此方面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3.清代宋曹《书法约言》、朱履贞《书学》、杨守敬《学书迩言》

宋曹《书法约言》：予弱冠知书，留心越四纪。枕畔与行麓中，尝置诸帖，时时摹仿，倍加思忆，寒暑不移，风雨无间。虽穷愁患难，莫不与诸帖俱。复尝慨汉、晋以逮有唐，诸先正已远，无从起而质问，间有所会，或亦茫然。所谓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许。回顾自己从少时起学书的艰苦历程，提出学书需要功力、智慧和技巧的高度结合。

朱履贞在《书学》概要里系统而详细地集中阐述了学书须具备“气质”“天资”“得法”“临摹”“用功”和“识鉴”六个方面的要素：书有六要：一气质。人禀天地之气，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贵贱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资。有生而能之，有学而不成，故笔姿挺秀秾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在造就不易。三得法。学书先究执笔，张长史传颜鲁公十二笔法…… 四临摹。学书须求古帖墨迹，橅摹研究，悉得其用笔之意，则字有师承，工夫易进。五用功。古人以书法称者，不特气质、天资、得法、临摹而已，而功夫之深，更非后人所及……六识鉴。学书先立志向，详审古今书法，是非灼然，方有进步。六要具备，方能成家。偏废其中一种都会影响整体成就，因为，若气质薄，则体格不大，学力有限；天资劣，则为学艰，而入门不易；法不得，则虚积岁月，用功徒然；工夫浅，则笔画荒疏，终难成就；临摹少，则字无师承，体势粗恶；识鉴短，则徘徊今古，胸无成见。只有“六要”皆备，方能达到“通神”境界，“资学兼融”思想在这里实际上获得了更为深入而全面的理论发展。

杨守敬《学书迩言》中强调除刻苦训练之外，天分、人品和学识也是达到书法高阁的必要条件，指出古代大书家无不兼具这些条件。他说：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弊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也，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

综上所述，历代书论大家对于“资”“学”与 “资学兼融”思想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的，它们的提出和阐释经过了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资学兼融”思想在书论史上是在分别侧重于前两者的重要性之后提出来的，并非最早提出；另一方面，这些宝贵的思想和相关理论研究体系在提出后被不断地发扬光大，相关分析研究更加深入而全面，从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种种阐释使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后世书法创作和教育教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理论资料，具有不可的忽视的学术价值。